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在他的北大校长任内（１９４５－１９４９），而是在他的中国公学校长任内（１９２８－１９３０）。他在主持中国公学校务时，学校不挂国民党旗，不上总理纪念周，这在其他受所谓“党化教育”影响日深的大学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虽然他后来被迫辞职不是因为办学而是他个人的一篇政论文章，但这次受挫对胡适的教育实践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固然他在接任北大校长时提出要继承蔡元培在北大时的自由精神，但他在北大办学上已经很少有政治上的出格行为了。他仍坚持将教育与政治分开，多次拒绝政府要他出任要职的邀请，但是，他主持北大工作的重点已经从谋求超脱政治干预的大学自治转向了摆脱西方奴役的学术独立。胡适此时的个人声望并不比蔡元培当年的个人声望低，但两人声望的焦点不同：胡适的声望焦点是一位自由主义的文化名士，而蔡元培的声望焦点是一位自由办学的教育大家。胡适在整个文化思想上的影响要比蔡元培广泛得多，但他在推进北大自主办学上的影响则不及蔡元培深远。胡适个人以其自由主义学术大师之身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具有卡里斯马效应，但他在北大校长任上却并不具有蔡元培那样的卡里斯马效应。比如，胡适在处理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就屡遭学生嘘声。胡适一生请辞、拒任行为甚多，但他从来没有用辞去北大校长的行为来表达什么，大概也是因为他的辞职不会在北大学生那里产生太大震撼力了。当然，胡适在北大自治上作为不大，也与他任期较短等因素有关。
总之，北大在蔡元培之后的外部关系逐渐向不利于大学自治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反不及３０年代后来居上、严格推行教授治校制度的清华大学。
二
如前所述，蔡元培治校时期，以其个人的卡里斯马效应，使北大在相当大程度实现了外部环境对学术自由的容忍和默许。美国弗兰克福特法官对大学的基本自由的内涵曾有一个比较经典的阐释：“根据学术理由来自我决定：谁可以当教授；教什么；应该怎样教和谁可以被准许入学。”６日本节即根据这四个方面来分析北大是如何运用学术自由的理念来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新传统的。需要说明的是，自由绝不等于是放任自流和散漫松弛，否则，蔡元培改革前的北大就已经具有“自由”传统了。蔡元培曾经将自由解释为“所谓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不渝，不为外界实力所征服。”因此，保障学术自由与导向学术正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蔡元培在校内的种种改革举措都是为了把当时这个声名狼藉的大学引导进治学的正轨，只有进入正轨后才会有教师的自由发挥。
第三部分 大学精神第22节 教什么？
（１）学术分立
尽管蔡元培上任时科举早废，但学校仍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理念所笼罩，北大作为最高学府则被视为奔向官场的直通车或捞取钱财的终南捷径。蔡元培来北大后，首先将研究高深学问确定为大学的宗旨，进而又具体区分了学与术：治学者为大学，治术者为高等专门学校，“专门学校是造就人才，应社会之需要；大学则以研究高深学术满足智识欲为目的”。在蔡元培看来，大学不是以职业教育为皈依的，它不是养成资格的场所，也不是贩卖知识的地方，而是旨在培养学生研究真理的兴趣和致力学术的人格。鉴于法、商的学理源于文科，医农工各科的学理源于理科，因此，蔡元培为北大确定的发展原则就是：扩充文理，截止工科，将商科归并人法科，并预备将法科独立出去。工商法律等科最易为学生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北大学风最败坏的往往也集中在这些学科。裁减、撤并这些学科对于整饬北大的学风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重点发展的文理科中，蔡元培尤重文科特别是哲学。这一点可以明显见到德国古典大学观对蔡元培改造北大的重要影响。
（２）文理交融
蔡元培进一步看到文理分科之弊。他认为哲学必根植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也往往牵涉哲学。为此，蔡元培撤去了文理法三科的界限，设置了并立的十四个系，在系与系之间教授能够流动，习文科者必须兼习理科的一种，而习理科者也必须兼习文科的一种。
（３）自由选科
蔡元培为了落实他在１９１２年任教育总长时就在《大学令》中提出的“培养硕学闳材”的目标，除了在预科教育中实行通识教育外，还在本科教育中将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并进一步实行课程改革，使学生能够不拘于专业，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选习。关于预科，我们稍后再谈。此处先以哲学门（即后来的哲学系）为例来分析一下１９１８年北大本科课程改革后的情况。在哲学门的课程安排中，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在必修课的设计中涵括面较广，如教育学、人类学都包含其中（文学门的必修课中也有教育学；而史学门的必修课中除了人类学外还有社会学）。
其二，学生选科和选听的自由度相当大，学生除了选择哲学门的这些专科和讲演外，也可以去选择文学门和史学门，甚至生物学门的课程。
其三，非常重视语言的训练。除了必修两门外语外，选印度哲学史的还要求修梵文，修西洋哲学史的还要求同时修希腊文和拉丁文。
其四，对经典著作的讲读比较重视。无论是哲学门，还是文学门和史学门，都有专门以一本著作为一门选修课的传统。
实际上，北大哲学门的这个课程还只是一个半新的选科制，属于当时的一个过渡方案。而按照全新的选科制，全校所有本科生一年级不分系别，其课程分成两类：一类为共同必修课，另一类选修课分为五组。第一组为数学、物理和天文；第二组为化学、地质和生物；第三组为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第四组为中国文学、英文学、法文学和德文学；第五组为史学、政治、经济和法律。学生可在一组内任意选听８至１１个单位，作为一年后专习一系的准备。后三年的课程除必修两门外语外，其余全部为选修课，但需要在一个系及相关系选修３０～４０个单位。学生经过两年预科和一年本科的通识教育，再经过三年本科的自由选科，这就为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从事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用蒋梦麟的话来说：“选科制准学生于性之所近，于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愿饮水的马则饮水，愿吃草的马则吃草，人各随其个性而发展其学力。”
（４）中西贯通
蔡元培既然把大学视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自然强调对中西文化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他所谓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既反对一味以西学为标尺，又反对在中学上抱残守缺的做法。
北大在蔡元培改革前在学制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开办到１９１１年，学校制度主要模仿日本，但教学方针是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基本上是装饰品，中学倒还有点研究院的性质；第二个阶段是自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１７年，民国初立，经科被并入文科，中学退为装饰品，西学的地位虽然上升，但只是处于贩卖知识的状态，而谈不上研究学理；只是在形式上搬用西方的体制，但西方大学体制最核心的东西——追求真理的学术自由精神却完全付之阙如，倒是科举的毒魂附着在身。
而蔡元培治下的北大在课程和学制上追求的则是贯通中西。他对西方的学制和文化是积极引进的，但他的引进以学术自由为核心，其最后的目的是求得中国学术的自主发展，而不是求得在形式上与西方的亦步亦趋，或沦为西方教育的附庸。
比如，蔡元培刚到北大上任时，发现各学科开教务会议为照顾外籍教员，居然都要求用英语发言；教员和学生在自修室、休息室甚至私人谈话都以口说西话为时髦。他马上决定学校此后开会一律使用中文，有人提出疑义时，蔡元培的反驳简洁有力：在自己国家的大学使用母语教学、工作，理所当然；难道国外大学会为照顾中国籍教师而使用中文工作？
又如，蔡元培的改革主要以德国大学为参照，但他很少明确援引德国大学来为自己的改革主张辩护。这是因为他对德国大学观念的接受，重在其学术自由的基本精神，而不在其具体原则；重在消化，而不是机械搬用、为其所同化。他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诸如“仿世界各大学通例”这种说法，来回击保守派的指责。但是仿世界大学的通例并不是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指向所在，他援引通例完全是为了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是为了清除科举的遗毒、急功近利的思想、学术专制主义观念尤其是旧传统对新思想的排斥。当时引进外来观念被视为一种时髦，北大留学归来的教师往往成为相应国家文化的鼓吹者，蔡元培对此深恶痛绝、耻与为伍，他宁愿在中国传统中去找可与德国大学观念相互印证的思想资源。尽管蔡元培的这种比附并不一定完全恰当，然而，他这种做法对于平衡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与建立中国学术的自信，摆脱“醉心欧化”与“拒绝欧化”的纠缠还是很有意义的。
再如，他一方面积极鼓励学生出外留学，但另一方面又对留学生“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他告诫“留学者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所同化。”他后来对留学政策还有进一步的检讨：“留学自有优点。然留学至为糜费，而留学生能利用机会成学而归者，亦不可多得；故亦非尽善之策。苟吾国大学，自立研究院，则凡毕业生之有志深造者……均可为初步之专攻。俟成绩卓著，而偶有一种问题，非至某国之某某大学研究院参证者，为一度短期之留学；其成效易睹，经费较省，而且以四千年文化自命之古国，亦稍减倚赖之耻也。”（蔡元培，《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蔡元培在北大积极推进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为了推进学术独立的进程。
在蔡元培的影响下，胡适在北大校长任内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于１９４７年提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主张国家集中最大的力量在十年内培植起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但所谓“成绩最好”，目标并不是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标准来改造这些大学，而是使之成为中国学术独立的根据地。学术独立的含义包括：其一，中国自己的大学可以担负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而不必到国外寻求；其二，受过基本训练的人才可以在国内大学基础作专门的科学研究；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在国内可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和机构帮助解决；其四，中国学人可以与世界学人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尽管这个计划因为政局变迁而未能实现，但它的方向显然是正确的，它让我们看到了蔡元培和胡适那两代真正称得上教育家的北大校长的大气象。
也正是因为蔡元培对西方大学精神是以中国学术的昌明为本位的，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注意针对中国自己的问题，所以，学术自由这种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