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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37节 知识与德性
大学目的之一在培养人才，殆为不争之论。虽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常因国家文化之别而有异，牛津、剑桥于１９世纪在培育文化型的绅士与行政人才；美国的博雅书院（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在培育民主社会之公民；苏联的大学则在训练技术人才（此虽与马克思之反职业的想法相异）不一而足。从大学的发展史来看，大学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而在工业化的社会中，高等教育已被看做是一种“人力投资”，大学更成为“知识工厂”，旨在训练社会各业的“人力”。关于这一点，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士（Ｒ．Ｈｕｔｃｈｉｎｓ）是最不能容忍的。他认为大学教育之目的不在训练“人力”（ｍａｎｐｏｗｅｒ），而在培育“人之独立性”（ｍａｎｈｏｏｄ）。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大学教育是否应该在知识以外，更应重视德性的问题。德性之重要我想是无人会怀疑的，德性之重视可说是自古以来中西教育所同然的。中国向来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并提。钱宾四先生指出中国的学问传统向来有三大系统，他说：
第一系统是“人统”，其系统中心是人。中国人说：“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一有理想有价值的人。
第二系统是“事统”：即以事业为其学问系统之中心者。此即所谓“学以致用”。
第三系统是“学统”，此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者，近代中国人常讲“为学问而学问”即属此系统。
中国之学问最重第一系统，即“人统”。《大学》中所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即是此意。当然，如钱先生所示，中国的宋儒，对第二系统、第三系统亦甚重视，而清儒则对第三系统更见着力。不过，比较起来说。西方现代大学之理念最重第三系统，即知识学统，此纽曼即以大学之任务是“知识性，而非道德性”的。不过，西方早期宗教气质浓重的大学也是重视第一系统的，亦即重“做人”系统的，譬如一百年前剑桥的克莱尔（Ｃｌａｒｅ）书院的学生，他必须完全符合英国教会的教条，否则就不能毕业。今天，在原则上，任何大学都不会否认“德性”之紧要，但在实行上，则什么是聘请教师或招收学生必备的德性条件，却非易决定。我们常听说“高尚的情操”、“尊贵的人格”、“正当的行为”这些话。但在一个急剧变迁而多元性的社会中，要绝对界定这些德性的要求，则是难之又难的。以此，我们看到世界大学对教师与学生的行为有越来越自由放任的倾向。
谈到道德的绝对性，法国生物学家蒙诺（Ｊａｃｑｕｅｓ Ｍｏｎｏｄ）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人类道德惟一的范典。其他道德则皆不足恃。蒙诺的“科学方法”主要是指对真理追求之真诚不欺。无疑的，蒙诺的答案是不周全的，不过，他的说法也非无价值。事实上，一个人对真理与知识有绝对真诚乃至进入宗教感时，则真正达到言行一致，表里无违的田地，这当然是一种德性。能够尊重客观证据，一以理性为导引之人，必不会“曲学阿世”。曲学阿世是学界之贼，自不应立足于大学。西方大学以“学术真诚”作为学者人格的标准。（斯诺（Ｃ．Ｐ．Ｓｎｏｗ）的《大事件》（Ｔｈｅ Ａｆｆａｉｒ）小说中对此描写甚好。）同时，以“学术欺骗”（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ｈｏｎｅｓｔｙ），如抄袭、舞弊，为大学生之德性的大缺点，非无道理。但蒙诺以“科学方法”为道德范典之说显然较偏于知识世界，较偏于“真”的领域，而于人事世界，于“善”与“美”的领域则较难适用。但如前所说，一般德性又难于建立一共认的标准，以此，剑桥的艾雪培乃老老实实地主张，与其空谈一些无法真正有拘束力的道德口号，不如承认教育是一种职业，建立一套职业的伦理规则（ｅｔｈｉｃ ｃｏｄｅ）以为遵守。他所提出的是教师应立一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ｉｃ Ｏａｔｈ（古时行医者所发的誓约）。教师“誓约”之约束教师对学生之责任，犹之乎医生之对病人然。艾雪培的提议是很严肃的，但他提出的教师誓约的内容却还是不够清楚，且是偏近于知识的真诚的信守方面，这对于中外大学传统上所要求的德性一点还是不足的。特别是如何发展大学生的“德育”上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７．书院的文化生活与品性之培养
在第一义及最后义上，大学应该是一研究学问、追探真理的地方。但我同意耶士培的说法，大学在研究与教学之外，尚应有“创造性的文化生活”。实际上，第一流的大学，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大学，无不有意无意地都在培育一种文化生活。牛津、剑桥固以此闻名于世，即使哈佛、耶鲁、海德堡、东京帝大，以及过去的北大等，亦无不在知性生活之外，尚有其丰富的文化的生活。文化生活常决定大学的风格，常影响学生的气质品性。文化生活简单地说就是生活得有文化。我这里所用“文化”一词非文化人类学所指的文化，而是指一种有文学气质、有文生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生活里，华贵而不可有铜钱臭，简朴清素而不可“邋遢”无礼数。纽曼也许是对的，“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一间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
大学的文化生活之形成，靠多种不同的力量，但老少学者居息一堂，朝夕切磋，显然是有力的因素之一。牛剑之书院生活是典型的例子，哈佛罗威尔（Ｌｏｗｅｌｌ）所倡的“屋舍制”（Ｈｏｕ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则是循牛剑的轨迹，纽曼曾说：
假使给我两个大学，一个没有住院生活和导师制度，而只凭考试授予学位的；一个是没有教授和考试，而只聚集着几辈少年，过三四个年头的学院生活的。假使要我选择其一，我毫不犹豫地选后者。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38节 今日的大学
今日的大学，如前所述，已经渐渐成为克尔所描写的“综集大学”，那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多元化“城市”。在一个几万，乃至超过十万人的大学，的确更能有网罗师资、发展研究的能力，但要想出现一个有整体性的有机性之文化生活是不可能的。求大求新已是今日大学有力的趋势，这对教学，对师生之关系所造成的坏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其实，就是克尔本人也感到了这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认为，“在大学越来越大之际，如何使大学看来小一些”是一挑战性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提牛津经济学者舒美克（Ｅ．Ｆ．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的《小的是美丽的》（Ｓｍａｌｌ ｉ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Ｌｏｎｄｏｎ：Ａｂａｃｕｓ １９７４）这本风行一时的书。他承认巨型组织在今后是少不了的，而最根本的任务是“在大组织中获求精小”。赫钦士也认为今日大学之为一科层组织（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殆不能免，但如何一方面保有其“大”的好处，一方面能维持一个“小”的范围而使师生多相接触则为上策。他的构想是把大学转为许多小型书院的联合体。当然这就是牛津、剑桥的模型，也是佛兰斯纳大加赞美的模型，今日中文大学亦可说是依此而组织的。今日书院当然已不能小到如诗人米尔顿（Ｊ．Ｍｉｌｔｏｎ）论教育中所讲的以一百五十人为度了（剑桥小的书院仍如此，但大的书院则亦逾千人了），但书院的规模毕竟对师生之接触还能提供一个较亲切的环境。
我以为规模较小的书院，在师生经常接触的基础上，提供较多的机会，使不同专长的教师间有对话，使师生间有对话，使不同学科的同学间有对话，这种对话是经常的，是较不拘形式的，也因此自然会形成一种知识性、社群性与文化性的沟通，这不但有更多的可能性使书院成为一有机的“学人社会”，且有更多的可能性帮助学生发展其“德育”。我这里所谓之“德育”是指学生的“品性之养成”，而不是指一种狭隘或独断的政治上或宗教上一派一宗的思想或教条的洗礼。
近代哲人布勃（Ｍａｒｔｉｎ Ｂｕｂｅｒ）对教育的看法是与中国的传统比较相契的，他说：“真正配称为教育的，主要地是品性的教育（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而如何协助年轻人养成其品性则是教育者最大之任务。无可置疑，品性教育之成功不能靠“说教”，而必须靠“身教”，这只有在一个心灵与一个心灵真诚相遇时，才能彼此发生感染力。在道德教育上，教师对学生最有益的帮助不在抽象的不关痛痒的说理，而在如何切己相关的提出他的感受与判断。布勃说：“笼统地口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是他（教师）的责任。他的责任是回答具体的问题，回答在一特定的情境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问题，这，我说过，只有在一种有信赖的气氛下才能发生。”
大学生不是中学生，大学对他（她）不再、也不应提供保姆式的照顾，他应该也必然会自我寻求生命之意义和人生之目标。在最后的意义上说，人之成长（包括自我形象与自我认同之形成）是要靠他（她）自己的。人是不能永远没有孤独的时刻的，人需要孤独以创造思想，以体认人生，但人之为人，人之成长需要靠头脑与头脑，心灵与心灵之相遇和对话。一个书院之可贵就在于许多头脑，许多心灵可以不时的相遇和对话。就在这种不经心的，习以为常的师生之接触下，假如年轻人能够对伟大的重要的价值有所体悟，有所执著，那么他（她）的优异的品性就在不知不觉间发展出来了。我十分欣赏怀特黑德（Ａ．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所说“除开对伟大的事物有自自然然的洞察力（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ｎｅｓｓ）之外，道德教育是无可能的”一句话。这也可以说惟能见乎大，立乎大，然后才能有狂有狷，才能有格调（ｓｔｙｌｅ，怀特黑德所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