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意识的告别要比外省走得更远、走得更快，市场化已经逐渐被很多河南人认可，这对于深入推进改革非常有帮助，也是社会在进步的标志。当然现在还存在“万众报考公务员”的现象，这和外地一样，但是万众争当企业家，当名作家、名记者、名编辑的比例，要比过去大多了。
张宇：作家现在有事一般不找领导，比如住房问题，我们赚钱自己买商品房，找领导还嫌麻烦，还得向人家低头，说软话，你给我就要，不给我就自己想办法。我们觉得很正常，西安的同行对此还不理解，如贾平凹就说我，你傻了，自己掏钱买房子，让公家分一套不就完了。但我觉得自己花钱很自主。人们开始背离“官本位”意识，开始觉醒和自我创造，追求个人的价值，这是河南必然会兴旺发达最重要的表现。
马国强： 现在河南下海的官员不多。从表面上看，官员下海是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表现，实际上不少下海的官员是贪官污吏，他们在当官期间铺垫了很多东西，下海是为了享受这个结果。但也有些官员下海真正是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像河南桐柏县开始送干部到沿海打工，有些人打工以后不想当官了，他们在打工的过程中发现挣钱很荣耀，留在当地当起了小老板。这种人虽然还不多，但这种观念很有代表性。过去中原人最愿意守着自己的家园，但现在的开放意识可能比其他内陆省都要强。河南人走出去以后，择业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让河南人给人家搓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是温州人、扬州人干的事情，现在让江西的农民出去给人搓背可能他们还会觉得很丢人，但河南商丘出了一个“搓背村”，不管这活是脏是累，农民觉得用自己的双手，通过辛勤的劳动去挣钱非常光荣。河南现在有很多“搓背村”、“擦皮鞋村”、“编柳篮村”，这说明人们的观念真的开始变了。
河南最有名的是林县，就是建红旗渠那个地方，号称是“十万大军出河南”，他们以建筑业为龙头，有十几万人在外面搞建筑，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多年积累的石匠技术用在了建楼上，保证了施工质量，北京西客站就是林县人建的。建筑业内只要一听说是建过红旗渠的林县施工队，二话不说，绝对放心，这支队伍可谓在全国无往不胜。辉县有一个郭亮村，就是谢晋导演拍电影《清凉寺钟声》的地方，现在这个村叫“影视专业村”。郭亮村处于太行山区，过去与华北平原是隔开的，交通很不方便，这里的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在万丈悬崖的陡壁上挖出一条十几公里长的洞（隧道），里面能够通汽车，他们每挖一段就在上面掏一个天窗透亮，整个工程的艰巨不亚于修建万里长城。红旗渠和郭亮村集中表现了河南人坚韧不拔、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能力，你如果去看了会非常感动，这两个工程让去看过的人无不为河南农民感到骄傲。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9）
张宇： 我为红旗渠和郭亮村的事写过一篇小文章，这两个工程和愚公移山的精神是有联系的，而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河南的济源市。这种精神可能来自于河南人的血脉，南方人往往只要把算盘一打，觉得付出的劳工不合算，就不会干，而河南人不计较利益，就是要想办法把山打通。过去没有想到郭亮村能成为旅游村，现在它比人造景观的效果要好十倍，虽然它也是人造的，但当时不是为了让人们参观，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与外界的沟通。红旗渠现在也是歪打正着，现在旅游效应大大超过了灌溉效应。更可喜的是通过修建红旗渠，为后人找到了一个谋生的手段，所以才有今天的十万大军出河南。
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话现在看不一定对，但说实话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确实在于农民。农民问题、农村问题不解决，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尤其在中部落后的省份，农民觉醒了才是真正的觉醒。河南的觉醒光靠知识分子不行，靠当官的也撼不动。河南的觉醒就是从红旗渠的觉醒开始的，当农民从土地上走出去，其主要收获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来自各地乃至世界的信息，人们的价值观念便发生了变化。官方在林县现在根本不用提改革开放，农民自己满地跑，轰地一下全走了，他们满脑子想的就是开放。
现在有农民和美国合资在林县建飞机场，在山窝里建飞机场以前想都不敢想，但现在他们感觉回家不方便，路太远了，那就造一个飞机场吧，农民们只要想到了就马上干，第一想法就是先干了再说，河南话叫“兑得去球！”就凭这一点，我对河南的未来也充满了信心。
河南人，无论是在文化前沿的作家，还是处于文化边缘的农民，都具有做事从容不迫的品质。
河南的官不好当，想要当维持会长不难，可要改变河南、发展河南，必须切实抛弃当“太平官”或为个人凑政绩之念，而要保持一种务实的科学精神。
张宇： 河南现在的发展速度不算很快，但比前几年快多了，经济总量在全国也排前列。河南人不会宣传自己，不急于炒作自己。北京作家有一个说法，如果圈里忽然几个月看不到一个人了，那个人肯定是河南人，而且肯定关在家里写长篇。河南人，无论是在文化前沿的作家，还是处于文化边缘的农民，都具有这种做事从容不迫的品质。如同遇到痛苦和困难的时候，河南人喜欢自嘲，别人大肆炒作自己，将自身说得一朵花的时候，河南人往往也寡言少语，人家厉害就让人家厉害，这是河南人的性格基础。譬如河南作家写出来的东西都比较厚重，河南人的不慌不忙里能让人感到一股力量。我本人对前一段全国人民说河南这个现象是比较赞同的，我的看法和别人不太一样。在河南经济建设开始大发展的时候，似乎遭到了全国民间话语的“痛斥”，其内涵有两点：一河南人口众多，往全国跑的人也很多，由此向全国人民大大地展示了河南人的生存能力。为什么前些年不见“妖魔河南化”？这正表明河南人还没有走出去；二既然河南人的影响力大了，正负面影响都会有。这就像温州人早年展示他们的生存能力一样，一方面爽快、敢做，一方面又造假现象严重。温州经过整顿经济秩序，由造假到规范市场，提高质量意识、名牌意识到现在的欣欣向荣、名扬国内，这总得有一个历史过程，刚起步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不和谐的杂音，这一点和现在的河南非常相像。所谓全国人民说河南，也是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这是我的一个民间看法。
我同意你的在中部地区领导人很重要这一观点，在一元化体制领导下，权力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常常是决定当地命运的枢纽或开关。河南在历史上历次运动中如大跃进、划右派、人民公社等都是重灾区，河南划的右派最多，其中有一个阶段划的右派占到全国的一半。河南官场的“紧跟”意识很强，喜欢跟着上面跑，而且还要跑在全国前面，仿佛全国政治觉悟最高的就是河南人。河南的极左不能怪河南人民，其实河南老百姓挺倒霉的，他们可爱之处就是太听话，1960年饿死多少人，河南粮库里堆满了粮食却没有人去动，老老少少活活地饿死，“信阳事件”就是这么回事。为了不给共产党抹黑，他们也不出去讨饭。 我当时还很小，而且在城里，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只知道农村饿死了很多人。但城里人也只定了18斤粮食，有时是红薯面，有时是玉米面，有时好一点是白面，但都是有比例的。在我的印象中人们上山扒树叶、扯瓜秧、找山里红，用瓜菜代替粮食，最后城里城外能吃的树叶都吃了……河南人那时候真恨当时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但没有什么渠道表达上去。后来中央发现了这个问题，把吴给抓起来撤职查办，信阳有一个叫路宪文的专员也给抓起来了。这以后“文革”开始，河南动乱无穷，干部之间互相争来斗去，矛盾、派系错综复杂。因为“左”的土壤比较丰厚，河南的官不好“太平官”或为个人凑政绩之念，而要保持一种务实的科学精神。李长春在河南的重要贡献就是针对河南的经济发展格局理清了思路，形成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马国强： 李长春的开放意识也很突出，《大河报》创刊时他还在河南，他那时经常表扬我们《大河报》。他对新闻工具和舆论监督的理解与把握、对文化在党的宣传工作中地位的理解与把握，都是比较好的。
张宇：李长春走了以后，我感觉有一段时间河南的发展有点退步了。省里动静最大的一件事是干部下乡。这事的出发点和动机可能是好的，但观念还是传统得很。我们想一下，4万名干部下乡每天要花费多少，而且不是短期的，一期动辄就是一年。一个小小的档案局都要派几个人下去，几乎把这个单位的经费全部吃完了。实际上下乡的车马费、汽油费，给干部的出差费、补贴费，大大高于扶贫款，搞得全省上下怨声载道，既劳民伤财又浪费资源。
马国强：但这种做法容易出经验，也就能出政绩，让上面看到某某人在政治上是坚定的，河南的社会主义教育搞得多么好。当然也不能说实际的效果一点没有，总有部分农民的负担减轻了，总会修出一些路，总会听到一些困难户感激不尽，上电视、报纸的效果很好。但扶贫济困不是这种搞法，实际上这还是在输血，本来应该是激活细胞，让他们自己“造血”。这是逆市场经济而动，捡了瓜子丢了西瓜。而且，河南刚刚形成的工业化气候，被这一政治化举措给打乱了。现在市场分工越来越细，政府部门正在向市场经济接轨，怎么能让各厅局的干部都去做农村工作？这还是过去搞运动的做法。当前各省区都在市场经济中搏弈斗法，倘若还用传统的观念指导现在的经济建设，显然会再度耽误河南的发展时机……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10）
马国强：现在的省委书记李克强和省长李成玉非常开明开放。李克强书记的个人素质不错，学识也很好，看一个人不能光看学历还要看学识。李省长是从宁夏过来的，这个人敢说真话，口碑非常好，抓干部作风很务实，讲话不张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非常到位，我相信在他们的领导下，河南会有更大的发展。
那份幽静与开阔，来自于好不容易滤去的、曾喧嚣于一时的浮夸、浮华与浮躁，深藏着中原大地的沧桑和河南人民的喜怒哀乐……
胡平：在中国，凡涉及“大跃进”到“大饥荒”这段历史的著述中，很少有不谈到河南的。为了让年轻的读者有些了解，我不妨简述如下——
1958年2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在这之前，河南已经刮起欺上瞒下的浮夸风，高产“卫星”满天飞。其实1958年河南的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身为省长的吴芝圃却一口咬定为702亿斤，由此导致了全省范围的高征购。同年6月在省委一届九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