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小心翼翼地摘下帽子，挂在一张翼状垫背扶手椅的角落。她把剪刀挂在脖子旁边一个结实的圈环上，这个圈环套着一股缠在发夹上的线；接着她戴上手套，手套是线织的，很旧，手指都脱落了，左手的手套后面缝着一个插针用的小棉垫。做完这些准备工作后，她转过身来，把手放在髋部，说：“哎，二位先生？你们的上衣脱不脱？”
《爱情与荣誉》第二十章（4）
我们不由自主地迅速行动起来，把上衣搭在这间装饰华丽的屋子一角另一张椅子的靠背上。女裁缝从我开始——完全把戈尔洛夫撂在一边，他叉着双手，用脚尖轻敲着地板，一边看着一边大声地叹息。她首先把布条的一端准确地按在我的肩膀上，用左手指捏着布条朝下，右手从针垫里拿起一枚针把布条别在我的衬衣上。接着又打开一卷布条按在我的另一个肩膀上，用剪刀精确地剪断。这样重复了好几次，她小心谨慎而又手脚麻利地用针别住布条的一端，剪断另一端。过了一会儿我全身上下所有的身围和角度都拖着布条。就这样捆绑好了之后，她去料理戈尔洛夫，把我弃置在一旁。我就像一条触了礁的破帆船，那些布条就是我的帆。
我在以这副尊荣在屋子里转悠，偶然看见墙上有一幅意大利油画，随即便听到从油画那边传来的隔壁房间的喊叫声。不是在吵架；只有一个声音——娜塔莎·米特斯基的声音——震颤着墙上的镶板。她好像是在抱怨衣服；我隐约听到布料、花边什么的。不过我可以肯定她的火是冲比阿特丽斯发的，我还知道是我刚才在主子面前夸奖仆人引起的妒忌。
“哎哟！”戈尔洛夫大叫起来。女裁缝只管继续别着布条，剪着布条。
我假装对这幅意大利油画有浓厚的兴趣，把头凑到墙边。但是我这间房子里的嘈杂声太大，听不清隔壁房间里说的是什么。“我的天啦，女人！”戈尔洛夫嚷叫着，发火了。“你那些针把我的人都弄歪了！再扎我一次，我可……”
女裁缝慢慢地站起来，和他面对着面，你看我，我看你。她极其小心地剪掉刚才别在他身上、量了腰围的一根带子，用大拇指把剪断的那一端按在他的屁股上。她从针垫里取出一枚针，举到他们俩的脸之间，这样他可以看到她的手指上捏着那枚闪闪发光的小针，然后——她又看了戈尔洛夫一眼——把针扎进了他的屁股。
他没有喊出声来，也没有明显的动作，只是把牙关咬得更紧，扬起眉毛，然后紧皱着。女裁缝的眉毛比他扬得更高，她把头歪到一边，等了一会儿，又等了一会儿后才拔出针，别在他的裤子上。最后她很潇洒地去干她的活。
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戈尔洛夫的呼吸声和女裁缝剪布条的声音。我清楚地听到隔壁房间里的说话声：“你干吗一言不发地坐着？那当然喽！婚礼的衣服不关你什么事，对吧？”
女裁缝最后一次给戈尔洛夫量了身体，剪断布条，取下别针，麻利但井井有条地卷起一根根布条。然后她又开始折腾我，最后给我们量脖子，把我们俩的两卷布条和其他的工具一起扔到针线包里。她小心翼翼地把帽子戴在头顶正中央，走了出门。
她正要走出正门时，戈尔洛夫喊道：“哎，你能够……你认为……你做的衣服我们穿起来合身吗？”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我做的衣服只跟我量过的身体合身。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要做你们身上的那种衣服不是什么难事。再见了，先生，还有你，先生。”她也朝我点了点头，走了。
我们俩穿上原来的衣服，戈尔洛夫一言不发，似乎忘记了有我在他身边。
“……再来几条围巾！”我们迈进走廊时听到了嚷嚷声。“胸衣还要再紧一点！”我们转过头去，刚好看见比阿特丽斯从女客厅里走了出来，手里抱着一堆衣服。她瞥了我们一眼，连忙把眼睛躲开。她身边的门砰地开了，娜塔莎尖叫着：“快点！我不——”
声音戛然而止；娜塔莎一定是发现了我们，她为了躲避这种尴尬的场面，砰地把门关上了。比阿特丽斯站在走廊外面，脸涨得通红；她抬头又看了我一眼，凝视了片刻，然后走了。
戈尔洛夫和我回到我们的房间，收拾好了东西，坐着米特斯基亲王派的一辆四轮马车回到了“白雁”客栈。在回去的路上戈尔洛夫没有问起那个搭“征服”号轮船来的海员以及他是如何死的，他一路上陷入了沉思之中。
第三部分
《爱情与荣誉》第二十一章（1）
我们回到“白雁”客栈后，给那里的气氛带来了一丝令人不安的变化。我们用餐时，客栈大厅里那些伙计们不再和我们嘻嘻哈哈，不再要我们把面包扔给他们，不再把奶酪抛给我们，也不再像前不久那样和我们称兄道弟。只要我们一露面，他们就会变得比较安静，仿佛我们突然成了要人，他们不能再来随便打搅我们一样。
客栈老板也突然变得殷勤起来，因为我们的缘故而感到自己身价倍增。我们离开时，我的房间一直没有租出去，但戈尔洛夫的房间租给了一位芬兰钟表匠，而且这位钟表匠准备住上两个礼拜。客栈老板向那位钟表匠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天，但这位芬兰人提出了抗议，说他已经预付了房钱，要的就是戈尔洛夫住的那间最好的房间，因此他坚决拒绝换房。面对这样的情况，客栈老板动用了自己客栈酒吧间里的酒吧招待，并从街道另一头请来了铁匠，把钟表匠扔到了街上，接着飞出来的是他的行李，外加他的帐单――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硬通货币。我们并不知道这位芬兰人受到的待遇，后来还是季孔告诉我们的，而这时钟表匠已经另外找到了一家客栈。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我们认为最好对它听之任之。也许得到女皇的召见也已经让我们变得神气活现起来。
最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季孔看到我们回来后的反应。他欣喜若狂，可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兴奋，我们却不得而知。他在我们身旁蹑手蹑脚地走动，无论对我们说什么都要先斟字酌句，无论做什么都显然要先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仿佛有一只非常轻盈的蝴蝶在他的眼前展开了翅膀，而他不敢惊动它，唯恐它会突然飞走。
戈尔洛夫沉着脸。他对米特斯基和谢特菲尔德大发脾气的那一幕引起了我的好奇，我想更多地知道他从未提起过的他的过去，因为他的怒火似乎源于他昔日的痛苦。不过，我绝对不会逼他告诉我，而且我很快忘记了那一幕，因为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谜团中。
在世界的另一边，我的家乡正要成为一个国家，正在通过武力来获得自由。但是我所在的这个国家却有一种能力，可以用鲜血为我故乡的奋斗写下最终的结果。我离这种能力非常近，近到了伸手可及的地步，然而我又离我的家乡太远，远到了我无法为她尽力、她也无法助我一臂之力的地步。
我现在可以回到我住过的房间，好好思考一下我独自取得的进展。我开始渐渐意识到我把事情搞乱到了什么份上，以及我所处的危险。谢特菲尔德和蒙特罗斯正在查找美利坚在俄国的奸细。已经被杀死的那位水手马什直接从船上来“白雁”客栈找我；如果说他们在那之前对我的身份还不能完全肯定的话，那么我对谢特菲尔德精心设计的圈套所作出的反应已经打消了他们的任何怀疑。
但是马什没有喝醉酒。他们杀了他。凶手不是谢特菲尔德，因为他不会动刀子，但是蒙特罗斯绝对会。
第二天先是阳光灿烂，然后便从西北方向刮来了一场暴风雪，吹得雪花像一团团棉花般在大街小巷里飞舞。我从房间里久久地凝视着外面的大雪，最后重新躺到床上睡着了。
我被重重的敲门声惊醒了。我睁开眼睛，看到太阳又挂在了天上，不过已经快要落山了。我迷迷糊糊地大声叫道，“是谁呀？”回答我的又是一阵重重的敲门声，仿佛门外的人不是在用手敲，而是在用脚踢。
我打开门，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包装盒，然后才看到下面摇摇晃晃的季孔。他又是匆忙又是小心地走进屋，我接过那些包装盒，将它们放到床上。他往后退了几步，靠着墙，望着我。
最大的一个盒子呈正方形，用牛皮纸包着，上面还系着细绳。我解开绳结，撕开包装纸，看到里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盒子。看着我即将打开盒子，季孔屏住了呼吸。我打开盒盖，看到了让那孩子瞠目结舌的东西。我看到了一件雪白的上衣，中央钉着金黄的钮扣，肩膀上有鲜红的肩章，高高的紧口衣领，中间搭扣的两边是珐琅质的黑色老鹰纹章。这是骑兵的制服，是俄国骑兵的制服。
另外几个盒子里装着其他行头：一个盒子里装着裤子（也是那种刺眼的白色，裤筒上有着鲜红的条纹），第二个盒子里装着腰带和肩带，第三个里面装着新的亚麻衬衣，然后是手套、斗篷（蓝色，上面有鲜红的条纹）、一顶高高的皮帽，最后一个盒子里装着靴子――比我自己的靴子还要考究，像镜子一样能照见人，但却有点不大合脚。
我回头看了看季孔，注意到他两眼发亮。“戈尔洛夫的是不是和我的一样？”他点点头。我都以为他可能永远不会再开口说话了。“你去告诉他，我马上就洗脸、换衣服，尽快去他房间见他。”季孔立刻跑了出去。
换上军装是一个能让人热血沸腾的经历，那感觉就像一个人爬上旗杆变成了旗帜，在风中飘扬或者任凭风吹雨打，被人衡量，被人称赞，被人敬仰，或者被人踩在泥浆中。这不是我故乡的标志；我的故乡还没有自己的旗帜或军装，但上帝会保有她拥有一切，而且不管那军装是什么样子，我都愿意将它穿在身上。不过，当我把那些带着俄国色彩的制服穿到身上时，我依然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骄傲――不是为那些色彩感到骄傲，而是为这身制服如此精致，为我将穿着这身制服上战场而感到骄傲。
《爱情与荣誉》第二十一章（2）
我把这身行头全部穿戴整齐后――也就是说连斗篷也罩在身上后，沿着过道来到了戈尔洛夫的房间，看到他和我一样神气。季孔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面镜子，而戈尔洛夫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镜子前面。镜子斜靠着壁炉架，戈尔洛夫正背对着我。季孔站在床旁，像刚才一样瞪大了眼睛。
“戈尔洛夫！我觉得我们俩的靴子好像搞错了。我的靴子又宽又小，而且我看到你的靴子好像有点挤脚。和我换一下好吗？”
戈尔洛夫没有吭声。我往前走了几步，想看看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但戈尔洛夫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回头看了一眼季孔，他像戈尔洛夫一样一动不动。这样尴尬了片刻之后，我看了一下表，说，“我看米特斯基或什么人大概会给我们派辆马车过来。”
“不会，”戈尔洛夫说，“佩奥特里。季孔，去叫一下佩奥特里，让他送我们去皇宫。”
戈尔洛夫终于从镜子前转过了身。一滴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最后停在了他那蓬乱的胡子上，闪闪发亮。
《爱情与荣誉》第二十二章（1）
当佩奥特里驾着他那四匹马拉着的马车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