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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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精神- 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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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半个月;八校校长则回校视事。    
    1923年4月,北京国立八校再次爆发欠薪危机,八校教职工代表会同同样被欠薪的教育部部员一起向教育部长索薪。这时,蔡元培已经在当年年初因为对教育总长彭允彝的抗议而先行请辞。在索薪危机爆发后,蔡元培意识到这样的索薪或请辞并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办法。他认为不能把办教育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政治上,尤其是濒临崩溃破产的政府,最根本之计是谋划大学独立的良策。蔡元培自己提出的办法是使国立8校脱离与北京当局的关系,另组董事会,由董事会来筹措资金。在混乱飘摇的政局中求得大学在办学上的完全独立固然理想,但无论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民间经济实力都不足以使这一方案能够落实。不要说完全靠民间筹款不可能,即使蔡元培后来发起的让国家教育经费与军政各费完全分开、独立拨付的提案也无法通过。    
    尽管蔡元培想使大学彻底摆脱对政府的经费依赖的努力并不现实,但我们要看到他的办学实践中很有远见卓识的一点就是,不把办大学最后的宝押在争取政府的经费支持上。作为欲兴办国立大学的政府,当然应该保障大学的办学经费;作为一个大学校长,当然也应该为争取基本的或更充分的办学经费而千方百计去努力。但是,办学经费并不是大学建设最关键的地方所在,它与塑造大学精神之间的关系更是相对外在的。    
    北大1949年前办学经费最困难的有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从1919年到1932年7月政府颁布《整顿教育令》以前,政府应拨给北大的教育经费时常发生拖欠,更不用说是逐年增加了,因为经费短缺时常导致包括校长请辞、教师索薪、学生闹事在内的各种风潮;另一个更为艰苦的时期是从1937年到1945年的西南联大时期。1919年以前,教育经费基本可以勉强维持;而1932年到1937年则是教育经费不仅按时发放而且逐年增加的黄金时期。然而,北大精神的开创时期即蔡元培主校的1917——1923年就大半处于基本教育经费无法得到保证的时期中;而办学经费极为困难、教授生活异常清苦、办学设备简陋之极的西南联大时期则是北大办学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蔡元培和蒋梦麟等人1923年在筹办杭州大学时,曾提出办大学有“三要”:图书仪器要丰富;教授待遇要优厚;学术自由要保障。在这三个要素中,前两条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第三条——只有创造出学术自由的氛围才能缔造出健康的大学之魂。    
     3.大学与学生运动    
    任何一所大学都可能面临如何处理学生运动的难题,而对于社会动荡、国势衰微、政治腐败、风雨如晦的近现代中国来说,学生运动更成风起云涌之势,因此,如何摆平大学自由与学生运动之间的关系,更考验中国大学校长的智慧。蔡元培曾经为学潮而三番请辞。我们考察他对学潮的一般态度和处理方式,可以归纳如下:事前劝阻,事中保护,事后辞职。劝阻是因为他认为学生运动与他所谓大学即研究学问之地的宗旨不合,因此他不支持学生运动。保护,是指他本于对学生的爱护,不仅自己不对学生采取严厉的处分,而且还会尽力组织对被捕学生领袖的营救,并尽可能阻止政府对学生领袖的迫害。辞职,一方面是个人对此完全负责的表示,以保护学生和学校;另一方面则以此继续对学生劝学。不过,蔡元培这三次请辞的内在逻辑并不相同,我们分别作一简单的分析。    
    1918年5月,北大学生因为不满“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的签约而爆发学潮,学生列队到总统府要求废约。事后,蔡元培向政府提出辞呈。这次因为对学生和社会的影响都较小,所以,他的请辞更像是象征性地对学生运动自负责任的表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关于他的请辞有过多种说法,表明了他非常矛盾的心态。就对政府的说法而言,他先是因自己对学生约束无方而请辞,但随后他又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说明他实际上是因为大学无法自治,挂冠而去的。就对学生的说法而言,他一方面是接受了别人的劝说,以自己的先行辞职而换取政府对参与运动的学生的宽大或豁免,另一方面又在7月23日的“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以自己的一贯立场劝诫学生,唤醒国民有一时之唤醒和永久之唤醒的区分,若要求得对国民永久的唤醒,则必须扩充知识,高尚志趣,纯洁品性,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蔡元培语重心长地提醒学生:政洽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重要,进而又会看到还有比此更重要的问题,以此往复于政治问题中,则无法尽萃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以定中国文明前途的百年大计。学生若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蔡元培当然不是不理解学生的爱国之情,但他更担忧的是“动”与“静”的关系失衡。他既担心学生因为“动”(参加政治运动)以致学业被毁,又担心学生因为养成了“动”的习性而主动疏离了学业上的兴趣。在蔡元培改造北大前,学生为升官发财而来求学,这是蔡元培要力图改变的校风;而自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多为政治运动所吸引,这也是蔡元培所深为忧虑的。我在对清末学堂的研究(“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场域的变迁”,载《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中曾经指出:学堂学生的“反体制冲动”实际上是士绅惯习的一种特殊变形,独立的教育场域无法成型,则道统与政统的张力无法重建。五四运动中北大爱国学生的心性当然不能与北大从前抱着做官梦的老爷学生相提并论,但我们无可否认,五四运动所承接和发扬光大的“反体制冲动”与蔡元培将北大塑造为有独立学统的场域的努力是存在着张力的。建立独立而又厚实的学统以从根本上制衡政治,而不为政治一时所牵,这正是蔡元培之所以一贯对学生运动抱持着保守态度的原因所在。    
    1922年10月北大因为经费短缺,要求对学生的讲义进行收费,因而引发了一场校内学生风潮。蔡元培对围攻教师、起哄闹事的学生表现出了罕见的愤怒,他高喊“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蔡元培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子,忽然之间就变成正义之狮了。蔡元培不仅以自己的气势震慑住了闹事的学生,最后还以自己的辞职表示抗议。有人认为蔡元培这是小题大做,而蔡元培则认为收费问题本身事小,而学生此种放弃人格、精神堕坏的表现则是大学精神建设中的大敌,不可不重视。“因为破坏的原因,起于外界的,还容易对付;起于内部的,对付较难。内部破坏的原因,在物质方面的,尚易挽回;若在精神方面,就不可救药了。”如果说蔡元培对学生在校外参与政治运动还抱着同情态度的话,那么,他对学生出于个人利益而闹事则深感痛心疾首。学生常将国民可以革政府的命这个逻辑移到学校来,认为学生是学校的主人,可以革教职员的命,蔡元培用三条理由反驳了这种逻辑。第一,国家是国民所建设,国民不满意本国,难以离去,所以只好拼命想改造国家的方法;而学校不是学生所建设的,学生不满意本校,可以改择他校。第二,政府官员是国民所选,国民中在年龄、资格和能力上超出他们的大有人在,而教职员非学生所选,其能力为大多数学生所不及。第三,国家的岁人靠国民的纳税,而学校经费并不全由学生所出,国民的权利不能简单移用到学生身上。总之,蔡元培认为大学生知识比常人高,更应该有自制的力量,保持冷静的头脑,划清界限,不为一时的冲动所左右。    
    


第三部分 大学精神第21节 后继者

    4.蔡元培的“卡里斯马效应”及其后继者    
    自从蔡元培将研究学理确立为大学的宗旨以来,大学在外部关系上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政府既不时在政治上对大学自治横加干涉,又经常不能提供办学的基本经费;而学生则常常因为政治上的失望和对革命的热望而投身于政治运动中。这其中最严重的因素是政府对大学的政治干预。如前所述,蔡元培对这些因素特别是政治干预问题力图从这样三个途径来加以解决:个人影响力;校内制度建设;国家教育制度建设。在这三个途径中,个人影响力的实际作用最为显著;校内教授冶校制度对校长权力的制衡则是不稳定的;而他想使国家从政治制度上确保大学自治的努力则基本宣告失败。因此,北大在蔡元培治校时期能够保持政府对大学的经济支持与减少政府对大学的政治干预之间的大致平衡,能够保持学生对参与政治运动的热情与对学术研究的倾心之间的大致平衡,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获得实际上的自治,几乎都仰赖于蔡元培个人的影响力,这即是我们所说的蔡元培的“卡里斯马效应”。因此,我们才更明白,蔡元培这位后世所谓的“教育神”为什么屡用辞职来调整大学的外部关系。蔡元培本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效应对于大学自治来说是脆弱的,但是他个人却无力促使这种效应带来制度上的革命。因此,就难免出现人去政息的情况。    
    在蔡元培之后长期主持北大校务的先后有蒋梦麟和胡适两位。他们本来在蔡元培主校时期就是骨干,在谋求大学自治的理念上也是比较接近的。但他们由于不同的个人因素,却无法在较大的程度上推进大学自治。    
    先就蒋梦麟来说。蒋梦麟是深得蔡元培信任的人,他长期辅佐蔡元培治校,在蔡元培名义上主校的后五年就是由他实际主持校务,1931年后又担任北大校长一直到1945年,是北大历史上任校长一职最长的人,为大学精神的建设有诸多重要的贡献。然而,蒋梦麒更多的是一个将才而非帅才。他擅长处理具体事务,但在办学的气象、眼界和胸襟上要远逊于蔡元培。在蔡元培总揽全局、蒋梦麟具体操作的格局下,蒋梦麟发挥了很出色的作用;但由蒋梦麟自己真正来主持全国教育大计或北大校务,则在谋求大学自治的问题上显得气象较小。从他在教育部长任上发出对胡适中国公学案的警告可以看出他对大学所面临的政治干预并不以为忤,甚至还推波助澜。他在1931年辞去教育部长而被委任为北大校长时,仅仅因为办学经费不足就不愿来就任。而在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解决了北大的经费困难后,他来校一上任就提出了“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使蔡元培曾努力推动的教授治校制度不复存在。他对学生参与学潮则常用开除学生领袖的手段来惩戒。再就胡适来说。胡适是蔡元培后继者中在大学理念与蔡元培最接近的,也是继蔡元培之后名声最响的北大领导人(先后任北大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校长)。但胡适一生在办学实践上更能体现他对大学自治的追求的,并不是在他的北大校长任内(1945-1949),而是在他的中国公学校长任内(1928-1930)。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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