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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群众不分系统一概冷淡对待所有革命者时，我们之所以感到那么痛心，是由于暴动导致共产主义者的威望受到损伤，群众不相信自己的领导者而退出组织，朝中人民之间产生了隔阂，互不信任和误解。
当时，这些是最大的苦恼。
但是，我们并不是处于只有苦恼、悲伤和挣扎的境地。假如革命者前进的道路上没有难关，实际上也就不能说是革命了。一个革命者，越是处于这种情况，就越要坚定，越要满怀信心顽强地克服困难前进。
我们在1931年仍在间岛一带坚持不懈地进行了清除五·三○暴动后果的工作。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第一个障碍就是暴动的后遗症。如果不尽快消除这个障碍，重新整顿革命队伍，就不能挽救处于危机的革命；革命也不能深入发展。
五家子会议后前往东满的时候，我向我自己和同志们提出了两项任务。
一项任务是总结五·三○暴动。虽然我们不是计划和指挥这次暴动的当事人，但我们感到有必要从各个角度科学地正确地分析和总结这次暴动。
尽管暴动连连失败，但在东满仍有狂热的恐怖主义者和李立三路线的信奉者煽动群众进行冒险的暴力斗争。
李立三机械地搬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的论断，提出了”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路线，这条路线起到了推动群众举行暴动的强大刺激剂的作用。
这是掌握中国共产党实权的人提出的路线，而且是通过组织下达的，因此，直到李立三退出党的领导职务，他的主张被定为左倾冒险主义时为止的很长时期，人们追随了这条路线。他们饱尝了失败和挫折的苦头，却仍然不能轻易从李立三编织的甜美的梦想中清醒过来。对五·三○暴动进行总结，人们就能从这种梦想中觉醒过来。我们决心通过对五·三○暴动的总结，给宗派事大主义者向上爬的思想、名利主义和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敲起警钟。我认为，尹暴动的总结会成为使满洲地区的革命者掌握科学的战略策略和领导群众的方法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另一项任务是，提出能把群众组织成一支政治力量的正确组织路线，用这条路线武装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
当时间岛地区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一条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组织，并将它加以扩大和加强方面可作为指针的明确的组织路线。在东满地区进行活动的宗派事大主义者，在使群众组织化方面，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他们大喊”阶级革命论“，只吸收贫雇农和工人加入组织。他们把其他的阶层都看作与革命无关的对象。因此，没能加入组织的人们就说，原来共产主义就是这么个货色，把其他人都撇开，只由那些屈指可数的穷汉子聚在一起叽叽咕咕，就是共产主义啊！对此，他们甚至还表示愤慨。
要克服这种关门主义倾向，把各阶层爱国力量紧密地团结起来，就必须克服死抱住经典著作的命题和外国经验不放的事大主义、教条主义倾向，找出能够把一切爱国力量一个不漏地容纳进来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并尽快加以贯彻。
我把这些任务定为这次问岛之行的第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加快了前往东满的步伐。在孤榆树指导群众组织的工作后，和柳凤和、崔得永一起前往长春方面。不料，在路上因密探告发被反动军阀当局逮捕了。当时，军阀当局严密地注视着我们的活动。他们的嗅觉灵敏度不亚于日本警察。连我们为了作武装斗争的准备前往东满，他们也都知道。
军阀当局已探知孤榆树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满洲中部地区的主要活动基地，便发动伊通县公署，把督察员派到这个村子严密地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孤榆树有个叫李出流的中国地主，他同县公署派来的督察员取得联系，秘密地打探我们的活动。
向督察员告发我们离开孤榆树前往长春的，正是这个姓李的。我们在大南屯，被接到督察员的通知紧急出动的保卫团逮捕，在县公署的牢里受了几天审讯，然后被押送到长春，在那里坐了20来天的牢。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三次坐牢。
那时，吉林毓文中学的李光汉校长和何先生正在长春。他们听到我被捕的消息后，去找军阀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说：”金成柱是在吉林被判无罪释放的，为什么又抓起来？金成柱由我们作保。“幸亏有他们的帮助，我被释放了。
我想，两位恩师都是理解共产主义的联共人士，所以在困难关头毫不踌躇地救了我。
他们和过去一样真心同情我，保护我，对我们的事业表示理解，我从中受到终生难忘的深深的感动。
我们到东满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在敦化为朝鲜革命军队员和革命组织骨干分子进行讲习。
这次讲习讲的是：大力促进准备武装斗争的任务及其途径，对基层党组织保证统一领导方面的原则性问题和把分散的革命群众组织起来的问题。可以说是为这年12月召开的冬季明月沟会议作准备的讲习。
在这次讲习后，我就到安图、延吉、和龙、汪清、钟城、稳城一带做革命组织的工作。
在充分掌握了间岛和豆满江沿岸六邑一带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1931年5月中旬，我们在瓮声砬子的李青山家召开了党和共青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历史上也称为”春季明月沟会议“。
瓮声砬子，意思是发出瓮声的岩石。在日本霸占满洲以前，明月沟曾叫瓮声砬子。日本人霸占满洲后在这里设火车站，把瓮声砬子改称明月沟，这名称便固定了下来，于是后人也就把瓮声砬子称作明月沟了。
现在明月沟是安图县县城了，可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它还属于延吉县。
参加”春季明月沟会议“的有：党及共青干部、朝鲜革命军成员、地下工作员等数十人。记得在间岛地区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中白昌宪等出名的革命者几乎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贯彻执行革命的组织路线》这篇著作，就是根据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整理出来的。我来东满时提出的两项任务都包括在这篇讲话中。
我们按既定计划，在这次会议上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五·三○暴动的本质，提出了革命的组织路线：把基本群众紧紧地组织起来，并把各阶层反日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其周围，使全民族团结成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
会上，作为贯彻这一组织路线的任务，讨论了建设坚强的领导核心，加强他们的独立作用的问题，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群众团体，吸收各阶层群众加入群众团体的问题；通过实际斗争锻炼群众的问题；加强朝中人民的共同斗争和友好团结的问题；还制定了从小规模斗争发展到大规模斗争，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密切相结合等策略原则，并且特别强调了彻底克服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问题。
1931年5月的”春季明月沟会议“，用一句话来说，它是为争取群众的会议。争取群众，最大的障碍就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因此，我们果断地批判了这条路线。
当我们批判左倾，提出了宽泛的组织路线时，与会者们表示完全支持。
会上，有很多人发了言，每个人的发言都富有革命性。他们都说，日本侵略满洲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要作好准备，时机一到，定要决一死战。有很多老练的革命者参加了会议，所以，有很多值得一听的，也有很多可以参考的意见。
通过这次会议，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会后，工作员陆续奔向了间岛各地和国内各地方。
我在明月沟住了一些时候，对这一带的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工作进行了指导，然后前往安图。目的是暂时以安图为活动据点，把间岛和国内的革命工作搞上去。
安图是个远离铁路、公路和城市的山区，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还没有伸进来，而且四周全是险峻的山岳和密林，便于同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地区和抚松、敦化、桦甸地区以及六邑一带等国内各地区的组织取得联系，也非常有利于组织和训练游击队，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居民成分也非常好。
尤其是这里跟祖宗之山白头山邻近，所以，时刻不忘祖国的我们不能不从它那崇高、庄严的威仪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万里无云的晴天，远远的西南方天际白头灵峰的银灰色波涛，那隐约的远影映入眼帘时，我不由得心潮澎湃，恨不得马上拿起武器光复祖国。虽然离开祖国在异国土地上开始武装斗争，但希望在望得见白头山的地方打响抗日的枪声，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情。
在敦化的讲习结束后，4月，我到安图去领导群众团体的工作。
那时，母亲缠身病榻。当时医术还落后，诊断不出是什么病。母亲只是说好像是”瘕“在发作，煎些汤药用。
母亲对自己的病并不在意，反而担心我这个手无分文、经常在外乡奔走的儿子，同时还为妇女会的工作费尽心血。
时隔两个月重访安图，我心中排解不开对母亲的担心。
可是，我到了安图，看到母亲脸色非常好，便放心了。母亲经常告诫我，不要想家，要专心于光复祖国的事业，可是我一出现在她面前，她就高兴得不得了，竭力掩盖脸上的病容。
跟母亲住在一起的祖母，听说我来了，顾不得穿鞋就跑出来拥抱我。祖母在父亲去世那年来满洲后就没有回家乡，一直和母亲一起维持着朝饭夕粥的贫苦家计。我们一家从抚松搬到安图的时候，祖母也跟着母亲来到安图。
祖母来到安图后，住在兴隆村的英实外婆家，不过也常常到我们家来住。
英实是亨权叔的独生女儿。
亨权叔入狱后，叔母（蔡燕玉）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她出嫁，刚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丈夫不幸被抓去坐了牢，她神经受到刺激，患了优郁症，也是难怪的。
在亨权叔被判处15年徒刑，被关进监狱后，我写信劝叔母，把孩子送人后改嫁。但叔母没有改嫁。她说，嫂子失去了丈夫，也没有改嫁，千辛万苦抚养着三个孩子。我丈夫还活着，怎么能改嫁呢？要是我改嫁了，英实她爹在牢里听到这消息该多么伤心呀！要是我把英实送给人家，嫁给别人开始过新的日子，那我能睡好觉，吃得下饭吗？再也别说那种话了。这位叔母是位又贤惠，又有主心骨的人。
母亲搬到安图后，让叔母回兴隆村的娘家去了，好让她转换转换情绪。
祖母住在英实的外婆家，照料照料儿媳妇，陪她说话作伴儿。祖母想起病中的大儿媳妇，就又跑到我母亲那里，替她煎药、做饭。那时，祖母为照料两个病弱的儿媳妇，费了很多心。
我想，祖母没有回家乡，在异国他乡待了几年，是因为善良的婆婆怜爱两个孤苦的儿媳妇。
我到安图那天晚上，祖母睡在我旁边。
深夜，我醒来一看，我的头竟枕着祖母的胳臂。看来，在我睡着后，祖母悄悄地把我的枕头抽去，抱着我的头。我体味到祖母的心情，不忍把头挪到枕头上去。
祖母还没有睡着，轻轻地对我说：
”你是不是把家乡都忘了？“
”奶奶，哪能忘呢！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万景台。我多么想念在家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