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一泉是日本情报机关列在黑名单上的人。他任支局长的《东亚日报》支局大门外，经常有日本宪兵和密探轮流监视。敌人之所以开始注意崔一泉，是因为他到长春后仍没有停止做青年工作，也是因为他同国内的爱国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进行了很多有关我们的宣传。我们在东满开始武装斗争后，他曾把通过反帝青年同盟直接培养的多名骨干青年输送到抗日游击队。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中那出色地反映了旅居满洲的朝鲜人的民族解放斗争实况的气势雄伟、充满激情的笔触，应该说是在上述革命实践中练就的。
崔一泉住在沈阳和北京的时候，曾多次到汉城去，向国内的著名人士和各阶层人民介绍抗日武装斗争的战果。祖国光复会成立后，他还给他们解说了该会的十大纲领。在他的宣传下，由李克鲁先生领导的朝鲜语学会和民俗运动对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并按照十大纲领的精神开展了捍卫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斗争。
日本官署加强对他的迫害和监视后，他就把他在《东亚日报》支局任职时到满洲各地亲手搜集到的有关我们的斗争资料和独立运动资料带到汉城去，全部交给了当时负责领导朝鲜语学会的李克鲁先生。这些资料中还有一捆我们在五家子发行的《农友》杂志。他对李克鲁先生说：
”这都是有国宝价值的资料。一直受敌人监视和追踪的我，没有力量保存这些资料。等国家独立后，我想用这些资料写历史著作，请李先生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保管好。“
崔一泉这样托付了李先生后，又回到了满洲。
解放初，他把李克鲁先生珍藏的那些资料要回来，一口气写完了《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这部书虽然印在用废纸生产的掺杂砂粒的再生纸上，可是一问世就大受读者欢迎，供不应求。专修历史和文学的年轻知识分子甚至全文抄下来阅读。
解放初，美军政当局宣布反共反北方为南朝鲜的”国策“，用刀枪加以推行。崔一泉在这种杀气腾腾的环境中，还印出反日斗争漫画来向青少年宣传反帝反日精神。
解放后，崔一泉在政治混乱、毫无秩序的汉城，集中全部情力写出了《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这样有份量的书，实在令人惊叹。
解放后，崔一泉进入了南朝鲜政界，历任朝鲜革命党政治部长、新进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欢迎金日成将军委员会委员、民族自主联盟执行委员等要职，同吕运亨、洪命熹、金奎植等人携手，为团结民主力量、争取南北统一，忘我奋斗。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汉城被反动派杀害。
《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是崔一泉的未完成之作。他原计划印出第二集后继续写下一集，可是他走上复杂的南朝鲜政治舞台后，无法抽出时间，所以没能实现计划。据说，他在下一集里计划全面叙述我们的革命活动情况。
如果崔一泉还在世，那下一集一定会问世，那样的话，一定会有更多有关我们的革命活动的令人感兴趣的史料公诸于世的。
漫长的岁月流逝了，可以回忆抗日革命斗争时期的人物中，还在世的人不多了。能回忆我们的早期革命活动的人就更少了。我的记忆力也是有限的。
有不少事已忘记，有些事已记忆模糊，有的时间和人名已无法准确地回想起来。
在南满和满洲中部一带帮助过我们的活动的人当中，金利甲的爱人全京淑给我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金利甲是”金刚馆“（大成馆）事件的主人公，《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也介绍了他。
1930年春，化装成中国人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在吉林市复兴街的吴尚宪（吴春野）家，逮捕金利甲，给他的嘴塞上毛巾，捆绑起来押到长春去。
后来，他被判处九年徒刑，关进大连监狱。
全京淑的父母反对女儿同金利甲这样的革命家结婚，可是她断然拒绝父母的要求，离家随爱人去了大连。当时，她不是18岁就是19岁。离家后她进了纺织厂，一面做工，一面做共青同盟工作，全心全意照顾狱中的金利甲。
跟我谈了这件事的，是任过东满特委书记的童长荣。他说，他在大连搞地下党工作时，见过全京淑。他深为全京淑热烈纯真的爱情所感动，说：”我见过她后，才知道朝鲜妇女的节操和意志是如此的坚贞。“我听了他的话，也对全京淑的崇高品质深感佩服。那时，我听着他的话，感怀深切地回想了她在旺清门时的面貌，我为参加南满青年总同盟大会到旺清门的时候，她一面给我做晚饭，一面把国民府的恐怖活动计划悄悄地告诉了我。我心想，金利甲可真是幸福的人啊！
为了拯救民族，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奔走在满洲大地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给我们做饭吃，拿出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钱给我们做学费和路费，那么多恩人的事迹，是谈也谈不完的。
在这些恩人当中，到现在还不知生死和去向的人，仍然数不胜数。如果他们现在能出现在我面前，我心里的遗憾也就会消失。如果我能招待他们一顿饭，和他们坐在一起共叙积蓄几十年的情怀，那该多好啊！
但是，这就能全部酬谢他们过去为我付出的辛劳和赤诚吗？
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给我国人民提供更大的福利，完成在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下开拓的革命，这才是献给他们的最大的酬谢和礼物。在这之前，谁也不能说已完成了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者的义务。
第五章武装的人民
（1931年1月－1932年4月）
一受难的大地
以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为契机开始的白色恐怖的旋风，到1931年就更加疯狂地席卷了满洲大地。敌人到处肆行血腥镇压，企图连根拔掉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花几年功夫培养起来的革命力量。
我到东满一看，空气比南满和满洲中部更加紧张。暴动的后果也更加惨重，更具有破坏性。我在敦化南门看到挂在杆子上的暴动者的头颅，猜测到敌人对革命力量的攻势达到了何种程度。
为教条主义、小资产阶级英雄主义所迷惑的宗派事大主义者们，在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后，仍在国耻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广州暴动纪念日等许多纪念日，以纪念暴动、收获暴动、恐怖暴动等名目连续发动暴动，其次数实达几百次。敌人的恐怖活动跨年持续进行的原因就在这里。
在这过程中，间岛的革命组织几乎都遭到了破坏。不用说站在前列进行斗争的骨干分子，就是跟着暴动队伍给他们端过饭的人也都被抓去或被处决了。一年前我们到豆满江沿岸时恢复起来的组织，也受到了不少损失。
在参加过暴动的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向敌人自首或脱离了革命组织。
我们为了寻找转入地下的组织到村子里去，有些人就畏畏缩缩地只是使眼色，不敢接近我们。有些人还说，”间岛叫共产党给糟踏了。“”共产党的妄动，使整个间岛变成了一片血海、火海。“”合着共产党的拍子跳舞，就要全家毁灭。“当时，只要是有共产主义者这个”招牌“的人，人们就不管他的所属和系统，一概不理，敬而远之。
我到明月沟的时候，瓮区党委委员李青山，诉说暴动后他所经历的苦处，向我倾吐衷肠说：
”上级一个劲儿地催我到群众中去恢复和扩大组织，可是老实说，已经没意思，也没勇气找人谈话了。过去把我当作革命家表示尊敬的人，甚至由我介绍加入组织的人，已有几个月，一看见我，就悄悄溜开。你看，多么叫人伤心，哪有心思干革命啊。暴动风刮过几次，间岛的民心变坏了。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遭冷遇，倒不如0放弃革命，到什么地方去挣碗饭吃，反倒会心安。话倒是这么说，可是一个誓死干革命的人，怎么能那么轻易放弃初衷呢。反正得有个什么办法才行。可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是在抱怨这个骚乱的时局罢了。“
这是李青山的苦衷，同时也是我的苦衷。1930年和1931年，间岛的所有革命者都经受了这种苦衷。形势是那么险恶暗淡，以至像李青山那样诚实寡言的老革命家也作这样的表白。
当然，李青山并没有中途退出革命。
后来我到安图又见到了李青山。在我辗转豆满江沿岸各县的时候，他被调到安图区党委去了。和他在瓮声碰子时相比，我觉得他格外精神饱满。
李青山十分满意他说，他在新上任的地方工作较顺利。
”恶梦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用这么一句话简短地表达了在他的生活中发生的变化。他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他倾吐苦衷说人们不肯接近他时的那种悲伤、忧郁的表情。
但是，直到我在瓮声砬子见到李青山的时候，满洲地区的革命者们还在尝着白色恐怖的苦头，因人们不肯接近而苦闷。
我也曾在这种苦闷中度过。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喝着玉米稀粥，吃腌芥菜，夜里枕着木枕躺在透进寒风的人家下屋，与饥饿搏斗。当时最使我们难受的痛苦之一就是饥饿。那时，我们到了间岛之后，确实吃了很多寒冷和饥饿的苦头。
我没有棉衣，穿着西服过冬，所以总是比人家感到更冷。到了没有铺盖的人家去过夜，就和衣躺下来睡。我到过李青山的家，他家也没有被子和枕头。我和衣躺着过了一夜，冷得怎么也睡不着。
这一夜过得真够苦的。后来我到了安图也谈过这一夜的遭遇。母亲听了这话，几天内就给我赶制了一件像车夫穿的那种大棉袄。我穿着这件棉袄，在没有被子的人家过夜时，就用毛巾把木枕卷起来枕，脱下棉袄盖在身上蜡曲着睡。
可是，这种苦楚还算不得什么。那年春，我去间岛，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夜晚躺在炕上，又冷又饿，难以入睡，加上对牺牲的同志的怀念和对遭到破坏的组织的担忧，使我无法平静。
人民的冷遇所带来的绝望和孤独感折磨着我。看到不愿接近我们的群众，回来枕着胳膊躺在冰凉的炕上，眼前就浮现出遭人们冷遇时的情景，无法入睡。
其实，我们很早就对间岛地区寄予很大的期望。延吉是受宗派影响很大的地方，但间岛其他地方受宗派影响并不很严重。这就提供了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在这一地区迅速成长，并以新的方式开展革命的有利条件。几年来，我们的同志顽强努力，煞费苦心，为了在这一带把抗日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扎扎实实地作了准备。
可是，两次暴动，使来之不易的这一成果大受损失。左倾分子用极左的言词和口号暂时迷惑群众，但其危害却如此严重和具有破坏性。我认为，把左倾说成是翻过来的右倾，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把一切事情都放到一边匆匆地去间岛，也正是为了弥补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加紧进行准备，尽快开展武装斗争。
抱着很大的期望来到间岛，可是破坏程度比预料的更为惨重，加上又看到人民不相信和疏远革命者，我心里十分难过。
为人民而战的斗士们，如果被自己的人民遗弃，那么，哪里还能有比这更可悲的事呢。只要有一天失去人民的信任，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那么，那个革命者的生命就完结了。
当群众不分系统一概冷淡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