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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8节 大学分类型
其实，大学分类型——研究型、教学型、技术培训型、社区服务型，都有其发展的空间。不问规模大小，只要定位准，声誉好，就是好大学。就像写文章，能雅是本事，能俗也是本事；就怕半吊子，高不成低不就，理论、实用全都不彻底。不同类型的大学，目标不一，道路不一，评价标准也不一；先自我定位，再寻找相关的榜样，比起笼而统之的“接轨”说，要实在得多。各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定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对于许多大学校长来说，明白自家长短，形成自家个性，是第一步，也是最要紧的。民国年间的许多著名大学（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是有个性的，你几乎闭着眼睛就能想象得出其各自的风采。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各大学之间，从专业设置到学术风气，越来越趋同；惟一的差别，只是规模的大小与水平的高低。这种办学观念过于“整齐划一”的状态，现在正逐渐被打破。但所谓“形成自己的特色”，与其说是“扬长”，不如说是“避短”。让志向远大的校长们知道什么是自己学不了的，与让他们知道应该学什么，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校长们才懂得如何腾挪趋避，不至于贪多嚼不烂，模糊了努力的大方向。
说到“腾挪趋避”，这一百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并非拒绝“开眼看世界”，而是找不到很好的“接口”。晚清的模仿德、日，１９２０年代的学习欧美，１９５０年代的转向苏联，近二十年的独尊美国，我们谈论大学发展与改革，始终“目光朝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姑且不说西学（包括声光电化与民主法制等）的魅力无法抗拒，西方大学制度在生产及传播知识的有效性方面，也非传统中国的书院可比。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只谈“与国际接轨”，而不努力发掘传统中国的教育资源，这样的改革，是有局限性的。
在《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中，我曾提到，在借鉴欧美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下，应该追问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
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
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
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这里所说的，不指向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是强调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２１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借用Ｒｕｔｈ Ｈａｙｈｏｅ的说法，参见 Ｃｈｉｎａ ＇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１８９５－１９９５：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ｐｐ３－２３，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９６）。最近１０年，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书院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出版了许多史论及资料集，此类成果，可惜不被制定教育政策及从事大学改革者所重视。“千年书院”，再加上“百年大学”，如此“中国经验”，实在不该被忽视。１９２１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美国柏克利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说，阐述其“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６４－６６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这样的视野与襟怀，方才谈得上“制度创新”。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不管是“孔墨精神”还是“书院教学”，都比较虚幻，不能直接套用，必须经过一番创造性转化，方才具有可操作性。可思考问题，有这个维度与没这个维度，就是不一样。没这个维度，很容易变成简单的“拿来”，或自我陶醉于“中国的哈佛”、“东方的剑桥”这样不伦不类的比拟，而与“世界一流”无缘。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日于京北西三旗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9节 我看百年变革
陈平原
小引
北大是个夸张的地方，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大人及传媒所关注，并赋予许多或许本身并不具备的“战略意义”。所谓“北大无小事”，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不见得佳妙，因为，众目睽睽之下，原先设计的高难动作，表演中很可能变形。必须是久经沙场的大将，有极好的心理素质以及周密计划，方能临阵不乱，既不被猎猎军旗所蛊惑，也不被阵阵战鼓所震慑。期待鲜花与掌声，但也不回避荆棘与陷阱，以平常心面对历史与现实，步步为营，而不幻想着“一剑定乾坤”，对于备受关注的北大人来说，至关重要。所有的大学都必须改革——不止北大；所有的改革都有风险——北大也不例外。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北大一百零五年的历史上，改革层出不穷，稳定反而是少见。当初众口一词的，结局未见得就好；当初异说纷陈的，说不定反而大获成功。“改革”作为口号，并不包含是非正邪之类的价值判断，就看你立意是否高远，措施是否配套，具体抢先时是否有理、有利、有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敢为天下先”的北大，并非每次改革都值得称许。评判大学改革，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愿望为准，而是揆之学理与人心，验之历史与现实，着眼学术与文化，既看短期效应，更看长远影响。这其中，事关国家兴亡者，比如抗日战争的爆发、“反右”运动的策划、“文化大革命”的点燃等，与大学有关，但非区区大学史的论述框架所能容纳；我关注的是那些大学本身具备某种主动性的变革。选择北大历史上八次大大小小的变革，以年系事，为今日谈论大学变革者提供必要的知识背景。对于百年中国大学的成败得失，我在《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和《大学三问》（《书城》２００３年７期）中有更充分的评述，这里以叙事为主，不做太多的发挥。
１９０３年，大学章程与学生运动
此前一年，张百熙奉命重办庚子事变中被毁的京师大学堂。作为管学大臣，张百熙兼管全国教育，进呈了涉及京师大学堂等的《钦定学堂章程》，俗称“壬寅学制”。本年重新制定的“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由于“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张之洞的积极参与（《张百熙奏请添张之洞会商学务折》），更为丰富详实，也更具可操作性。此学制自公布之日起实施，一直延续到１９１１年清朝灭亡为止，对于晚清之“兴学堂”起了决定性作用。为此重定之学堂章程，二张等上折，阐述立学宗旨：“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此种引进西方教育体制，而又希望保存传统文化精神的思路，在晚清知识界很有代表性。
作为“癸卯学制”一部分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比起此前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１８９８）和《钦定大学堂章程》（１９０２）来，目光远大，规划全面，尤其文学科大学各门的研究法、教科书以及课程设计等，很能显示主持其事者的眼光与学识。至于通儒院（即今日的研究生院）的设计，更凸显了追赶泰西各国大学的雄心壮志。
二张等主持制定的《学务纲要》，以三代学校之德行道艺四者并重，对应外国学堂的智育、体育外，尤重德育，竟坐实为一条小小的禁令：“学生不准妄干国政。”具体说来便是：“恪守学规，专精学业，此学生之本分也。”之所以强调学生“思不出其位”，就因为这一年的４月３０日，京师大学堂师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堂，集会演说，声讨沙俄侵略，抗议清廷无能，“言至痛哭流涕，同学齐声应许，震撼天地”。加上随后的上书政府，通电全国，号召各省学生“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人请命”，已写就北大“闹学潮”的传统及基本操作方式。
１９１０年，分科大学与学科建设本年３月３１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办大学不比建工厂，光有校长、章程及资金还不行，起码还得有合格的教授与学生。二张等设计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悬的甚高，但无法落实。一直等到预科学生毕业，清廷方才可能“内顾物力之艰难，远维树人之大计”，真正筹办分科大学（《学部奏请设分科大学折》）。拟议中的分科大学有八，真正落实的有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医科没能赶上这头班车。各分科大学中，所设专业大为削减，如格致科原分六门，只设化学、地质学两门，农科原分四门，只设农学一门，商科原分三门，只设银行保险学一门。至于３８７位学生，“惟直隶省人最占多数，新疆省尚无一人”（参见《教育杂志》１９１０年５期）。将一纸蓝图落到实处，其实很不容易，至此，现代中国大学的学科体系方才算是初步建立。像北大中文系等将系史溯源于此，而不是１８９８年，我以为是合适的。据《中华教育界》１卷４期（１９１３年４月）报道，北大开办十余年，先设预科、师范科，毕业四次，造就良多。但第一届分科大学毕业生共２３０人，还是得等到１９１３年的四五月间方才完成学业。正因人才难得，为数无多，“教育部对于此次大学毕业办法，除按照中央学会议决（大学毕业）授予学士学位外，并咨由国务院分发京外各机关免去学习，即以荐任各官分别任用，以示鼓励”云云（《北京大学第一次毕业》）。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0节 高深学问与社会责任
本年１月４日，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到校视事，五天后发表公开演讲，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希望学生摒弃“做官发财思想”；七天后致函教育部，要求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二十三天后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大学改制议案。“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此揭开了北大改革的序幕。
与这三把火相适应，蔡校长礼聘大批学有专长且颇具革新思想的教授，解雇了若干滥竽充数的外国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