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叫她们在听朝时不要讲话。这倒正合我的意思，因为这样我可以细听太后和大臣们的谈话了。退朝后，太后命将中饭开在山顶上的排云殿内。太后愿意走，我们只得跟着她。要到达山顶必须走过二百七十二级阶梯，还要爬过一段崎岖的山路。对于爬山，太后毫不感到困难，看着两个小太监分别扶着太后的左右臂登山，实在有趣得很。太后全神贯注地爬山，一句话都不说。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太后自己是个善于跑路的人，看到我们这样觉得很好笑。太后好胜心极强，无论在游戏上，或是在体力上，看到人家不如她，她总觉得很高兴。不过若恭维得不恰当，反而惹她发怒。所以即使恭维她也得非常小心。
排云殿是一所美丽的宫殿。前面有一个广场，像庭院一般，满栽着松柏和夹竹桃。树下有一张瓷桌，几个瓷凳。太后坐在她的黄缎凳上，静静地饮茶。这天虽然是晴天，并有着和暖的阳光，可是风极大，太后稍坐了一会儿，说风太大了要进去。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轻轻地对皇后说：
“我正恐怕大风会把我的首饰吹下来呢。”
太监送午膳来，在桌上排好。皇后向我们做了个手势，叫我们跟着，于是我们就跟着她走到后廊。宫中的窗都开得很低。沿着窗，凸出在廊下的是一排长凳似的东西，约有一英尺宽，我们坐在那上面——这里除了太后的椅子外，是没有第二只椅子的。皇后问我是否看出太后似乎有心事，我说大概太后是在想早晨庆王所提起的私见的事。皇后说我猜对了，又问我：
“你可曾听到什么关于私见的事情？大概定在什么时候？”我说太后还没有答复。
这时候，太后已经吃好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我们吃，她走到我母亲面前说：
“我真不懂康格夫人为什么要求私见，大概她要对我说什么话。我希望能预先知道那是什么话，也可以准备一下该怎么回答。”我母亲说也许康格夫人那里有什么人要想见太后。
“不会的。”太后说，“凡是要见我的人，都有一张名单开上来的，正式的朝见我倒不大放在心上，我就不愿意私见。你们知道，我最不愿意让人家来问我许多问题，外国人固然也很好，有他们自己的规矩，可是在礼法上讲起来，他们总不如我们，我也许很保守，因为我尊重我们的习惯。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不愿意看见人家来变更它。我们中国人自小就受礼仪之教。你们把中国旧礼教和外国的新的比比看。大家似乎喜欢新的，所谓新的就是指基督教，他们是主张把祖宗牌位都要烧掉的。我知道我们这里有许多人家被外国传教士弄得家破人亡，这些传教士，专门勾引青年人去信他们的宗教。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对于康格夫人要求私见，我感到不安，就因为我们是礼仪之邦，不好意思当面拒绝人家的任何要求。可是外国人不能体会这一点。现在我就预备这样：无论他们要求我什么，我就干脆对他们说：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必须和大臣们商量一下。我虽然是中国的太后，也得遵守法律。老实说，我最喜欢伊集院夫人。她总是那么文雅，从来不问那些愚笨的问题。到底日本人和我们相像。去年，你们还没有进宫，康格夫人带着一个女教士来要求我在宫中设立一所女学堂。我不愿意当面拒绝她们，就说让我慢慢考虑。你们想想看，宫中办起学校来，这不是笑话吗？就算办起来了，叫我哪里去找这些女学生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已很好了。我不愿意叫皇亲国戚的子弟到宫中来读书。”
太后说到这里，大笑起来，其余的人也都笑起来。
“我知道你们一定要笑的。”太后说，“康格夫人是个好人，美国和中国交情也不差，尤其是光绪庚子年美国人在宫中的行为我很感激。不过总不能叫我相信他们的宗教。李莲英说外国教士有一种药，给中国人吃了，中国人就会自愿信他们的教。于是他们再假意叫中国人仔细想想，说他们是不愿意强迫人家违反自己意思而信教的。教士还要拐走中国的小孩，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做药。”我告诉她这是有人造谣，我曾碰到许多教士，他们心肠都很慈悲，愿意做各种事情来帮助受苦的中国人。我又告诉她，他们怎样救济孤儿——给他们住所、衣服、食物。有时候这些教士到内地去，看到有些盲童和残废的孩子被他们的父母所弃，就领他们回来抚养他们成长，这种情形我已看到不少了。我又告诉她，他们怎样办学堂，怎样帮助穷人。
《清宫二年记》 第三部分太后和康格夫人（2）
“当然我是相信你的话的，”太后笑道，“不过这些教士，为什么不在自己国家帮着自己的百姓呢？”我知道我不便多辩。但是我要让太后知道，这些教士在中国曾遭到了怎样的毒手，在一八九二年六月，有两个教士在汉口附近的武穴被杀，教堂也被暴徒焚毁。那时候我父亲负责办理这件案子，经历了种种困难，才捉到三个凶手，照中国的法律，判决他们在站笼里站死，官府里还拿出了抚恤金给死者的家属，才算了事。一八九三年，宜昌附近的天主教堂被毁，暴徒说他们看到许多中国盲童在教堂里，他们都是被教士们挖去了眼睛，而关在教堂里做苦工的。宜昌的知府也相信这些话，于是我父亲提议把盲童带到衙门里来，当面问问他们是不是这样。知府是个极刁猾的人，并且是个极端的反洋派。他把这些盲童召来先给他们好好地吃一顿，然后叫他们说教士的确挖他们的眼睛。可是第二天这些孩子被带到衙门里的时候，都说教士待他们非常好，给他们住好的房子，还给他们食物和衣服。他们的眼睛在信天主教之前就是瞎了的。他们又说知府教他们说谎，让他们说教士挖了他们的眼睛，可是他们不愿意。他们要求再送他们回教堂的学校里去，他们在那里非常快活。太后说：
“他们帮助中国人解除困难，这一点是好的，就像我们如来佛，他还挖了自己的肉去喂饥饿的鸟呢。不过他们要是不劝中国人信他们的教，让我们信自己的教，这样我就赞成了。你知道义和团是怎么起来的吗？这就要怪中国的洋教徒了，他们待义和团里这批人非常苛刻，自然义和团就要报仇了。不过没有知识的人就有这种缺点，他们总是做得太过火，并且想趁此机会发发财，于是在京里到处放火抢劫，不管是谁的屋子，只要他们能抢到钱，就要放火烧，中国的洋教徒是最坏的人。他们在乡里横行不法，搜刮穷苦的乡下人。教士还要袒护他们，为的是自己可以沾些光，中国的洋教徒若犯了法被带到衙门里，他们跪都不肯跪下，不肯守中国法律，还要对长官无礼。这些教士就完全听了犯人的话，替他们辩护，不管他们是对是错，一定要放了他们才罢休。你还记得从前你父亲所定的有教案时对待教士的法则吗？我知道平民中有不少信了洋教——也许有些是因为有特别的困苦，但我不相信中国的上等人也会信洋教。”太后说到这里，向周围看看，轻轻地说：“康有为想叫皇帝入教，我活着一天，他们就休想。我也承认在有些地方，像海陆军和机器，是外国的比我们强，要说到文明程度，我们中国就是第一等。我知道有许多人说朝廷和义和团是串通的，其实并不是。我们一知道乱事发生马上派兵镇压，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那时候决心不离开宫。我已经是一个老妇人了，死活早不放在心上，但是端王和澜公劝我马上走。他们还要叫我假扮了别人出去，我大怒，坚决拒绝了他们。后来我回到宫里，有人告诉我外面传说我出走的时候，穿了宫中一个老仆的衣服，坐了一辆破骡车，而那老仆却穿了我的衣服，坐在我的轿子里。我不知道这些故事是谁编出来的。自然人家一听就会相信，并且很快就会传到外国去的。
“再说到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我是多么苦啊，宫里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跟我走。有些在我还没有决定走的时候，就逃得无影无踪了，有的虽然不走，却不做事情，站在旁边冷眼看着。我下了决心问问有多少人愿意跟我走，我说：
“‘你们愿意同去的就跟我去，不愿意同去的就离开我好了。’出乎我意料之外，来听我说话的人极少，只有十七个太监、两个老妈子和一个宫女，那就是小珠。只有这些人说，不管怎样他们总跟着我。我一共有三千个太监，可是他们都跑了，我要查点都来不及。有些还要当面对我无礼，把我贵重的花瓶跌在石板上打碎了。他们知道我没有时间去责罚他们，因为情况非常紧急，我们马上就要动身了。我大骂，祷告祖宗在天之灵保佑我。每个人都和我一同跪下祷告，和我同走的唯一的亲属就是皇后。有一个近亲平时我待她极好，她要求什么，我总答应她，这次居然也不愿意和我一同出走。我知道她为什么不肯同去，她想一定有外国兵进来把我们一齐捉住杀掉。
“七天以后我派一个太监回北京去看看谁还留在那里，这个近亲就问太监洋兵有没有追我们？我有没有给他们杀掉。不久日本兵占据了她的房子，把她赶出来了。她想她无路可走了，又想我既没有死，她倒又想来跟我了，我不知他们怎么会跑得那样快。有一天我们正住在一所乡下人家的小屋里，她和她的丈夫赶来了，哭着说她如何地想念我，时时刻刻担忧着我是否平安。我不愿意听她的话，老实对她说，我一个字都不相信她。以后她就不再来了。那个时期我们真困苦：早晨太阳没有出来就坐轿子，天黑了就得找个村落歇夜，我相信你听了一定很同情我的，年纪这样大了，还要受这些苦。
“皇帝和皇后都乘骡车。我一路上祷告，求祖宗保佑，皇帝却口都不开。有一天，忽然下起大雨来，几个轿夫逃了，有几匹骡子死了。五个小太监还不识趣，去和县官闹着要这样那样的。县官跪在地上向他们恳求，说一切都照办。我听到了大怒，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自该知足，怎么可以苛求。于是我责罚了那几个太监，他们竟跑了。
“大约费了一个多月光景，我们到了西安。我不能形容那时候的苦楚，一面还担忧着，所以我一连病了三个月。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
《清宫二年记》 第三部分太后和康格夫人（3）
“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我们回到北京，当我看到宫中这一番景况，又是一番伤心。一切都变了！许多名贵的器皿不是被偷了便是被毁了。西苑里的宝物完全被一扫而空。我那天天礼拜的白玉观音也不知被谁砍断了手指。有些外国人还坐在我宝座上照了相。在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充军去的，虽然巡抚衙门里替我们预备好住所，可是那房子又旧又潮湿，对于身体极不相宜。皇帝也生病了。这次事情，若要细细讲来，也不是一时就讲得完的。总之，一切苦我们都尝够了。可是还有那最后一次最厉害的苦头，等我有空的时候再仔细告诉你吧，我要确确实实知道这事情的真相。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康格夫人要求私见的问题上来。我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