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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老汉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的时候，他前面一个结账的汉子忽然叫了起来：“你们搞错没有？一干多斤谷子，就收这么一点钱？”
“错了你去查账！”屋里算账的人冷冷地回答说。
“搞的啥活路哟！今年各种款就比昨年多了一半？你们家是不是种庄稼的？”汉子继续质问。
里面结账的人语气软了一些，说：“我们管不到那么多！我们只管结账、收钱。”
汉子嘴里咕哝着，无可奈何地退了出来。
轮到余忠老汉结账了，他走到窗前一看，里面算账的财政所、农经站和粮站的人他都认识。他们都一齐向余忠老汉打招呼：“大爷，粮卖了？”
余忠老汉满面笑容地回答：“卖了！”
里面的人又说：“大爷真是好样的！”接着问：“大爷结账？”
余忠老汉又和蔼地说：“是呀，结账呢！”说着，就把手中的定购粮本本和一叠单据，从窗口笑吟吟地递了进去。粮站会计把单据接了过去，先在算盘上“劈劈叭叭”敲打了一阵，然后在单据上填上数字，把它们转给对面的出纳员。粮站出纳员也在算盘上“劈劈叭叭”敲打一阵，又在单据上填上数字，又把它们转给财政所的税征员。税征员拿出一本厚厚的账簿，翻了一阵，然后对着账簿开了几张收据，又把先前的单据转给了农经站的女出纳员。女出纳员也同样拿出一本厚厚的账簿翻了一阵，然后对着账簿一口气开出了好几张发票，最后才把所有的发票和单据，一齐转给了粮站的出纳员。
余忠老汉充满信心和喜悦地看着他卖粮单据在一只只秀气的手中周转。他知道，这些手续是结算当中必不可少的。除粮站会计以外，每经过一个人的手，他们一手辛勤劳动的果实，就要被扣除一部分，贡献给国家和集体。这也是完全应该的，自古种田的就要交回税。何况现在托政策的福，才不愁吃不愁穿，没有任何理由不积极交纳“皇粮国税”。老汉在等着粮站出纳员最后敲出的数字，以及从他手里递出的现金，那才是他们一年劳动成果中属于自己的一部分。
“大爷，给——”终于从窗口里面递出了一叠花花绿绿的发票、单据和现金。
余忠老汉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暴满青筋的双手由于高兴而微微颤抖着。他接过出纳员递出的单据和票子，同时，还不忘友好、亲切地向窗户里面的人微笑着点头致意。
为了不影响别人，余忠老汉捏了那叠发票和现金，退到墙角边。他先把发票清理好，揣在褂子里，然后，专心致意地数点起票子来。
可数着数着，老汉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两眼也由先前闪耀着的幸福、激动的光彩，变成了一片茫然。他急忙奔到窗边，分开窗前的人，大声地对窗子里面的人问：“哎，我的账错没错？怎么才二百多块呢？”
里面的人先还对他很和气，说：“不会错的！经过了几个人的算盘，咋会错呢？”
“可咋只有这样一点钱呢？我可是卖了一万七千斤粮呀！”余忠老汉还是不明白地问。
里面的人又对他解释“你卖的粮多，是因为你种的田多。各种税、费，都是按田摊派的。你种得多，就摊得高。”
余忠老汉还是不甘心，将一叠发票递到窗子里面，说：“那你们给我说说，都扣了些啥钱？”
里面的人见了，有些不耐烦起来，说：“都在发票上写着，你自己看去吧！”
余忠老汉说：“我不认得字！”
文富在院子边，听见这边吵，声音有点像父亲，急忙跑过来看，果然是。窗子里边的人一见，忙说：“这下好了，你家认得字的来了，一边看去吧！”
余忠老汉只好退出来，走到自己的板车旁边，一屁股坐在车杠上，把刚才窗口发生的情况大致对文富讲了，就迫不及待地把一叠发票递给儿子。
文富接过发票，一张张展开。只见第一张税务发票上写着：农业税750元，特产税180元，合计930元。第二张是乡政府的统筹款发票，没写项目，文富知道就是负担村、社干部工资，五保户、烈军属的优抚款，安广播、看电影等等公益事业款项，一共是714元。第三张发票上，第一栏写的是代扣绿化费（树苗款）150元，第二栏是代扣公路民勤义务工投劳费180元，第三栏写的是代扣兴修水利投劳费180元，合计510元。另外还有几张专用单据，一张是教育附加费120元，一张是县里修火电厂捐资150元，还有一张是安程控电话捐资180元。
文富把这些发票看了一遍，心情也格外沉重起来。他找了一块瓦片，蹲在地上，一笔一笔把这些数字在水泥地面上加起来，又把一万七千斤稻谷的价钱算了一遍。没错，一点没错，他愤愤地把瓦片扔到远处，然后沉默下来。
余忠老汉见了，忙生气地说：“咋回事，你也不肯跟老子说一声？你嘴巴被蔑条捆住了？”
文富站起来，用脚把地上的数字重重地擦掉，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才蹲下来，把账一笔一笔地讲给父亲听。还没等文富讲完，余忠老汉就双手捧着头，蔫蔫地说：“完了！刚才还满心指望靠这卖粮的钱，来给你办喜事，还可以余点钱给文义订门亲，这下只有靠屋里剩下的一点谷子了！今年这费那费，早听说要涨，可没想到要涨这么多。昨年我们也收了一千多块钱嘛，今年还多卖了两千斤谷子……”停了停，忽然又抬起头问文富：“啥叫程控电话？”
文富摇摇头，说：“我也没见过！”
余忠老汉痛苦地骂了起来：“杂种些，啥都叫农民出钱了！”
文富见父亲怄气的样子，心里很过意不去，好像这都是他给父亲造成的一样，忙安慰老人说：“爸，你也别怄气，政府要我们农民出钱，我们不出也得出。再说，也不是我们一人出。你说得对，家里今后的日杂开支，我们还有几千斤存粮嘛！”
余忠老汉没回答文富，默默地坐着。文富问他是不是饿了，叫他去街上吃碗面条。余忠老汉也没回答，文富又说了一遍，余忠老汉忽然跳起来，对着文富骂道：“吃！吃！你杂种有多大家底来吃！”骂着，拉起板车，黑着脸，怒气冲冲地走了。
文富被父亲骂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知道父亲心里不好受，就默默忍受了，也拉起板车，跟在父亲身后往家里走去。
一路上，父子俩都像霜打蔫了的黄瓜，没有一点精神。谁都没有说话，车轴转动发出的“吱吱呀呀”单调的声音，更给父子俩烦躁的内心增添了压抑的气氛。走着走着，余忠老汉忽然嘟哝了一句：“昨年望到今年富，今年还穿衩衩裤！”
文富没听清父亲说的是什么，忙抬头问：“爸，你说啥？”
余忠老汉似乎吃了一惊，回头盯着文富反问：“说啥，老子说了啥？”
文富突然发现，父亲的黧黑面孔中透出灰黄，皱纹密布，好像一下就苍老了许多。
8
余忠老汉回到家里，莫名其妙地在心里窝了一肚子气，看什么都不顺眼。吃中午饭时，他吃过两碗就放下了碗，田淑珍大娘关心地问：“你咋就不吃了？”
余忠老汉却没好气地回答：“我吃不吃自己晓得，要你多管？！”
一句话把田淑珍大娘噎住了，过了半天才回过神答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问你吃没吃饱呢！”
余忠老汉沉着脸，也不争辩，去阶沿上扛起锄头，就气咻咻地朝鱼塘工地走了。
这儿大家都不知道老头发的哪股气，唯有文富明白，他就对母亲和大哥、文义等说了今天卖粮和结账的事。大家这才清楚过来，一时心里也沉重，像是压上了一块石头。过了一会，文义才叫起来，说：“你们都没找周华这些当官的问问，凭啥扣那么多钱？啥叫特产税？我们有啥特产？年年都植树造林，都扣钱，可树栽到哪里的？修、修水利，我们都出了工的，为啥又扣那么多钱？修火电厂、安程控电话，我们农民享受得了啥？。再说，捐资要自愿呀，咋个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把钱扣了？这不是乱收费吗？”文义越说越气愤，两眼直直看着文富，好像文富是罪魁祸首一样。
文富被文义的目光看不过，就耷拉下头，喃喃地说：“问？我们问谁？周书记叫人给我们照了相后，就没影影了。再说，又、又不是我们一家人摊那么多……”
文忠见文义指责文富的样子，心里为文富鸣不平，忙说：“算了，扣都扣了，就是问了，还会给你一个人退一些。”
文义狠狠瞪了文忠一眼，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们这些人呀，都该补充钙片！”
田淑珍大娘见幺儿逞能的样子，也不满意，就说：“你逞啥能？你能搬个石头打天？还不快去干活！你爹都去了老半天，他又会发脾气的！”
三弟兄听了，立即停止了争论。“默默地去扛起扁担、箢箕，上工去了。卢冬碧、文英见了，也各自去扛起锄头，跟在后面。田淑珍大娘收拾了碗筷，才一手牵了九岁的孙女小梅，一手扛了锄头，最后往工地走去。
鱼池表面的淤泥已清除干净，现在，父子们正将下面的泥土，挑上来加高塘埂。文英和卢冬碧在下面池子里，往箢箕里挖泥，文忠三弟兄将泥土往塘埂上挑，余忠老汉则在塘埂上，用锄头将文忠他们挑上来的泥土夯实。田淑珍大娘来到工地，就加入到文英她们挖泥中去。三个人挖，三个人挑，刚好一对一，一时大家没说话，默默地干着活。
余忠老汉还仿佛和谁赌气一样，门头黑脸地将泥土砸得“叭叭”响。
文英没干过这样的重活，干了一会，她显得气喘吁吁，额头上开始淌起汗来，手上又打起了血泡。偏偏泥土又很瓷实，粘在锄头上不肯掉下去。她勉强坚持了一会，渐渐地又开始偷起懒来，不时掏出手绢揩汗，借揩汗的机会歇会儿气。
她挖泥的速度慢了，挑泥的文富也便跟着放慢。余忠老汉在塘埂上见了，没好气地吼了起来：“站起干啥？哪儿就累死人了？！”
文英从没听过这样的斥责，加上心里也烦恼，便不满地瞪了父亲一眼，顶撞着回答：“吼啥？青蛙跳三步，还要歇一歇呢！”
余忠老汉气更大了，就骂了起来：“歇！歇到莫得喂嘴巴的了，饿死你杂种！”
这时，文英如果能忍一忍，老人的气也许会慢慢消下去，偏她又是一个任性的姑娘。听了父亲的话，不但没忍住，反而又针尖对麦芒地说：“人家没像你这样，成年累月挖泥盘土，不但没饿死，日子还过得比你好！”
余忠老汉一下子火了，将锄头往地下狠狠地一顿，指了文英吼道：“杂种，老子苦做苦磨，变了黄牛还遭雷打？嫌老子没出息，苦了你，你跟老子滚！”
见父亲动了这么大的气，文忠和文富忙好言相劝。文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