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最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带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这里所强调的实际上是“学”与“术”分开。应用性、专业性、职业性的“术”的研究与教育不应在大学进行，而应放在专业的高等专门学校。这种分离并不影响“学”对“术”的巨大促进作用。一旦“学”得以繁荣、兴旺和创新，它对国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术”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指出：“大学的真正成就在于它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精神上的完善。”在这方面，他与纽曼是一致的。如果说纽曼的大学理念注重大学的知识传授功能，洪堡的大学理念则强调大学的知识传授与知识创新双重功能。在洪堡大学理念的指导下，德国建立的新型大学既是已有知识的保护场所，也是新知识的发源之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国新大学逐渐在科学发展与高水平人才培养上走在世界前列。德国大学也因此成为世界大学的楷模。与此同时，科学发展对技术的促进也十分明显。１９世纪后半叶，德国工业和经济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洪堡的大学理念不但在德国，对美国也产生了极大影响。１９３０年，以创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中心闻名的弗莱克斯出版《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大学》，阐述了他的大学理念，可以看出明显受洪堡的影响。他认为，大学的存在，不仅表明人类过去的许多业绩值得保存，同时也表明人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创造文化。大学应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应随世俗的风尚、喜好乱转；不应像报纸和政客那样见风使舵、赶时髦。大学基于一定的价值体系，对社会风尚保持合适的批判性的抵制，有助于避免愚蠢的近乎灾难的莽撞。大学应该庇荫科学家、思想家，使他们免于俗务的纷扰，在最适宜的环境中，专心致志地研究各种物理的、社会的、美学的现象，去研究各种有关系的事务。他说：“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做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科技、军事、经济都走上世界首位。在这一进程中，美国大学所起的作用十分明显，地位也日趋彰显。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加之大学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美国的大学理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学的功能既不限于纽曼的“知识传播之地”，也不限于洪堡的“知识传播之地与知识产生之地”，而是赋与了直接为社会服务的新功能。长期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的科尔（Ｃ．Ｋｅｒｒ）称现代大学是一种新型的机构，是多功能、多元化的社会组织，他用巨型大学（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称之。这种大学与纽曼时期的“僧侣居住的村庄”式的大学相比，可谓是一个“五光十色、魅力无穷的大都市。”与传统大学相比，现代“巨大型大学”具有多目标、多功能、多目的、多灵魂的特点。就功能来说，现代大学必须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大学的理念要求广泛的更新。巨型大学维持与传播真理，探索新知。它服务于社会，它产生效益，它保持稳定的自由，它的成员为真理而献身，它是实现国家目标的主要工具。在他看来，大学要更加开放，更加社会化，不为某些约定俗成的的传统观念所束缚，积极为社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56节 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中国现代教育家的大学理念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基本线索大致是清末民初学日本，五四之后学美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后学苏联。以１９１７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制为起点，我国现代大学的生长尚不足百年。在兵荒马乱、政治动荡的２０年代，而且在三四十年代艰险的战争环境中，中国高等教育的童年呈现蓬勃的生机，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等为杰出代表的一批现代大学，造就了整整一代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大师。究其原因，大学理念与办学宗旨起到了重要作用。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曾游学德国四年的蔡元培亲自制定并颁布了《大学令》和《大学规程》。《大学令》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早期文本。这一法令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的宗旨，作了“学”与“术”的分离，确定了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确立了大学设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采取“教授治校”的制度。《大学令》规定大学分设七科：文、理、法、商、医、农、工，以文理两科为主。凡文、理两科并设者，或文科兼法、商二科，或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方能称为大学。１９１７年，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奠定了北京大学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之为大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从那时起，学术独立，学术自由成为中国大学占主流地位的理念。在谈到学术自由时，他指出：“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为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客观存在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方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多次强调，大学不是贩卖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研究学理的机构。所以大学生不是在熬资格，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把学校作为在教员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的地方。“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客，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蔡元培在指出大学教育的非功利性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大学学生应有强烈的国家与社会使命感。他说：“昔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们，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咧！”“就中国现时所处的可怜地位和可悲命运而论，我们几乎可以说是：凡是可摆脱这种地位、挽回这种命运的事情和责任，直接或间接都是要落在学生们的肩上。”对于学生，学术是第一位的负责，“做学生的第一件事就要读书，读书从浅近方面说，是要增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预备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才；从远大的方面说，是要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作最有价值的贡献……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更进一步对世界做一种新的贡献，这些都是不能不首先属望于一般青年学生的。” 蔡元培的治学思想和大学理念，实际上体现了“知识传播、知识发展和服务国家”的现代大学理念，也因此形成了北京大学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十分强调清华大学应造就专门人才，以供社会建设之用。但在培养方式上，他提出了通才教育理念，认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对此他说：“大学教育……他的最大目的原在培养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方面的通才”，“惟有这种分子才能有组织工业的力量，才能成为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他专门作《大学一解》一文，系统阐述其通识教育思想。文章以《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作为其通识教育理念的基本思想：“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而明明德、造就新民就是要通过大学的通识教育，实现个人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风气的改变。他说：“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系，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即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者，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怎样才算是通识教育呢？他认为“今日而之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是十分注重通才教育。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不仅在于造成多少专家、学者，还在于养成一批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化，转移国运的人才。他反复告诫学生：“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在知识的学习与掌握方面，虽然工学院当以工科为主，但应广泛涉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智识广博，而兴趣亦可盎然。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 竺可桢还为学校确定了求是和牺牲的精神，认为“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２０世纪头半叶，中国许多教育家都从各个角度论述了大学的办学理念。除有代表性的蔡元培、竺可桢等外，潘光旦认为大学教育的宗旨不止是教人做人、做专家，而且是要做“士”——承当社会教化和转移风气之责任的知识分子。交通大学的唐文治，致力于将文化传统融于现代教育之中，通过文理沟通、两文（中文、外文）并重以实现“体用兼备”的教育目标。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的校训，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举。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提出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这样“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李大钊十分重视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强调要通过教育来唤醒和提高人们的觉悟，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精神面貌、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促使民族精神的再生和再造。无论这些人的表述有哪些差别，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强调大学的学术性、通识性、人才培养的全面性。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57节 大学理念与素质教育
大学理念与素质教育 怀海特在《教育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