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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讲另一种信任结构。当我们生活圈子扩大的时候，当我们走出了血缘和熟人的圈子之后，我们不再能够找到我们所信赖的人保护我们，来和我们交换，和我们合作。我们走到了陌生的圈子里面，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熟人，但是我们还需要合作，还需要交换，社会生活就是建立在社会交换的基础上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我们就只好寻找建立另外一种社会机制，其中之一是货币。当你拿着货币的时候，这地方你谁也不认识，不要紧，你可以靠你的钞票来住店，靠你的钞票来坐船、坐车、坐飞机都没问题。你可以到陌生世界解决你的很多很多问题，绝对没问题，货币可以保佑你走到天涯海角。
我们还要深究，货币是靠着什么一种机制使你相信的？货币不贬值吗？它为什么可以相信？解释货币可以相信的第一支理论是贵金属理论。这是金子，您还不信吗？成色十足的金子，就因为它本身有价值。当然后面的一些理论家，特别是象我前面所说的卢曼，以及其他的一些理论家呢，德国的另外一个古典大社会学家齐美尔之类，都对它（贵金属理论）产生了怀疑。本身有价值就一定（令）别人相信，愿意跟你交换吗？不错，你要拿一个金子，要找人家做交换的话，恐怕多数时候还能实现。但是我换一样（东西），我拿一个钛金属，可能比金子还贵，我去跟人家做交换，人家愿意跟我交换吗？有的人就接受，有的人就不接受。不接受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不认得这东西，它虽然很贵重，别人不认得，别人不认得就不承认，就不信任，就不跟你交换。还有一个是虽然认得，哎哟，这是钛金属，我认得，你给了我了，它倒挺值钱的，我去找谁换去啊。你给了我了，把我的一辆汽车给拿走了，我要再买房子，再给人家，人家接吗？人家不接怎么办啊？你看这问题就来了。
所以说呢，要产生可信任的一个媒介，它自身光有价值行不行啊？自身有价值不一定行。那么现代生活又出现了另一个例证，从反面来推论本身有价值，不是信任的一定根据――纸票出来了。纸票本身有价值吗？纸票本身没价值。印出这张一百块钱纸票来说，自身价值是一张纸，加上印制费不超过二毛钱。所以说，贵金属有时候人家不接受，没有价值的纸票人家接受。这叫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机制，这叫从众，跟随众人。别人都接受票子，你自己为什么不接啊，这东西自身不值钱，这是个纸票，纸票怎么了，你看所有人都接受，你有什么可不接受的，你有什么可不信任的（这就是）从众机制。
第一种信任结构是熟人，知根知底，以过去推现在。第二种机制是以众人来推，这么多人都这样，怕什么呢。诸位你们要去一个不太熟悉的地方，要找一个小餐馆吃饭的时候，一定找人多的地方进去，人少的餐馆别进去。因为那块你不熟悉，该地人熟悉，该地人花钱的时候是认真的，哪个餐馆好，他进去，哪个餐馆不好，他不进去，你跟着从众，吃不了亏。从众是一种信任机制。这是第二种。
我下面讲第三种信任机制，就是专家系统。专家系统跟货币是完全性质不同的东西，有的时候你有钱也不行。比如说呢，你面临这样的事情，你的亲属病了，得了一种大病或者得了一种怪病，你要找一个好大夫去看。找谁看？你说不清楚，你不认识人，你不认识这样的大夫，你认识的人是有限的，你熟人里没这样的资源。那怎么办呢？那你最好是找一个好医院。比如找协和医院，找协和医院里一个大牌医生，教授级大夫，主治医，挂一个14块钱的号，这样你觉得你尽了孝心，这样你觉得你心里就踏实了。如果没看好你都认可，没看好，你认为这病就不太容易看好了，你甚至都可以做这样的一种推断。
我们下面要深究的是，你为什么信任这样的大牌教授，这个大牌教授，我们管他称作专家了，你为什么相信这样一个专家系统，专家系统是通过什么样一种方式使你相信的，使得社会上多了一种信任机制。专家系统，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一种结构，哪三位一体呢？科学、学历、同行评价。首先你相信科学，你如果不相信科学，那么协和医院大夫跟您的缘分就免谈了。大家，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科学，你也学过科学，或者学个半掉子，或者学得不错。那么专家是什么样的人？专家是曾经在一起学习科学的过程当中，学得不错获得了学历的人。这是他的最低限，这是他的门槛。学了这个以后，又在同行评议当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获得了副教授、教授、主治医这样的声誉。为什么要同行评议？为什么不从众搞个选票，大家一起投哪个大夫好。（因为）大家和专家在信息上是不对称的。就象下棋一样，我们这个礼堂里坐的全部人加在一起，下不过马晓春，我们没有资格评论马晓春的这一步棋走得好坏，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同样要面对专家，要面对科学家的时候，我们更没有一丁点的资格去给人家投票。那么怎么办？我们是俗人，我们是科学的外行。所幸人家专家系统不断的评议，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人家评议出结果来，划了三六九等，当他们为我们服务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们贴的标签。这是一种信任机制。
那这样三个系统，人格、专家、货币，应该可以说构成一个三条腿的凳子，它们支撑着我们社会中的全部信任。我们不是说进入现代社会，就可以把人格信任扔掉，扔不掉，我们还是要靠这三种系统。
那么最后，要讲最后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才刚刚开始破这个题，就是“中国的信任危机”。我所以说中国发生了信任危机呢，就是我认为在这三个系统里，我们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简单的勾画一下。
从我们的朱总理上任起，他要做的事，当务之急之一，就是解决三角债。五年来怎么样呢？五年来三角债、多角债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这个社会。大家知道借贷是什么事情，借贷是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在一个时间的断面上，他有钱没处花，他有闲置的资源，而你有一个项目要搞，或者你有生活的一个需求，但是你没钱，这样你们调剂一下，他钱干闲着也是闲着，他把它借给你，你给他一些利息，这样你的需求满足了，你的生产的资金有了，而他的剩余资金可以回收一些利息，就是经过大家的交换、通融，使得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我们的社会当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大面积的借钱不还，这样就怎么样呢，这样就使我们的交流啊、借贷啊、受阻，受阻以后怎么样，受阻以后我们的经济效率就非常的低下。
比如说到我们大学来就读、来学习，家里经济情况不好，上不起学，那么就要有助学贷款。助学贷款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一个社会当中最合适的一笔投资。国家把一部分资金给了最有潜力一批少年英才，那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事情。提高社会文明，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当有了借贷不还这种现象的话，这个社会这种事情不好进行了，不好进行的损失不言而喻。
我们进入第二个领域，专家系统。我说了这是不对称的。你一个学生来了学校，你知道哪个教授行，你要听谁的选修课，你要靠教授系统给你评价出一个声誉来，你去选。你带着家里的病人，找地方看病，你知道哪个医院好，你知道哪个大夫好，你要靠人家给你提供的（评价），协和医院你相信了，教授级大夫你相信了，要靠人家给你评价。假设人家的评价是不真实的，假设那个评价系统都是人际关系相托，都是黑箱操作，都是裙带关系，那么受损失的是什么，受损失的是千百万顾客，是千百万学生，是千百万病人。他们被误导了，因为这个游戏玩的太脏，你们应该给我们提供的是真实的一种标签，让我们很省心，让我们进入这种简化的选择当中，让我们很放心。我们相信你们是专家，但是你们搞的都是什么呀。
再讲最后一个系统，最后一个系统就是人格系统的问题。人格系统的问题呢，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传销。在1998年中国政府取缔传销的时候，我接受媒体采访，媒体问我说传销是怎么一档子，我说就是两个字“杀熟”。就是有一些恶劣的经营者，要想跟生人去宰人家一刀啊，生人警惕性很高啊，人家上不了当，赚不来钱啊，最后就欺骗熟人，人家相信你，你在传销时告诉人家这个东西好买，能赚大钱，你把人家给骗了。你赚了人家的钱，因为人家是你的朋友，是你的亲戚，你利用这种几十年的感情的资源，实际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后来当我深入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传销在西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一种制度，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很健康的销售制度。
为什么在我们这儿搞不了，其原因一个在制度上，人家有一些制度我们不具备，不完备。比如人家有一个制度，就是说七天可以无偿退货，这叫冷静期。为什么退货？免谈，您没资格问我，冷静期这叫。
除了冷静期以外，还有第二个事情，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一个保障，就是除了制度的保障之外，还有一个保障就是道德的保障。中国有句老话叫“谣言止于智者”，我套用这个句式就是“欺骗止于仁者”。假如说你今天把我给骗了，我还不是一个坏人，我觉得很懊丧，但我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者是以你这种把戏再转嫁到别人，生人转不了，我转到一个熟人，不行找我表弟嘛，我转嫁到他头上。我不会玩这个事情，因为我还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假如说我们社会上大多数人有这样一个道德底线的话，那么骗局很快就终止了，骗局没有传染性。那么骗局在我们这里为什么有传染性呢？因为我们道德的底线已经没有了，开始“杀熟”了。
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怎么开始“杀熟”了呢？我们的“杀熟”是从我们的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那个时候在五十年代，我们的政治运动要思想改造，思想改造里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要批评、自我批评，与批评包含在一起，还有一个揭发。那么我就问您了，您批评，您揭发，您能揭发生人吗？您要揭发的统统是您的熟人，以至于我们要求揭发父亲，要求揭发。经过不断动员，最后我们的社会开始开干了，数万年建立起的一种熟人、亲人间的一种亲和，我们把这种亲和撕碎了。
有了这第一步，当你有了很多很多机会的时候，市场经济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给我们提供了赚钱的机会，给我们提供了行善的机会，给我们提供了作恶的机会。你那行善不是非给人家钱，你辛苦劳动做了好多馒头、面包卖给人家，那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