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洛夫身上的血从脸颊涨到耳根。他笑了。那几个德国人和荷兰人也格格地笑个不止。招待给我们送来了酒和一只烧鸡。
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厅里陆陆续续来了许多新顾客，变得拥挤起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穿着制服，从服装的颜色上来看是俄国人，但我注意到他们的语言和口音有苏格兰人、普鲁士人、瑞典人和挪威、丹麦人。其他一些人身着欧洲时髦的服装——马甲、夹克、有褶子饰边的衬衫，甚至还有像法国人那样的拖鞋——都是荷兰的造船师傅、英国的外科医生、德国的工程师等。戈尔洛夫硬要了一道烟熏鲟鱼。等我们吃完这道菜时，这些叽里呱啦讲着各种语言的人吞云吐雾喷出的烟浪在屋顶上翻腾。
招待收拾干净了桌子，我们叫他去告诉住宿服务员给我们准备过夜的房间。这时一个身穿骑兵少校制服、脸上有雀斑的人，拿着一大杯啤酒走到我们跟前，用带着浓重苏格兰口音的英语对我们说：“二位先生，谨致问候。我无意中发现你们中间有一个穿着上尉的制服和靴子，看样子是参加过伯尔吉斯迈尔战役的。有一个年轻人来自美利坚殖民地，从姓名来看是苏格兰人，他在那次战役中打得很出色。先生，我说，如果那就是您的话，我为您干杯。如果不是您，就凭您这一套我也曾经穿着打过仗的制服，我也为您干杯。”
“我就叫基兰·塞尔科克，先生，”我说着站起来向他伸出手。他把酒杯换到左手，右手飞快地在棉袄上擦了一把，热情地握着我的手。我说：“如果我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人，那我谢谢你。如果不是，我还是要感谢你，也为你干杯。”
“你就是塞尔科克？”那个苏格兰人说：“果然是塞尔科克！掌柜的，为苏格兰高原的骑兵和他的朋友满满地来一杯！为基兰·塞尔科克干杯！”掌柜的招呼伙计飞跑着去给我们倒酒。我和那个苏格兰人干杯的时候，大厅里其他的人也附和着喝了一大口。
“我叫汤姆·麦克菲！”我们的客人说着，接过我递给他的椅子。周围的大多数人又开始了各自的闲聊，只有少数几个站起来在离我们桌子和火光不远的地方溜达着。我又坐下来，跟戈尔洛夫介绍麦克菲。他无声地拉了拉那个苏格兰人的手，示意他不懂英语。
“你们是今天夜间才到的吗？”麦克菲问。
“两个小时以前，”我回答道。
麦克菲要把我们介绍给另一个叫拉尔森的挪威籍职业骑兵。这个人我们不仅早就认识，而且在克里米亚一起并肩战斗过。这次重逢让戈尔洛夫兴高采烈，他把谈话转为法语并用法语给大家讲战斗故事，还高兴地告诉麦克菲他为什么要管我叫“斯威特”。这个绰号来自俄语的“光亮”一词。他宣称，因为我骑着马，举着马刀向敌人冲锋前那一刹那，眼里有一股疯狂的光亮，故而得名。
《爱情与荣誉》第四章（2）
我们坐在大厅里喝酒取乐。我碰到了不少的士兵、工匠和商人。他们都是从遥远的地方到俄国来发财的。戈尔洛夫玩得很痛快，讲了好多故事，牛皮吹得比天还大，最后弄得大家都不大相信他的话了。戈尔洛夫这个牛皮大王把我说成是一个勇士，让我很尴尬，我给在场的人留下了胆怯的印象。
那天晚上戈尔洛夫的嘴一直没闲着，心里乐开了花。我们从旅店老板的手里接过两把钥匙，跟大伙儿告别。那个老板对我们俩说：“晚安，戈尔洛夫伯爵。晚安，先生。”
在上二楼的半路上我忽然若有所悟。
“伯爵？”我问戈尔洛夫。“你是伯爵？”
“你从来没问过我，”他一边睡意朦胧地回答我，一边趔趄着上楼。
《爱情与荣誉》第五章
我们俩的房间是两隔壁，门口有一个木地板过道。我在门口跟戈尔洛夫说了声晚安就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发现这间房子比我以前在巴黎和伦敦待过的任何住处更讨人喜欢：屋角吊着一只铁制的火盆，桔黄色的炭火冒着淡淡的烟雾和诱人的香气，温暖着整个房间。床上的被褥是翻开着的，露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枕头。床边有一张三只脚的桌子，上面放着一支蜡烛。烛光反射在结着霜花的、窄窄的窗户上。我在雾气蒙蒙、结着冰的窗玻璃上擦开一个小孔，看见了外面的街道。我坐在床上，不顾旅途的困顿，头脑像喝了令人兴奋的佳酿一样，想到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而这个地方自己原以为是不能活着看到的。
我打开身旁的包，从最里面掏出写字板。在锡皮封面的下面捆扎着一大叠我自己潦草的字稿：有刚写了一个开头而没有完成的书信；有跟远方的人们交流思想的记录，而这些人生活在人类通信设备无法到达的地方；还有日记的残篇等等。另一张纸隐藏在写字板的底部、一沓白纸的正中间：那是富兰克林写给法国驻俄国大使的介绍信。现在既然到达了圣彼得堡，我做了三个月以来都没有做的事情。这封信和这个写字板是三个月前的那个晚上到达我手里的。我抽出信来，读着。
我把信重新放回到纸堆里，然后又把纸张夹进写字板。
我脱下衣服，把匕首放在枕头底下，躺了下来，凝望着微弱的火苗，无法入睡。
我感到了这一重要使命带给我的压力。责任本身倒不可怕；我可以担当得起，我接受这个任务那一刻就很自信。本杰明·富兰克林自己也对我很放心，二十四岁的骑兵军官是不会对自己的能力有任何怀疑的。
可是现在展现在我面前的使命是如此重大，犹如俄国无边无际的丛林。我能够到达这里是靠上天和马刀的保佑，而刚刚经历的事情与我即将面临的一切相比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然而，我躺在圣彼得堡那家客栈温暖的被窝里，凝望着木制的天花板；蓝色的星光反射着俄国的白雪，透过结霜的窗户投射到房间的天花板上。我相信我能够完成这一使命。我相信，因为……嗯，因为我相信。我相信美利坚，我相信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美利坚人。我相信国王或女王的孩子不一定比农夫的孩子具有更健全的精神和头脑，更健康的身体。（事实上，我承认我有一种偏见，那就是情况刚好相反）。像所有的人那样，我相信上帝是有思想的。
更具体地说，我认为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和我一样都相信这一点：尽管她是女王，她不是生来就是女王。她是通过智慧和才华才登上高位的。仅此一点我就确信她会听得进去我简短的声明：“美利坚必胜”，而且她也会相信我的话。
我钻到被窝深处，陶醉于这些想法之中，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爱情与荣誉》第六章（1）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摇铃召唤男服务员，用他送来的热水洗了脸，我又让他把我的旅行制服和穿脏了的内衣拿去洗。为了在必要的时候能穿上正式的制服，我换上了带在包里的便衣，锁上门；为了不至于把戈尔洛夫从沉睡中惊醒，我轻轻地敲了几下他的门。听到里面没有任何响动，我就让他继续休息，自己先下了楼。
我在餐厅吃了早饭，有茶、奶酪和黑面包。和前一天晚上一样，在这个充满活力的世界上我独自一人仍感到一种奇妙的轻松愉快、朝气勃发。饭后我上楼去拿上衣，仍听不到戈尔洛夫房内有任何动静，便转身来到楼下，出门上街去。
虽然圣彼得堡位于地球的北半球，冬天很晚才见到太阳，但夏天阳光一点也不少——这一点我在伦敦的时候就听说了。现在是四月初，早上八点钟，我正在芬兰湾的边缘。冰冻的大地吱吱地冒出雾气，那是要融化的前奏。黄色的晨光把雾气染成黄油一样。街道上不时有雪橇滑过。
看到佩奥特里坐在前门的雪橇上等候着，我很惊讶。“早上好！”我希望自己脸上的笑容能够让他明白我在说什么。他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显然是希望帮我的忙。我高兴地走上前去，告诉他：“特南斯基胡同。【原文为俄语。――译注】”他笑着转过身去，用格格的舌音召唤马儿。
任何一座城市都有两副面孔：标志性建筑物高傲的面庞和贫民窟穷苦、肮脏的鬼脸。但在我见过的城市中圣彼得堡的贫富对比是最不和谐的。开始看到鳞次栉比的豪华住宅、教堂和公共建筑的时候，我还以为这里可以跟任何一座欧洲城市相媲美——维也纳、柏林、斯德哥尔摩——但是在俄语区和德语郊区交界的一条主干运河上面，我们的雪橇驶过一座横跨其间的木桥时，我发现我们把欧洲抛在了后面，重新进入了俄国。没有装修的灰色房屋蹲伏在冰冻的地上，宛如凝固的雾，下半截有洪水浸泡的痕迹，地基上的木板有的腐烂了，但上半截木料上的锯齿尚存，表明这些结构并不古老。沙皇彼得一世为了给这个内陆国家找到一个港口，击退了瑞典人，在沼泽地上建立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位于寒冷的海湾岸边。在过去的七十五年中工人们就住在我们经过的工棚里，不停地向大自然发动战争，而这场战争是由他们的伟大沙皇打响的：挖掘运河，为河流改道，抽干沼泽地上的积水，营造建筑。在主干运河的沿岸，到处可见劳作的人们，他们喊声震天，仿佛相信单凭吼叫就可以让大海和严寒退却。一队队带着镣铐的人把成堆的木料、石头拖到木匠们拉锯和抡锤子的工地上。几个工程师用德语发布命令；作为回应，监工们一边用鞭子抽打带着镣铐的人们，一边用俄语吆喝着。我估计这些苦力都是犯人，但又惊讶地瞥见一群人在走了很长一段路、把东西拉到目的地之后，卸下身上的镣铐，来到另一堆木料跟前，又给自己重新带上镣铐。他们把带镣铐和挨鞭子看作是很平常的事情。
佩奥特里把我带到涅瓦河边一条宽阔的大道上。这里，河流底下是流水，河面上结实的冰块映着蔚蓝的天空。大道与河堤之间耸立着高大的屋宇，像德国的市政厅一般宽阔，又像法国的鼻烟盒那样精致。“五号，【原文为俄语。――译注】”我对佩奥特里说。
不一会儿，我就下了马车，走进了一条两边有房屋、覆盖着积雪的街道。我站在一幢豪华住宅前，屋顶上飘扬着法国国旗，表明这儿住的是法国驻叶卡捷琳娜帝国的大使。
我走到门口，敲了敲门；门一开，我就念着事先准备好的话：“早上好。我叫基兰·塞尔科克。我要把这封信交给……【原文为法语。――译注】”
我发现开门的不是仆人，而是一个女孩子，便有些迟疑。她那赭色的卷发拖曳下来，露出一对闪亮的绿色眼珠。淡紫色的衣服要是换在别人身上会与肤色不协调，但在她身上却不然。她一只眼睛上面的眉毛扬起，另一只眼睛上面的眉毛下垂，那副模样自从第一眼看见我、还没有说话时起就一直没有改变，可以肯定她是故意这样的。可是她的眼睛却仔细地打量着我。“小姐，”我飞快地说着，向她鞠了一躬。她后退了几步，把我让进屋子的门厅，叹了一口气，仿佛一整天都在接待来客似的。
“你是说有一封信给我爸爸？”她用英语问道。口音显示她的母语是法语。“交给我吧，”她看到我停了一下，不耐烦地说：“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