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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强调量化，坚信“管理出效益”，使得大学的工作目标，明显背离独创性原则，而片面追求数量上的繁多。其客观效果，很可能是催生出大批的平庸之作。这一点，是量化管理最受人诟病的地方。谁都知道，论文和论文不一样，不能以数量定高低；学术上的是非曲直，无法用民主投票来解决。而主事者也自有其苦衷：之所以凭数字定英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生活在一个权威缺失的时代。既然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敢拍板，谁也不想承担责任，那就将命运交给电子计算机吧。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大学丧失评价尺度的遁词。因其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
过于相信数字，不仅仅是技术手段问题，更重要的是心态及立场。还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谈及必须分清什么是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学生，还是行政管理人员？此提问被认定是主张“教授治校”，有抢夺领导权之嫌。这里不想辨析民国年间北大、清华以及西南联大“教授治校”之利弊得失，单说大学里的工作，到底是以教学、科研为中心，还是以管理为中心。假如是前者，就必须着力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尊重其工作兴趣，任其自由发展，尽可能为其攀登学术高峰创造最好的条件，而不是迷恋于如何提高管理的效率。
现在各大学里为改革制定政策以及具体实施的，多为行政部门，故不可避免地多从管理的角度思考问题，用心良苦，但效果不见得好。相信广大教师的学术良知，不将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偷懒，而是鼓励创新，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理解。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曾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说明创建一流大学必须有“大爱”，方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下面这段话，我很感兴趣：“正是因为她的宽容和‘大爱’，安德鲁·怀尔斯教授才有可能９年不出１篇论文，埋头苦干、静心研究，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３６０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惟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她也允许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并给予极大的关爱，终于使他在与疾病搏斗３０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充分体现了人类应该具有的‘美丽心灵’。我想，这恐怕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美国第一大学的真谛！”（《一流大学需要大楼、大师与“大爱”》，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文汇报》）
当然，你可以说，杨先生现在不当校长，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在他的校长任内，教授们全都几年不出一篇论文，看他着急不着急。这确实是个难题。大学里的管理，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分寸不太好把握。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可过多的规矩，又必然对天纵之才造成束缚。我曾不只一次提及，大学教育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为中材制定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参见《中国大学十讲》２２１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说说容易，真做起来，难度很大。谁是必须遵守规则、服从管理的“中材”，哪个又是可以特立独行、自由发展的“天才”，你来定？将来被你认定的“天才”一事无成，被划为“中材”的反而成绩斐然，看你怎么交代。由行政当局钦定若干种子选手（比如“跨世纪人才”之类），不见得就能保证比赛的胜利。况且，此举很可能极大地挫伤其他选手的积极性，焉知奖杯最后不是落在那些原先不被看好者手中。真正的学术创新，既需积累，也讲机遇，往往不能以常理推测。你很想要的，不见得就能得到；你没想到的，反而可能翩然而至。作为大学，最好的策略是，“时刻准备着”，迎接突然的挑战与荣誉。
面对着这样一种两难局面：或因管理太松而有所懈怠，或因管理过严而有所压抑，你问我怎么办？我的答案很明确：选择前者。理由是，好大学里的好教授，你不必管他／她，也不用催他／她，他们比你还着急；让其自由发展，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方能有大成。至于有些人因此而偷懒，没关系。因为，在我看来，一大堆无关痛痒的小成果（不说粗制滥造），还不如一个大突破。目前各大学的基本状态是，鼓励小打小闹，而不敢“拿生命赌明天”。如此追求稳妥，不敢冒险，很大程度是现有的评价及管理体制决定的。
建立规章制度，加强学术管理，这一努力，有其合理性，也值得提倡。尤其是如何选拔人才，防止近亲繁殖，杜绝武大郎开店，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更是生死攸关。只是必须记得，管理有效，但并非万能；而且，管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大学的管理工作，应包含对“人”的尊重，以及对“创造性劳动”的理解。前者涉及“尊师重道”，后者则不妨称为“放长线钓大鱼”。如此具有弹性的、不乏人情味的管理，方才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7节 榜样如何获得
中国大学积弊甚多，必须改革，这我不怀疑；改革大业起步于“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这我也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必须而且能够“与国际接轨”。这里应该追问的是，哪个国际？什么轨？怎么接？所有这些，都必须认真推敲，而并非不证自明。
办大学没钱不行，有钱也不一定就行。这和建工厂、修工程不一样，后两者，只要有足够的技术与资金，就能顺利达成。一年建成世界第一的上海磁悬浮列车或者弄出个北京现代汽车厂，这都是奇迹，但并非不可能。可你要是抱着这种念头来办大学，肯定大失所望。没有十年八年，新大学很难像个样子。这里说的不是占地面积、建筑设计，或者著名学者、优秀学生——这些都还可以用钱来买，惟有学校的风气与传统，必须靠“养成”，急不得。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不算那些走了弯道、摔了跟斗，甚至忙了几十年、上百年还没真正上路的。
办大学难，难在不能依样画葫芦。榜样不难找，可人家一招一式背后，都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你光学表面的架势不行。我说过一句很“刻毒”的话：最喜欢拿某某大学说事，并将其作为标尺，用来衡量、批评中国大学的，往往是访学半年的专家。因其确实有所了解，可又知之不多，急于找到榜样，只看到人家的好处，而没来得及追问这些“招式”所隐含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如此“好学”有余，“深思”不足，写写文章，发发感慨，很是精彩；一旦当起真来，用来指导中国大学的改革实践，很难不出现“橘化为枳”的尴尬局面。《晏子春秋》中有这么一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在我看来，比起具体的植物，大学的生长，更讲“水土”，因而更难成功移植。
考虑到大学与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你希望超越“技术训练”，就必须面向本土，兼及历史与传统；否则，你将“水土不服”。新大学的难题是如何接地气、服水土；老大学呢，所有革旧鼎新的努力，都必须顾及已经形成的传统。如果一切推倒重来，把老大学改得“面目全非”，绝对不是好事情。有传统，就会有惰性。老大学的惰性，确实给改革带来很大的阻力，让具体操作者感觉动辄得咎，举步维艰。可正是这种抵抗，使得任何人都无法凭借一时之勇气与意气（即便是光明正大），改变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里的任何改革，除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还有今人与传统的对话，其结果往往是“非驴非马”。这种“不纯粹”，偏离各方的愿望以及学习的榜样，不一定是坏事情。因为，这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延续——既与时俱进，而又不丧失传统。
改革者在设计方案时，一般都有很具体的追慕对象。就像写论文一样，有人博采众家之长，有人固守一家边界。后者的措施成龙配套，亦步亦趋，容易学得像；前者则必须视野开阔，各家之长如何协调是个难题，弄不好变成大杂烩。但对于立意高远者来说，前者无疑更具魅力，也更有发展前景。１９０２年，当时的管学大臣张学熙为了重开因庚子事变而停办的京师大学堂，曾敦请各驻外使节提供各国的学制资料。其中驻美使馆提供的资料最有意思。因“国家并未设官管理”，也没有统一教材，只好“经切商美外部”，提供哈佛大学（四种）、哥伦比亚大学（四种）、耶鲁大学（两种）、宾法尼亚大学（一种）等十三本章程（其余两种为中小学课程）。尽管因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量（１９０６年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说得很明白，德国与日本的教育“重在保帝国之统一”或“万世一系之皇统”，故最少流弊），晚清各种学堂章程的制定，实际上多采德、日学制；但晚清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努力“博考外国各项学堂章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张学熙等《重订学堂章程折》）。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不知是否意识到，诸君信誓旦旦的“与国际接轨”，很可能是个虚妄的目标。
不只一次见识过这样的局面：大家正热火朝天地讨论如何“与国际接轨”，冷不丁说到某个具体问题，这时候，留法与留德的，留日与留美的，意见全都不一样。这下子你就明白了，起码在大学领域里，“国际”上并非只有一“轨”。只不过现如今美国独步天下，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其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使得许多人误将美国大学作为惟一的标准，整天将“哈佛”、“斯坦福”挂在嘴上。文化传统不同，各国大学其实面貌迥异；同一国家的著名大学，也因其成长背景及现实环境的差别，而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就连常被相提并论的“哈佛”与“斯坦福”，其间的“楚河汉界”，也都值得你认真对待。
过去的教育家，以我为主，借鉴西方大学经验时，很有节制，知道什么能学，什么不能学；现在可好，认准一家，义无返顾，猛扑过去，表面上学得很快，也很像，可他忘记了，所有的仪式背后，都必须有精神作为支撑。举个近在眼前的例子，眼下渐趋消歇的大学合并之风，便是看对了病，开错了药。这帖药，明显是为了救治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落下的病。主事者用心良苦，只是忽略了国内各大学原有的传统，对“国际标准”的理解也未免过于单一，加上行政主导，实际推行中，出现了“以大为美”的偏差。可就像王则柯所说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学科门类并不齐全，学生也不过区区数千，但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小的是美丽的》，《开放时代》２００３年２期），你能说这不算“世界一流”，不值得仿效？这下问题更大了，你让我学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