彼得堡的白夜寒冷而又漫长。静静地坐在炉火边，听父母以一口流利的英语或法语大声朗读一个又一个异国故事，或是狄更斯的流浪汉的艰辛与奇迹，或是简·奥斯丁小姐关于英格兰乡间的庄园生活绘声绘色的描绘，或是大仲马笔下的骑士关于爱情与决斗的浪漫故事，对于一位俄国贵族的公子来说，诚然是一种乐趣。这是果戈理在《死魂灵》里描绘过的俄罗斯贵族的生活，宁静、温馨而又死气沉沉，甚至不无一丝严冬的狞厉，生活就像一段被无故抛到路边的木头，等待着的只是慢慢地腐烂。
纳博科夫的童年与少年时代便有这种纯属沙皇时代俄罗斯贵族公子的乐趣，这很好地培养了纳博科夫对于世界文学的兴趣，博学的纳博科夫承认，“在彼得堡度过的十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五年时间里，我所读过的英文、俄文、法文的小说及诗歌肯定比我一生中任何一个其他五年当中都读得多”。然而，这是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橱窗外，大革命的风暴正在彼得堡的上空徘徊。白俄、贵族公子哥、立宪自由派、前苏联的死敌，这些评价，对于成了美籍小说家的纳博科夫，都中肯。只不过，我以为评价这位作家的时候，一个更中肯的形象则是“彼得堡寒冷而又漫长的白夜”，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调与写作方式，缓慢、安静却不时带些固执的“偏见”。这本被誉为具有优美的散文风格的《文学讲稿》，或许是比较典型的纳博科夫式的作品。
在众多关于纳博科夫作品的评论中，有一种意见我认为是最中肯的，“反俄罗斯小说传统的小说家”。纳博科夫的小说带有浓重的“非道德、非社会”倾向，这些意见，在阅读了《洛丽塔》之后，似乎已无须赘述。所谓俄罗斯小说传统，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开始，便蕴涵浓重的社会化、道德化倾向。而纳博科夫的看法则与其生长其中的强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背道而驰。在《文学讲稿》的开篇，纳博科夫就强调，优秀小说家必须具备三重身份：一、讲故事的人——他提供娱乐，“是那种最简单不过的精神兴奋，是感情上介入的兴致以及不受时空限制的神游”。二、教育家——“不一定只能得到道德教育，也可以求到直接知识、简单的事实”。三、魔术师——这才是领略其天才的神妙魅力之处，表面故事只是为训诫与施展魔力而设置的娱乐陷阱。讨论狄更斯的一章中，纳博科夫明言，“面对文学作品，去研究它的社会学效应，或政治上产生的影响，这种方法主要是应某些人而生的，也不得不如此。这些人因性情或所受教育的关系，对货真价实的文学之美麻木不仁，感受不到任何震动，从未尝到过肩胛骨之间宣泄心曲的酥麻滋味”。
在纳博科夫看来，简·奥斯丁小姐、狄更斯、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等人就是这些施展“魔法”的“魔术师”。
“我从来不认为作家的职业是改良他的国家的道德，和站在街头演戏台的高度指出高尚的理想，以及靠匆匆写就二流作品来提供第一级的帮助。作家的说教很危险，和印刷拙劣的低级浪漫传奇差不多，而那些被评论家称为力作的，一般不过是一堆胡编乱造的陈词滥调，或是拥挤不堪的海滩上一座沙制的城堡，没有什么比看到它泥淖的壕沟在度假人离散而去，在冰冷、静如鼠的海浪小口小口吞食孤寂的沙滩时毁坏消失更令人悲哀的了”，这类看法与判断，在本书中不胜枚举。不错，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纳博科夫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欧洲文学大师课”上的发言，这是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流行于欧美的“新批评”暗合的文学趣味，冷漠化、反趣味、反道德化，不过，在我看来，更主要的是，这是一位来自“彼得堡寒冷而又漫长的白夜”中的白俄作家的“反俄罗斯小说传统”的言论。
1991年，《文学讲稿》曾由三联书店出版，印量仅为一千册。对于久闻《文学讲稿》大名而不得睹其真颜的读者来说，对这本书应该是期待已久。不过，对于一名性情急躁并希望早日见到水落石出的读者来说，阅读《文学讲稿》并非一件快意的事情，甚至会对纳博科夫的名声大失所望。毕竟，大多数的读者并非生活在“彼得堡寒冷而又漫长的白夜”中，能有足够的耐心去听一名性情缓慢的文学教师复述一个又一个进展缓慢的文学史上的老生常谈，并且带着自己的“偏见”慢慢告诉你如何去阅读一本本经典小说。当然，《文学讲稿》自然有她的忠诚读者，是属于真正的文学爱好者，能沉醉进语言的畅快与甜蜜之中，无论是对纳博科夫的“偏见”还是“真知灼见”，都见猎心喜，或能激发起一番与前人的辩论。纳博科夫是一名严谨至极的作者，在表述自己的观点与意见之时，运思选材，遣词造句，都尽可能地使其能稳妥地支撑其观点。与这样的作者对话，或许更是文学上的缘分。不过，更主要的，或许还是纳博科夫在“彼得堡寒冷而又漫长的白夜”中的那些“偏见”。
第一部分史景迁的“历史侦察学”
史景迁的“历史侦察学”
对历史进行“火力”侦察，他在乱坟岗里扒出了一段人生
□书评人庄秋水
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上大学期间，曾辍学加入英国皇家军队服役，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因钟情于古中国文明，毕业后在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在耶鲁他转益多师，跟随美国当代汉学的巨擘费正清教授学到了不少东西。史景迁是幸运的，他的导师在教他汉学以及中国文化时也让他领略了中国的人文精神以及中国文化的迷人的魅力，培育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和挚情。从老师莱特教授夫妇那儿，他了解到了在教科书上远读不到的中国——那不仅是神秘的、雾霭重重的中国，也是悲怆的、灾难深重的中国。
他今天是美国汉学界中大师级的人物，和孔飞力、魏斐德一道被称为费正清之后的“三杰”。其治学领域极为宽广，古今兼治，中西双擅；以治明清思想史和文化史为经，以治西方汉学史为纬，纵横交错，东西兼顾，从而在这宏观的背景上编织出深远的、富史诗般意境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他还是一位十分杰出、流行的作家型学者，力图把古老、枯燥的汉学带入当代社会。他的大量著作，文采斐然，妙笔生花，在西方社会一般层面上极大地拓宽了汉学的视野和影响力，开掘了读者群。汉学这一学科在当代欧美受人注目并日益走俏，史景迁居功至伟。
“历史的一项功用，乃在于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得以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的实际……”
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史景迁教授在《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的前言里写下的这段话，几乎是他的历史著作的主旨和精要。他像一个敏捷的侦探，总是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官方卷帙和飘落在历史风烟里的蛛丝马迹探寻往事真相，并用文学化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让僵化的史料背后的人物从时光隧道中返回，成为活生生的人物。
发生在1728年的曾静谋逆案，以湘西安仁县大路边一个小小学馆里的一次闲聊肇端，无数士子文人的命运因之改变，而一些也许本可以老死户牖的小人物也懵懵懂懂被卷入这弥天大案之中，此案最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和一个不起眼的乡村教书先生之间的“对话”——当然不可能是平等的对话。阅读曾静案的整个侦察过程，我们很容易联想起2003年某个非典源的追查过程。史景迁确信：某次和来自省城的陌生人的谈天，某次和邻人的唠嗑，某次途中的被流放边陲的犯人们之间的闲聊，甚至是添油加醋欺瞒吹牛的大话，都在若干年后被掌握着巨大资源和人力的官吏们，从久逝的往事和深埋的记忆里拽了出来。
1729年7月27日，雍正皇帝发出了一系列谕旨，和谋反的士子曾静展开了一场亘古未有的讨论。《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里的雍正不是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励精图治为天下苍生谋幸福，也不是《李卫当官》里和兄弟们比勇斗智心系祖宗基业，这个雍正简直就是不良少年管教所的所长。他立志要让被异端邪说蒙了心的不良老年曾静翻然悔悟，深刻地自我批评，“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谋逆犯转变为一个诚心归向的合作者”。为了让曾静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让曾静学习朱批奏折并写下读后感。皇上和大逆之徒的书面对话，形成了一本《大义觉迷录》的书刊行天下，以求“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后来被他儿子乾隆全部收回销毁。
史景迁的历史侦察，让雍正从历代无数帝王中脱颖而出，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很难用政治手段或权谋一言以概之。
他这种讲故事的历史写作，正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所谓历史，就是发生在过去特定时间的故事。大部分历史著作不是在许多事件中找出一个共通的模式，就是要给事件套上一个模式。他一定要假设他知道为什么这些历史上的人会做出这些事，即使他只是“如实”叙述所发生过的事件，也总不免要指出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行为的动机。而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则是西方典型的非虚构写作，它用一种更具想像力的方法，对历史进行侦察，它允许作者把自己融入到时间当中；也允许作者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在史景迁的内心深处，他最真切地抵达了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小小私塾。
这是我在现在风行的历史写作中看不到的真诚。一些写作者习惯于用现时观念去勒索历史上的人事，或者用一些自创的词汇去套用历史事件。当然并非不可用，但正如史景迁所言，万事万物有许多不可思议之处。历史如此，现实如此。
历史写作也如此。
几十年前，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对民族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往往诚惶诚恐讳莫如深，恨不得一下子抹掉记忆，好像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那时候，历史是包袱，是负债。一不小心，就要为之人格破产，斯文扫地。三十年河东，如今证明历史不仅不可怕，还很有趣，还是生金蛋的营养鸡。
从黄仁宇的“大历史”纵横天下，到如今皇帝们的幽灵飘荡在大小荧屏上正说反说，消费历史好比消费电器，品种丰富任君选择。但在我看来，市面上无数“死者的倒影”都不及史景迁的一双磨损的软底红鞋耀眼。
如果说《皇帝与秀才》一书构建了一个寒儒社会——读书人一生陷入科考之网，一旦无法及第，便被定格为失败者，于是他们期冀在思想和知识上达到与达官显宦们的平等，那么另一本小书《王氏之死》则构建了十七世纪中国一个边缘小县的日常社会。
史景迁通过三个渠道进入郯城和郯城历史的悲痛。一是1673年编写的《郯城县志》，一是曾任郯城县令的学者黄立鸿的官箴和回忆录，一是郯城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