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嘴那么像，我也就觉得是他父亲再生来见我了。
我们安排金顺玉一行住在供外国贵宾住的招待所，让他们逗留了一个月左右，参观了故国各地。
令人焦急难过的是，金顺玉耳朵背，听不清楚别人说的话。口音也不清楚，记忆力又相当衰退。因不知生死而让我那么焦心的恩人之一，现在时过60个春秋，好不容易见了面，却不能畅叙情怀。我本想见了她，可以畅谈往事，我记不清的，由她补充，她记不清的就由我补充，这样慢慢地畅谈孤榆树时期的往事的，可是这个希望落了空，我心里感到非常惋惜。
她的子孙也不大清楚玄河竹先生的命运和活动情况，所以我就详细地给他们谈了玄河竹先生怎么力争取朝鲜独立进行了斗争，又怎样帮助了我们的革命事业。这样做，也是作为熟悉玄先生经历的人尽了应尽的义务。
并不是因为继承了同一血统，先烈的事业就能自然而然地被后代继承的，只有熟悉先烈的斗争业绩，真心实意地珍视这一业绩的后代，才能把父亲和祖父一代开拓的革命事业很好地继承下去。
我同金顺玉见面时，同孔国玉和在五家子给了我的革命活动很大帮助的文朝阳、文淑坤也同时见了面。
孔国玉是在我父亲去世时替我守孝三年的孔荣的女儿。不记得是哪一年，我在吉林毓文中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年我放假回抚松，见到因脸上有疤痕被丈夫疏远的孔荣的妻子，背着孩子来到我家，那个孩子，就是孔国玉。
解放初，我在平壤指导农民同盟会议时，见到参加会议的碧潼郡代表，问他知不知道孔荣的遗属在哪里。孔荣是碧潼人，所以我估计他的未亡人和女儿可能住在家乡。
那位代表回答说，碧潼姓孔的人倒不少，可是没听说过孔荣的家属还活着。
我听了他的回答，非常失望。别的遗属都找到了，唯独孔荣的遗属却杳无踪迹，我心里很不好过。
当时，我们正准备在万景台建立革命烈士子女学院。
我在平壤公共体育场向平壤市民致凯旋问候后，回到了祖父母等待着我的、阔别20年的万景台。我的小学同学们来看我，建议在我的父亲任过教的顺和学校校址上建立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中学。他们为了说服我，还说万景台是金将军诞生的著名的地方，盖一所规模大的学校，以将军的名字命名为”金日成中学“，那该多好。
直到那时，我的家乡还没有一所中学。
我就对他们说，过去有许多爱国者跟我一起手持武器，在山上战斗时牺牲了。他们临终时托我在朝鲜独立后，让他们的子女念书，把他们培养成优秀的革命者。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想，一定要按照他们的遗嘱，在朝鲜独立后，让同志们的子女念书，让他们继承父母的遗志。光复了祖国后，这个决心更加坚定了。在万景台应该建立供革命烈士子女念书的学院，而不是中学。
我这么一说，村里的人们就说，革命烈属到底有多少？哪有那么多烈士子女，还需要建立学院呢？在党和行政机关任要职的干部当中，间或也有说这种话的人。他们想象不到有多少烈士为国牺牲了。
在异国的山野和溪谷掩埋了无数战友尸首的我，每当看到这种人的时候，就不禁愕然。
农民把土改后第一年收获的粮谷，作为爱国米捐给了国家，我们拿它作为资金，在万景台建立了革命烈士子女学院。
为了寻找应该在学院学习的烈士子女，有许多干部被派到国内各地和中国东北地区。那时，有几百名烈士子女，从中国回到了祖国。现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部分委员，也是当时随林春秋同志回国的。
有些烈士子女，以卖染料卖烟为生，听到在万景台要建立革命烈士子女学院的消息，自动找我们来了。他们当中，有独立军的子孙，也有参加劳动组合、农民组合等组织进行反日斗争时牺牲的爱国者的子女。
可是，唯独孔国玉没有来。
我每当到平安北道，就探寻孔荣遗属的去向，并嘱托当地干部们替我寻找。
每当我同学院的孩子一起欢度节日，见到他们明朗的笑脸，看到他们快活地唱歌跳舞，我眼前便不由得浮现出头顶山菜包袱，拖着草鞋，来小南门街我家的孔荣妻子和在她的背上吮着小手的孔国玉的面孔，我的心就酸酸的不好过。
1967年我才找到了孔国玉。这时，孔国玉的母亲已经去世。她的母亲要是知道了金日成就是金成柱，她是会马上来找我的。可是，她不知道金日成是谁，再说，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她的丈夫又是独立军，所以她可能怕被另眼看待，对女儿也没说她丈夫进行过什么活动。
我们找到了孔国玉后，保送她到高级党校学习。毕业后她在平壤市党委会和铁道部事迹馆工作，现在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孤榆树的金保安也和玄河竹先生一样，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在独立军当过中队长。
金保安因为我光去玄河竹先生家，却一次也没去他们家而感到遗憾。每当我们的朋友到他家去，他就对他们说，他跟金亨稷的交情不同一般，而且对成柱也没有慢待，可真不知道为什么成柱连一次也不到他家来。
我听了这话后，每次去孤榆树，都一定到他家去。
金保安开药铺，从收入中拨出一些钱捐给我们办的三光学校做经费。他对教育事业热情支持，对青少年的启蒙事业非常关心。我每次邀请他到三光学校演讲，他都欣然答应。
金保安曾慨叹说，孤榆树的人连钱都不会算，靠这些睁眼瞎，怎么能争取朝鲜独立呀！
如今的人们听说一个大人还不会算钱，当然不会相信，可是当时中国人和居住在吉林省的朝鲜移民当中，有很多不会算钱的人。省里印发的钞票和县里流通的钞票互不相同，加上吉林宫帖啦、奉天大洋啦、吉林小大洋啦、银大洋啦等币种繁多，币值又各不相同，因此，没念过书的人到集市买卖东西也不会算钱。
我们把农民叫到夜校，在上算术课时教给他们算钱的方法。
金保安看到那些他看不起的连钱都不会算的睁眼瞎，加减乘除都能应用自如了，便满意地说：”我们朝鲜人的头脑，本来就聪明嘛！“他说：”看到人们由无知识变为有知识，真有意思。“他到夜校去参观，也到三光学校参观讲课。三光学校高等科的学生，都很聪明。那些学生当中，至今印象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刘春景和黄顺信。
她们两个都是卡伦的革命组织保送的。刘春景的父亲刘永宣在进明学校任过教，给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很多帮助。当时，刘春景和黄顺信的年纪只有十四五岁。
我们从孤榆树回卡伦或吉林的时候，常托她们替我们运武器。因为军阀对女人检查得不那么严。
刘春景和黄顺信，每次都认真地执行我们的嘱托。她们把武器藏在裙子下，在离我们50来米处跟着。路上，军阀军警检查了我们好几次，而对她们却不大注意，让她们安全通过。
解放后，黄顺信回到祖国，在家乡务农。她不愧为三光学校时期的探险队队员，农活儿做得很出色，以高产农民扬名于世，在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中度过了有价值的一生。战后，她曾当选为最高人民会议议员。
刘春景辗转满洲各地，后来，和李宽麟一样，想在祖国度晚年，便在1979年回国了。
她如果也像黄顺信那样在年轻时回国，也会成为著名的女活动家，后半生为社会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三光学校时期的刘春景是在女生当中文章写得最好，话讲得最好，头脑最聪明的很有前途的少女。
我在安图为建立游击队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她给我来信说，愿意到我这里来继续进行斗争。但是，那时正是我们急于开始武装斗争的时候，而且我想武装斗争一旦开始，女同志很难跟男同志一道活动，所以我没给她捎信让她到安图来。
直到那时，我们虽然主张妇女应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却认为女同志是不宜搞武装斗争的。
如果刘春景在50岁左右时回国，我们就会送她到学校深造，让她参加社会活动。
我们定了这样一条原则：只要找到过去参加过或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即使上了点岁数，也要让他学习，分配他适当的工作进行政治活动。再聪明，再有用的人，如果长期不参加社会活动，埋没在家庭里，思维能力必然会减退，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人生观生锈。
解放后，有不少革命老战士和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没有被提拔到适当的岗位，长期被埋没。宗派分子们说，抗日老战士经历虽好，但缺乏知识，没有用，便长期不把他们提拔为干部。如果他们缺乏知识，就应该下狠心送他们去学习，培养他们，让他们起到应起的作用，可是宗派分子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排斥他们，不理睬他们。
因此，我们采取措施，找到了革命烈士子女和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就把他们送到高级党校或人民经济大学学习，然后根据他们的水平，把他们提拔为干部。
如果不学习、不过组织生活，那么，即使是老革命战士，也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许许多多革命老战士和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帮助过抗日革命斗争的人经过这样的过程，成长为党和国家得力的领导干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五家子的文朝阳就是其中的一个。文朝阳在五家子任反帝青年同盟组织部长的时候，同边达焕、崔一泉、李宽麟、金海山等一道，曾大力帮助过我们的工作。他和我们一起写过很多文章，做过很多演说，也积极地参加了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开会，在他家开的恐怕最多。
我在五家子的时候，给文朝阳的哥哥文时骏和崔一泉两家添了很多麻烦。
文时骏是个厚道的人。他一连几个月给我们供饭吃，也不收钱。我们在五家子进行活动的时候，文时骏给我们杀猪吃，嘱托我们一定要争取祖国独立。这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我在他家也住了很长时间。在文时骏家，每顿饭都给我摆上别有风味的酱蒜。
他家酱蒜的味道是那么独特，以至解放后我见到文时骏的女儿文淑坤时，首先就想起了那酱蒜。因此我把她请到家，请她把腕酱蒜的方法教给我家的人。
我每次到地方去，我们的人都要在我的饭桌上摆酱蒜，可是总觉得比不上我在艰难时期在五家子用水泡小米饭吃时的那种酱蒜的味道。
前不久，文朝阳过80寿辰。我回顾着我在五家子活动的年代，给他祝寿，送花束，摆寿筵。
崔一泉曾任五家子反帝青年同盟委员长兼《农友》杂志的主编。我在他家也住过几个星期。当时，他叫崔泉或崔灿善，印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上的名字崔衡宇，是解放后他在汉城从事写作时用的笔名。
在五家子，他是最开明的人。他没有像金赫那样写过诗，可是他具有卓越散文家的写作能力。因此，我们劝他到长春去做秘密工作员。他到长春一面任《东亚日报》支局局长，一面任秘密工作员，进行了多年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搜集了很多有关我们的资料，并常常写出很好的文章发表。
崔一泉是日本情报机关列在黑名单上的人。他任支局长的《东亚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