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他比我高出多少。虽然每次我换了衣服与他上街时，他总会调皮地说“不要这样漂亮嘛，不认识的人会以为我小小年纪就谈女朋友了呢”。实际上，我半年来一直亦步亦趋监视着他，跟踪着他，侧面调查着他，他回家晚时怀疑他，在他上课时从教室外面趴在玻璃窗上窥视他。我是不知道，我不相信他，还是不相信学校。总之，我心中充满了不信任。
那天，我却是十分放心地走的，在我临走时，来了一个他的小学同学，我马上给他们每人拿了一袋鲜奶，并洗好苹果，把水果刀摆放在水果盘的边上，看着他们一人拿一本《我们爱科学》，一人拿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那么专注地看，我放心地叮嘱：“看一会儿自己上学去，把门锁好啊。”小城市的中学一般是周日下午去学校的，晚上还要上四节晚自习。
他脆脆地答应着，我放心地走了。
晚上回到家 ，已经是20：30，家里仍是走时的样子，水果没吃，茶几上是两个空的鲜奶袋。我去他的卧室准备为他拉上窗帘，一张纸却赫然放在窗前他的写字台中间。写字台只在左上角整齐地放了一叠杨扬平常喜欢看的课外书，所以这张纸在大大的桌子上显得非常醒目。我爱整洁，不喜欢桌上有多余的东西，就拿起那张纸准备扔了。扔之前，我习惯性地想看一眼上面的内容，以防上面记有重要的东西。这一看，我大惊，上面竟然写着一些不堪入目的话！不是杨扬的笔迹，一定是他的那位同学写的，这些大人看了都不能再从口里说出来的污秽的话，是出自那个只有13岁的孩子之手吗？当时，杨扬在干吗？他看了吗？同学把这句话说出口时杨扬听了吗？哦，不，究竟这些话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写到纸上的？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北京弟弟的电话，一时，我不知道给这个还没有结婚的男孩说什么。最后，我问：
“你12岁时在想些什么？”
“你那时的性知识是从什么渠道获得的？”
“我如何对杨扬进行性教育呢？”
是的，他还小，才12岁，在弟弟的提醒下，我回想每次我给他洗的裤头，我肯定他还没有遗精。他对自身的发育只限于自己嗓音变粗了，自己个子长得比我高了。在北京过年那段时间，每当他表哥自豪而喜悦地自我炫耀自己喉头上凸起的结，用手兴奋地捏着自己唇上初长的软汗毛向上斜拉时，他也只是事不关已地笑一下，好似那些第二性发育特征离他还很遥远或与他完全无关似的。
可现在，这么不堪入目的文字竟然出现在他的书桌上，他仍然会像往常一样佯装不知吗？
与弟弟谈了一个小时，直到杨扬的自行车在院子里无所顾忌地响起来，我才匆忙地挂断了线。
我把原本要扔在他脸上的东西隐秘地收了起来。我不想让他再次看到那些文字，不管他看过还是没看过。我把原本要发的火压了又压，揿了又揿。
大禹的父亲鲧一直用堵的方法治水，9年未果。而大禹却用疏导的方法使黄河水顺着他们挖的渠道乖乖地流去。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也是无人不懂的。这个不灭的故事，就发生在我脚下的这块土地上。况且，性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试验性话题，许多人主张打开来说，许多人又主张能捂着就捂着，顺其自然吧，到他情窦打开的时候自然就自学去了。如今，书店里的这类书又不是“禁书”，它们堂而皇之地高居书架的重要位置，那坦荡招摇的架式，仿佛在告诉人们：“这儿不是雷区！”再说，网络上的两性话题，更是如万花筒一样地丰富多彩，如百宝箱一样无所不含。
如果我生个女儿，我做为妈妈，我会向她谈起她的身体的奥妙，但我生的是儿子，他爸爸也不能在电话里或者写信给他讲这些，再说讲这些内容时需要一个契机，一种环境。如今，契机来了，他爸爸却不在身边，如果由我面对面地与他交谈，我如何开口呢？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美国妇女写的一篇文章，作者的名字与文章标题是什么我都忘记了，文章的内容也记不清了，只大致记得当她的孩子问他自己是如何钻进妈妈的肚子又如何从妈妈的肚子里钻出来时，她没有像中国的父母那样逃瘟神一样地说：“孩子，你是妈妈从游泳池里捞出来的。”也没有随口说：“孩子，你是从垃圾箱里扒拉出来的。”也不想说：“孩子，你是我的天使，有一天你长着翅膀从窗户里飞到了咱们家。”或者说：“你在我的肚子里消融了你无所不能的翅膀，然后变成了我的孩子。”她好像是这样说的：“妈妈的生殖器里有卵子，你爸爸的生殖器里有精子。当爸爸妈妈相爱时，爸爸会把生殖器插入妈妈的生殖器，然后就把精子留在了妈妈的生殖器里。精子和卵子一相遇，就变成了孩子。像种子除了需要水和空气，也同样需要土地一样，孩子也需要一个成长的空间，妈妈的子宫正是孩子舒舒服服成长的地方。妈妈子宫里有很多养分，是孩子成长的丰沃土壤，这样孩子就像种子在土地里一样，在子宫里孕育成长。10个月后，完全成熟的孩子就由妈妈生出来了。不过，‘种植孩子’的事是一件非常神圣而伟大的事情，是爸爸妈妈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与思想准备以后才做的一件事。另外，做这件事情还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必须有一个法律的认可——结婚证。这种‘种植孩子’的神圣之事，不是未成年的孩子能模仿的一种游戏。因为孩子的到来意味着责任与义务，付出与艰辛。 虽然伴随着这些而来的也有幸福与希望，但这仍是大人们才能做的一件事情。”
读这篇文章时，我还小，我记不起自己多大了，也许上初中也许刚上高中，我肯定我当时还小。但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想：我将来有了孩子，就对他这样说。
但现在我不能像这位美国母亲一样对12岁的儿子说出以上的话语，虽然时间已过了20多年。事实上，20多年前的美国与20年后的中国仍不一样，更何况这里还只是中国的一个小小的县级市。儿子的周围是一伙刚从农村来的传统家庭里的孩子，对他们用美国式的性教育方式肯定行不通。
“对儿子如何进行性教育”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我问了老公，问了同校的女老师，上网搜查有关资料，从有关书上寻找答案，均不得法。与弟弟电话讨论时，他认为还是“捂”着吧，这个尴尬的话题在母子之间如果谈开，就不会再有无拘无束的母子关系了。
真的，尽管儿子长得比我还高出一头，但他还是没心没肺地在有点清冷的凌晨起床时，钻进我的被窝，让我抱一下他，他洗澡时我要给他搓背，他也是全然无心事地自自然然地让我帮他往背上撩水，我胳肢他时他仍是无所顾忌地扭着身子大笑，没有丝毫害羞与躲避。
这种无拘无束、零距离的母子关系，会因我对他进行性教育之后而变得疏离与尴尬吗？对未来不可预知的担心让此事一直悬而未决，时间在我的优柔寡断中推移到2004年的暮春。
3月底，接到一个有关文学创作会议的通知，让去省城开会，会期约10天，我不放心杨扬，却不能不去，只得打电话给母亲，让母亲来家照管杨扬，母亲回话说：“现在正是村里挖芦笋的好时候，家家户户忙得没有一个闲人，你哥还雇了几个人呢，我得给他们做饭呀，怎么去得了呀？”“那我爸呢？我爸爸做不成饭，我给他们留点钱行不行？让他们天天在外面吃，学校食堂的饭菜也挺不错的。主要是杨扬每天回家，家里得有人。”
等年已花甲的老父一到，我就匆匆赶赴省城去了，10天里我天天打电话，杨扬总是一副天下无事的乐观态度，我也就毫无心理压力地如期而归。
老父离开母亲10天，已急成热锅上的蚂蚁。我还在车上时电话就一个接一个地来催。等我风尘仆仆、风风火火地赶回家时，他眺望我的身影都快站成一块“望女石”了。
送走父亲，我忙着收拾已乱得像动物窝的房子，洗杨扬换了一堆的脏衣服，先把所有外套扔到洗衣机里转着，然后坐下来准备洗小内衣。自从那次与弟弟通了话，我洗他内裤时总是不由地刻意看看，每次都没有什么痕迹，这一次，他的内裤上却赫然有一大块乳白色的污迹。这个13岁的孩子遗精了。这是意料之中又在预想之外的事。我不能想象，我不在的这10天里，每晚他是如何度过的。我在的每天，他下晚自习后，我总是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陪他吃完夜宵。他在浴室洗脸刷牙洗脚时，我总是尽可能地在一边陪着他说话。在他上床后，我会坐在他的床沿上看着他吃完钙片，喝完鲜奶。一天里，我与他共同相处的时间太短，如果连他放学回家后这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抓不住，那我们母子真的是老妈子与少爷的关系了。只要是我在家的晚上，我总要看着他盖好被子，关了灯，然后相互道了晚安我才离开。也许是我的这短短一个小时的陪伴让他无暇它想吧，一直以来，他没有什么异样。我离开后，沉默寡言、每晚又要早早入睡的老父，肯定不会像我这样细致周到，这可能是杨扬有时间心猿意马的原因。放下刚泡到水里的衣服，我再次拨通了北京的“求救热线”。
对青春期的性知识与性心理教育，弟弟与老公仍是一再建议我捂着。尤其是弟弟，他刚度过青春期，回首十二三岁时的距离对他而言并不遥远，他尽力地回忆着他当时的心理变化与情绪波动。他说：“杨扬肯定是懂的，他虽然不说，但肯定有渠道让他知道有关自己身体的知识。让他自己探索自己身体的奥秘吧，不必太过认真，也不必太过敏感。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并没有进行性教育，我们不是一样过来了吗？”
我知道，我们是过来了。但是，当我还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经历过的种种困惑及无助是不为人所知的。我不知道别的女孩子是怎样度过青春期的。我只记得初潮来临时我的手足无措与茫然无助。每月的那几天，对我而言是灾难，是耻辱。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身体上的变化，以及那几天我疼得死去活来的生理上的病痛。我的第二次退学风波就是因为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无心上学而引起的。
尽管男孩子不如女孩子那么复杂与琐碎，但我知道，男孩子也有自己的无奈与尴尬。记得我看过一篇小文章，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子的自述，说他某天在大街上，忽然生理上有勃起的现象，身体的变化把他的裤子撑得异常明显，他惊慌地看着周围的人群，人们纷纷讪笑着侧目从他面前走过。他不能走路，也不能控制自己的生理，他只能蹲下身子，蹲在阳光下，成为人们眼中的一副不和谐的风景，一个饭后开心的谈资。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郁郁寡欢，有种要与人交流的欲望，见到平时要好的朋友，却如李清照词里说的那样：“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一日，我又是那样“身在学校，魂兮何处”地在校园马路上游荡，猛一抬头，看见一个平时只是挂面打招呼的女教师对我浅浅地笑，我也忙凑了几丝笑堆在脸上，“天冷天热”地寒暄起来。虽然我心不在焉，但我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