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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次大战之后，大学教育在世界各地都有蓬勃的发展。而在美国尤其获得快速与惊人的成长。在１８７６年前，美国只有书院（ｃｏｌｌｅｇｅ），还谈不上有真正的大学，而此后在吉尔曼（Ｇｉｌｍａｎ）与艾略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ｌｉｏｔ）等人的改革发展下，步德国大学的后尘，才一步步提高大学的水准。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大学不但在量上言为举世之冠；在质上言，其一流学府，如哈佛、伯克利、芝加哥、耶鲁等较之欧洲任何大学亦毫不逊色且或更有过之。时至今日，论者几莫不以美国为当代大学之重镇。美国大学之发展自与其国力交光互影，彼此影响着。讲美国大学，当然需知其品流参差，但我们所应注意者则是那具有领导性地位的大学，看看它们的理念与性格。就我所知，对美国大学之发展极深了解而能掌握其精神面貌的是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Ｃｌａｒｋ Ｋｅｒｒ）。克尔的《大学之功能》（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书，其论点与见解极多挑激性，是了解当代大学不可不读之书。美国的先进大学，一方面承继德国大学重研究之传统，一方面也承继英国大学重教学之传统。我们可说，美国的研究院采德国模式，大学部则多少受英国影响。但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到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大学内部则学生可以多达五六万，甚至十万以上；学术之专化更是惊人，如整个加州大学课程之多竟达一万门之数，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无法作有意义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学的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于传统的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的组织已不止限于学院（ｆａｃｕｌｔｙ）、书院（ｃｏｌｌｅｇｅ），还包括无数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换计划中心……他的活动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咨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划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等。总之，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大不同。这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十万八千里，与弗莱克斯纳、耶士培的构想也迥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乡村”，佛兰斯纳心目中的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克尔对美国大学的巨变虽然认为不是没有问题，但他显然是乐观而正面地加以肯定的。他同意戈顿（Ｄ．Ｓ．Ｇｏｒｄｏｎ）所说真正的美国大学，还在未来。但他肯定今日的美国大学将成为世界各大学的模型。克尔给今日美国大学一个新的称呼，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勉译为“综集大学”）。因为它的性格已不是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字所能表达了。克尔即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词确是神来之笔，因为它的确很象征化地表显了当代大学的性格。诚如他所说，今日大学不再是佛兰斯纳所说的“有机体”，不再具有统一性，而毋宁是一多元体，并具有高度的多样性。他老老实实地说，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不是一个和谐合调的组织，它也不是一个“社会”（如耶士培所说的大学是一“知识性的社会”），而是许多个不同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多种目的之多元性社会。在此，我们先不必对克尔的“综集大学”的概念加以批评，但要指出，克尔的确很有力而生动地描绘了当代美国居领导地位之大学的性格与动向。事实上，他并没有太夸张，美国这种大学的理念与性格确已越来越为其他国家的大学有意或无意地视为模型。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36节 对大学一些问题的探讨
在上篇，我们已作了一些对大学之源头、理念与性格的论述。这些看法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当然不能说没有其他的看法。事实上，“什么才是一真正大学？”并非容易有一绝对的答案，且常是争论不休的。同时，我们要知道，大学不是存在于社会的真空的，它是大社会的一个组成。因此，大学的理念与性格不是常永不变的，它不能不因社会之变而有变革。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今天，大学在教育民主化及知识爆炸的刺激下，大大发展，但大学，特别是克尔的“综集大学”，也出现了种种问题，甚至可虑的危机。在这一篇里，我将提出今日大学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与挑战，以供大家思索与探讨。
３．专精与通博
大学教育，自古分科，孔门之学即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南朝宋文帝将大学分为“玄”、“儒”、“文”、“史”四学。西方中古大学亦分文法、修辞及逻辑三科，或算术、几何、音乐及天文四科。学术需专攻，应是无可置疑的。但今日学术专门化越来越烈，越来越细，不止发生施诺（Ｃ．Ｐ．Ｓｎｏｗ）所说二个文化之对垒问题，且是“多种文化之相隔”之问题，不止发生“隔行如隔山”之现象，即使同行之学者亦往往无法沟通其所见所学。“道术分裂”一至于此，学术之深度固然加增，但见木不见林，知识之整全性之掌握则戛戛乎难了。诚然，专业化是学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怀特黑德（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且说：“我确信在教育中，你排除专精（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ｍ），则你摧毁了生命。”今日知识上的许多突破显然与专业化有关，而就大学教育来说，一定程度的分科也是必要的，至于社会之职业结构越来越需专门知识的情形下，学生专修一科一系也是必要的，但大学教育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之士。一个大学生应该对人类知识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自己民族的学术文化有一基本的欣赏与把握，同时，他应该养成一种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一种对真理、对善、对美等价值之执著的心态。世界大学莫不对于学科综合的问题视为知识学上及教育上的重大挑战。在知识学上如何建立耶士培所说之一有机的整体，煞非易事，即就人文学与科学之整合已经困难重重，更何况集各种学术而冶为一炉？至于教育上则历来莫不在专精与通博上求统合、求平衡，而其方法则有多种：牛津之Ｍｏｄｅｍ Ｇｒｅａｔｓ合政治学、哲学、经济学而治之是一途；英基尔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Ｋｅｅｌｅ）之将第一年定为“基础年”（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旨在探讨西欧文明之背景、遗产、成就及其问题是另一途；通过科际整合之研究（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又是一途。至于美国之博雅教育（１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及通识教育（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更是最普遍典型的途径。香港中文大学除由大学提供专科教学外，又由学院提供通识教育亦可说是一条值得走的道路。但专精与通博的平衡之路是仍然值得不断探寻的！
４．教学与研究
今日主要的大学莫不承认大学不止是“传道、授业、解惑”而已，它更负有培根所倡的“发展知识”的任务。德国大学首先标举研究之重要，确使大学之学术性格更见精纯。而今日美国许多大学则越来越重研究，所谓“出版或死亡”（ｐｕｂｌｉｓｈ ｏｒ ｐｅｒｉｓｈ）且寝假成为教师升迁及实授与否的惟一标准。不研究、不出版在美国主要大学中是无立足之地的。不能否认，大学之重研究与出版具有提高学术水准的功能。不过把研究与出版提升到最重要，甚至是惟一衡量教师成就的标准时，则不能不说无其偏弊。其弊端之一则显然是把教学的重要性压低了。由于研究之受到如此重视，许多教授的精神时间都泰半投入到研究中去，相对之下，教学，特别是大学本科教学，是居次要地位了。师生之疏离固因而日见严重，即教师之认同亦自其所属之大学而移转到支持其研究经费的基金会、公司或政府身上。在此情形下，大学不过是一传舍，而大学之为一“学人之社会”之理念亦因而受到伤害。关于教学与研究之关系，究为相辅相成，抑是相克相抵，常为学者辩争之论题。我们以为研究与教学在一适当平衡安排下，研究不但不与教学相克，而且相辅相成。因为教师只有通过研究才能使其教学更有内容，更有创造性之发挥；同时，也只有通过教学才能使其研究更有生命，更有心灵上之冲击。若过分偏于教学，则大学较之中学实无大别。反之，若过分偏于研究，则大学将成为研究中心，而实无保留大学之名的必要。但我们应如何对教学研究取得一适当的平衡呢？
５．学术的独立自由
中古以来，大学求独立自由，经过无数的奋斗与努力，它们向教会争自由，向皇室争自由，向一切世俗的权势争自由。一部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可说是一部争学术独立自由的历史。大学之学术独立自由是不可视为当然的，是相当脆弱的。德国大学有很高的独立自由，但希特勒当政时即彻底摧毁了大学的独立自由，而一切极权国家亦根本不承认大学之独立自由。此耶士培所以在他的《大学的理念》大著中一而再、再而三强调大学学术自由的重要。他以为大学必须具有“知识上自由的交流”。诚然，不如此，则学术窒息，知识堕落，大学成为社会政治的附件，大学也不成为大学了。民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是一位大学独立自由的信仰与守护者。他曾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又说：“我素信学术上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之余地。”他相信“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