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传 作者:儒勒·凡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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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纳传 作者:儒勒·凡尔纳- 第6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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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令人恐怖的奇迹的发明者、工程师马塞尔·卡马雷既幼稚无知,又狂妄自大。当他得知使他的梦想得以实现和布莱克兰城得以建立而进行的敲诈勒索活动时,他进行了反抗。放出霰弹或炭酸的“胡蜂”对工厂的四邻地区进行保护,但由于饥荒,工厂的范围还是逐渐缩少。卡马雷不得不横下心来,决定利用奴隶的反叛,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痛苦的嘲讽!残酷的战斗接连发生。冒失地委身于基耶的让娜·伯克顿在一间地下室里发现她哥哥刘易斯被囚禁在那里。她同时还发现,伯克顿爵士第2个老婆所生的儿子费尔内竟化名为基耶而潜伏到这里来了,他被母亲的婚事所激怒,对他继父一直怀恨在心;他谋杀了乔治后,占了他的职位,并利用他的部队从事劫掠活动。掠劫银行后将刘易斯挟持走的也正是他。

  要不是描写布莱克兰城和卡马雷的发明,这无非是一部侦探小说。很显然,科学为罪恶服务,这就是真正的主题。那位天才的发明家狂妄自负,竟将自己比作上帝,认为自己跟上帝一样有所创造。他振振有词地说:“是我从零开始建成了这座城市,如同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整个宇宙。”

  当他毋庸置疑地意识到自己利用了什么样的罪行以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时,他的脑海里掀起了阵阵波澜,他惊呼道:“让我的事业毁灭吧!”他犹豫不决,继而捶胸顿足,宣布说:“上帝已经判决了布莱克兰死刑”;上帝就是他自己。随后,他进行远距离操纵,引起一连串仔细安排的爆炸,将这座城市渐渐地摧毁掉了。

  布莱克兰化成了灰烬;马塞内上尉接到通过作试验用的无线电报发来的信息,得以将考察队遣送回国……并娶了让娜为妻!结果好的都是好的,然而,科学毕竟有可能变得十分危险!

  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作者曾经表达过的最后感受。只有当科学进步同时伴随精神进步的时候,这种科学进步才能为人类所掌握。

  发明家对自己的发明的使用是否负有责任呢?19世纪,当人类还只是从科学研究中获得物质利益时,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荒唐的。可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期,精明善断的人完全可能对新发明招致的后果有所警惕;他曾经借尼摩的口说过,地球上所需要的不是什么新大陆,而是新人;如今,他必然会这样揣摩,具有高尚情操的人不是比新发明更符合愿望吗?

  那个短篇集还一直摆在那里。儒勒·凡尔纳很久便要求出版这个集子,但直至1910年才以《昨天与明天》为题与读者见面。1890年6月3日,作者便提到,他很快就要写好一定数量的中短篇,“足够出1卷,《拉东家族》也可放入里面。”1893年,他再次询问出版商,“中短篇集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何时出版?”小赫泽尔任他再三催促,始终没轻易表态。对于《拉东家族》,他大概没产生跟作者一样的好感。他肯定这样认为,1891年发表在《费加罗画报》上的这篇童话故事有损于创作灵感大不相同的整体作品。的确,这只是1篇童话故事,如同所有这种体裁的故事一样,它打着幻想的幌子,对人类的怪僻进行了讽刺;出版商所采取的保留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音乐故事《雷·迪埃兹先生与斯·贝莫尔小姐》,是应泰奥菲尔·戈蒂埃之约为1893年《费加罗画报》圣诞节专号撰写的;这篇故事起过渡作用;禁烟在管风琴的管子里的儿童声带产生仅以一个音差相区别的生理音符!

  《让·莫雷纳斯的故事》的开头是雨果笔下的马德兰的替身。这篇故事颂扬了一位兄弟替代真正的罪犯的牺牲精神。

  在《一个美国记者的一天》这篇幻想故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后来得以实现的发明。这篇幻想故事是与米歇尔合作并由米歇尔执笔撰写的,1889年用英文发表在《论坛》杂志上。它让我们在时间上向前跃进了1000年,使我们领略到2889年的文明社会的概貌。有些预言平庸无奇,有些预言别出心裁;也有些预言如今已变成现实。

  关于运输,短距离使用时速600千米的飘行车,远距离使用时速1000千米的无轨气垫车,这种列车可以飘洋过海,但没充气管那么舒适。这种充气管能以每小时1500千米的速度将我们从美洲运到欧洲。由于电话和“传真器”极为普及,报纸是有声的,购买者可到沿街设置的报亭去听他所需的期号。“映像传真器”也相当普及,就跟我们今天已经使用的电视屏幕一般,但还没达到我们的电话那样普遍;冬眠和电波催眠术都在实践中应用了。跟电子计算机相仿的电计算器可作最复杂的运算。新闻界的权力至高无上,通过各种民意测验,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大事,还可决定归法院裁判的人的命运,因为在审判前就可对他们进行判决。映在云层中的广告使“地球使者公司”获得必要的资金。该公司的经理弗朗西斯·贝内特伊然是一位国家元首。我们发现他将莱思河的疆界强加给俄国大使,这位大使向他申诉说,俄国人被中国人逼迫,不得不向西扩张,但这种申辩无济于事;贝内特对此将采取补救措施,强令中国人节制生育,否则处以死刑:多生一个孩子吗?就杀掉一位父亲!英国被美利坚合众国所兼并,根据合乎情理的循环,成了美国的一个殖民地,英国本身只满足于占有直布罗陀!太阳能贮电器和转换器能使四季气温平衡和使两极的冰雪融化。活动式的人行道、用管道进行食品分配以及通过电的振动使空气发光,这对我们这些后继者无疑是一些小玩意儿,我们还打算一下子移动整座城市,打算将月球翻转过来哩!然而,贝内特要想歇息一会,还得洗个普通的澡;他一撤按钮,澡盆便自动出现了;但贝内特夫人正好在里面;她比她丈夫预料的更早地回来了!她在“女性造型大师”那里没呆多久。这位大师曾经恰如其分地说过,“女人无非是个体型问题。”

  这个幻想故事所包含的讽刺意义的确不容忽视。紧接着这部幻想小说之后的是一部题为《骗子手》的小说,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恶作剧,小说对美国喧喧嚷嚷的广告和美国公民的吹牛成癖大加嘲弄。

  然而,继《骗子手》之后的中篇《永生的亚当》,有人却认为调子过于悲观。人类所作的一切努力都遇到自身的脆弱的阻挠;在一个临时性的世界里,人类只了解临时性的事物。人类自以为进步本身有如宇宙一般永无止境,但地球表层的轻微震动便足以将我们的文明社会所作的努力毁于一旦。

  通过几千年,不能排除世界的面貌将再次发生改变这种可能性。小说家虚构了那个未来时代一位对人类所达到的文明程度颇感自豪的学者。考古学家扎托格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别的业已消逝的文明社会的痕迹;他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只装着一份文稿的管子,并终于将这份用陌生文字书写的文稿译解出来。这是叙述发生在我们这个20世纪的一场大灾变的纪事。海洋重新覆盖所有的大陆,而一块新的陆地却从大西洋中冒了出来。地球上的居民只剩下7个人。这些残存的人类回复到原始状态,后来便成为现在这个唯一的新大陆上的居民的祖先。扎托格在这篇故事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在他熟悉的那个文明社会之前好几千年,另一个文明社会——我们这个20世纪的文明社会——便已经存在,而且其发达程度在其消亡时期已达到比现在更高的水平。人类掌握的知识殁灭殆尽,人类不得不从新的零点开始,缓慢地恢复上升。他设想成为人类祖先的亚当和夏娃无非是一对遇难夫妇,不过名字有所改变。在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扎托格发现了一个更为古老的文明社会,这个文明社会相当于大西洋人的文明社会。他痛苦地意识到,事物永恒地周而复始。

  有些人,譬如伊万·富尼埃,并不同意《永生的亚当》所提出的假设,认为那种悲观的结论值得探讨;他们以同样值得探讨的论据去反驳这种结论。熵的增加使人认为,既然宇宙会有终结,那必然会有起始,虽然这种看法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的时间范围,但我还是倾向于相信这种看法。没有任何东西证明勤梅特尔神甫关于搏动世界的学说不包含一定的真理成分。但这种看法跟文明社会这个意义更为有限得多的问题无丝毫关系。各个文明社会在将我们带入太空的相对稳定的一堆小小的烂泥上继续延绵。让终结踉我们生存之充实相一致吧!我们是这样希望的,但这种历代的希望根本没像有人大胆地予以肯定的那样为科学所证实,原因在于,科学对此一无所知。事实上,在相当短暂的时间内,一些文明社会的的确确消逝了,这并非因为滴的增加,而是人类好动爱闹的必然结果。此外,我们还知道,在更为久远的年代,地球曾发生过一些变动。今后仍有可能发生变动,虽然我们认为在短期内发生这些变动是不大可能的。

  《永生的亚当》所表现的这种悲哀只是相对的,扎托格仍在作出行动。如今所涉及的不再是人类的勇气,而仅仅是人类的智慧。

  《巴萨克考察队的奇异历险》走得更远,因为它向我们表明,现代的人类正用科学去摧毁它自己建设起来的东西,我们今天亲眼目睹的这个过程将发展到什么程度?雷蒙·蒂内斯非常正确地指出,所谓乐观时期的那些主人公总是谨慎行事,他还引述作者的一句话:“文明从来不会倒退,而且文明似乎从需要中获取一切权力。”这种看法不是已经包含了使所谓悲观时期的作品获得灵感而表达出来的那种感受吗?但人类毕竟是宇宙棋盘中的一粒棋子,尽管这粒棋子极其渺小。‘人类需要干一番持久的事业”,虽然不应对这项事业的重要性抱有幻想,但这项事业毕竟是这种命运——宇宙法则组成的方程——的诸元素中的一种元素。人类必须根据需要而采取行动,但这种行动又必须同时肯定人类的存在。

  一个文明社会代替另一个文明社会,这有何要紧?已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这并不妨碍我们这些后来人重新举起火把,并显示出同样的毅力——这是证实人类存在的唯一有价值的参数。凡尔纳那种尽人皆知的乐观始终是一种带批判性的乐观。只有当我们勇敢地正视最大的不幸,这种乐观才教人放心。让·谢诺说:

  “儒勒·凡尔纳及其《奇异旅行》之所以始终具有活力,是因为他和他的作品已经提出了20世纪没能回避和无法回避的问题,也就是整个引人注目的19世纪所提出的问题。”

  这说得实在太好了。我们再补充一点,他给我们留下的信息要求我们勇敢地、谨慎地、满怀信心地去触及这些问题。我们的鼠目寸光和个人主义很可能成为产生这种最坏事情的原因,我们对此不能不感到担心。“勇敢的人、敢想敢干的人必有运气”,但鲁莽的人未必如此。人类的价值主要地是根据它所需付出的努力的大小,而不是根据物质成功的程度去衡量的。

  《永生的亚当》、《约拿唐号遇难者》和《巴萨克考察队的奇异历险》中,有一种看破红尘的悲观色彩,似乎跟贯穿在作家全部作品中的乐观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凡尔纳的灵感曲线就是他的生活曲线的位移,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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