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因被长年的疾病缠身又无钱医治而听天由命或等死的无望神态；我都在想：我能为他们做什么？我的诗歌又能为他们做什么？他们，包括我的亲人；他们不读我的诗歌，他们也读不懂，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在写诗。我的诗歌不能给他们任何帮助，不能给他们希望和梦想，即便我能记录、反映他们困苦、挣扎、黑暗的生活和命运，那又能怎样？几千年前《诗经》就在记录，后来杜甫、白居易又在记录；他们世代的命运改变了吗？他们今天过的生活和以往又有什么区别？我即便记录了，也只是日后对某些衣食无忧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有用，但对今天的那些个在生活中挣扎的个体，又有什么用？他们照样过着他们的困苦、挣扎、黯淡的生活；经历着他们无法又无力改变的命运，虽然一代一代可能都会出现都会有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记录、反映下来的诗人和诗歌。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诗歌写作”几乎是能将其心灵照亮的唯一光亮；正是还能“写诗”使他看到了生活中的一线光明，活着的意义。事实上我知道，在许多诗人那里，他们澄澈的心灵非常明白，这一线光明和意义都是虚的，是不堪一击的；是随时都会消散在时光中的。随着死亡的到来，这一切也将会化为云烟。“写诗”对他们来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件事情。这是他们的理性之后的勇气所在；也是无奈之为，毕竟，一个人来到世上，他活着，必须有他活着的理由。他活着，必须看到或抓住哪怕一线的光明，“写诗”，就是一个诗人所能看到或抓住的那一线光明。“写诗”，是一个诗人对抗内心黑暗的工具，也是对抗必将到来的死亡的一种方式。
在路上
李小洛
安康是秦岭以南，汉江边上的一座小城。
1972年春天，我就出生在这个小城一个露水厚重的早晨。5岁前，有一点孤僻。没有兄弟姐妹，也不和同龄的伙伴玩。更多的时候愿意自己一个人呆在一个光线暗、没有风的角落里倾听大人们说话。安静地看着他们，看着周遭的这个世界。
过完5岁生日，被妈妈带去了她任教的边镇小学，一边学画，一边上学。
第一天下课，我坐在座位上给一直疼爱我的祖母写了一封信，在信里，我告诉她，等我长大赚到很多钱，到她老的时候，我会买很多的丫鬟来伺候她。收到我信的老祖母后来真的活到了很老，83岁，无疾而终。但在她最后的几年，她老糊涂了，常常认错人，把张三的帽子戴在李四的头上，还埋怨人家高傲。唯一能记住的人就是我。那年中秋节前夕，听说我要回去看她，很高兴，忙里忙外地指挥人提前为我收拾床铺，后来，大概是有点累了，就坐在窗户下晒太阳，怀里抱着她的猫，一边摸着猫的脑袋，一边脸上微笑着，摸着摸着，手就耷拉了下来。那之后我也毕业了；工作了，在一家医院的妇产科里一呆就是十年。直到离开，去了报社。
如今的每天清晨，我在安康这座小城的某一处高楼里慢慢醒来后，就会慢慢地起床、叠被、刷牙、洗脸：穿鞋、出门、下楼，带好头盔，围上围巾，拨弄出埋在衣领里的头发，拔出钥匙，发动摩托车的引擎，慢慢地把自己投放到大街上穿梭往来的车流人流当中。行走，或者停留，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混沌。
每天晚上，我很晚才睡下。在房间里发呆、写诗。不知道要等待什么，也不知道那个迟早要出现会前来敲门的人是谁。或许我从来就什么都不等。我只是要这样：“慢慢地说话，慢慢地喝着杯子里的清水，等冰雪融化，和那些迟早要开的花朵。慢慢地坐在田野上，看比我更快的蜗牛们沿着一些时光的轨道爬行，让一切因果慢慢地发生和循环。”对于这一切，我不比哪一个安康人更明白。
油菜花开的时候，有蜜蜂从南方来，提着它们的小篮子开始一年的忙碌，陵园路的树叶慢慢泛青。夏天不到，街上的女孩子就已早早地穿起了吊带裙，穿过长长的步行街；陵园路有新上市的丝绸，不远处那些卖农药和谷种的小店，他们也在为生活忙碌着。
但我路过，只会习惯性朝那些乞丐站立的地方看上一眼。他们中间有一个其实早就不在那里了，去年冬天最冷的时候，他就死了。一根枯瘦的火柴棍，燃尽了，熄灭了，化成了灰烬。但他在这条街道上乞讨了几十年，我总是感到他依然在那里睡着。因为这条街上，只有他才是我最感兴趣的景象。在其他的更多的时候，行走；对我来说，都是毫无意义，漫无目的的。
但已经停不下来了。我常常感觉身后就好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巨大的人潮和风，在不断地涌来，他们挟裹着我，不停地向前推进，像一台开过春天的推土机一样；巨大的牙齿啃住破碎的大地，一直要朝流火的夏天开去。不能中途停下来，如果像一棵简单的树那样停在路边。那些人群、车辆、推土机，就会从我的头顶，我的身体，房屋上狠狠地碾过去。所以我只能跟着这股力量不停地走下去。像一列火车，一条铁轨那样不停地伸向远方。去更远的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