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传略 作者:帕普连科- 第25节

　　亚伯拉罕·洛普欣（太子曾将出逃的计划告诉过他）由于受好奇心的驱使，一次他找到奥地利驻彼得堡的公使，贸然问道：

　　“太子现在哪儿，有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由于得到的是支吾搪塞的回答，洛普欣便直截了当地追问道：

　　“太子目前在贵国吗？”

　　洛普欣非常希望给奥地利公使和他的政府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太子并不孤立，在俄国他拥有大批有势力的拥护者，他们已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这种臆造出来的说法（洛普欣对此也深信不疑），维也纳朝廷和阿列克谢都奉为至宝。阿列克谢的精神状态，需要经常用一些令人高兴的虚构故事加以刺激。

　　果然不出所料。奥地利公使迫不及待地把同洛普欣的谈话，秘密报告副首相申博恩，他把报告的副本转送给太子。太子怀着不可掩饰的高兴心情读了秘密报告。怎能不高兴呢，报告里说阴谋家们为了太子的利益已经起来暴动了：“他们起来了，已经包围了莫斯科。”阴谋家们似乎准备谋杀沙皇了。

　　奥地利政府大肆传播这类消息。有假情报说驻扎国外的俄国部队已经起义反对彼得。太子听到这个消息，兴高采烈。

　　他还听到传闻，似乎瑞典人战胜了俄国军队，这也引起了他真正的狂喜。听到彼得预定的继承人，他的两岁的异母兄弟患病的消息，太子把这看作是天意：“老爷子要这么做，而上帝却要那么做。”

　　被酒气熏糊涂了的太子的头脑里，产生着一个比一个更离奇的计划。后来他供认，他深藏内心的幻想就是希望父亲早死。然后，他作为太子，应达官足贵之请，将启驾返国。

　　太子曾对枢密官和各大臣寄予厚望。只要他一回到俄国，这些完全靠父王提拔而身居高位的人就会立即反戈一击，站到他阿列克谢这一边来。太子同他的情妇议论着各种传闻，交谈着预示他未来一帆风顺的各种梦景，但他并不以此感到满足，也积极进行活动。他和奥皇谈判提供军援的问题；看来，他也不反对投靠瑞典国王，以便借他之助来夺取王位。

　　惊慌己过，一切又归于平静。太子便着手给俄国的枢密官和主教写信。他把写给枢密官的一封信，于1717年　5月　8日交给一位奥地利官员，以便后者转寄俄国。枢密官并未收到这封信，因为奥地利官廷没有冒险按指定的地点和收件人转寄这封信；结果该信在未被历史学家发现之前，在维也纳档案馆原封不动地躺了一百三十年。

　　太子在信中报告枢密官们说，“他现在受到几位大人物的保护，平安无事，身体健康，正静待皇上命令他重回祖国，届时请不要将他弃而不顾；”信上太子说他要“永远记住枢密官诸公的好处和整个祖国，至死不渝。”接着，阿列克谢要求不要相信那些关于他已经死去的传闻。

　　关于一旦接位如何治理国家的这个问题，阿列克谢无论对自己，对朋友，还是对记录刑讯供词的人，都不能作出全面的满意的回答。太子的纲领（所谓纲领左不过是叶芙罗西尼娅所听他讲的那些东拉西扯的废话）中只有一点是明确的：恢复旧制，完全放弃文化、生活方式和行政机构方面的改革。他想把海军置诸脑后，不提彼得堡，“在莫斯科过冬，在雅罗斯拉夫尔度夏”。内外政策要来一个根本改变，太子打算把此事交给维护旧莫斯科习俗的一些人去执行：“不要撤掉所有的老人，按我的意愿选拔新人。”所谓“老人”，他指的是彼得的最亲密的近臣，受到沙皇信任的那些人。这样，太子的计划如果实现，就将使国家的种种努力和人民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付之东流，而正是由于这种努力和牺牲，俄国才得以到达波罗的海沿岸。

　　从那不勒斯到莫斯科的路程，太子整整走了三个半月。当载着逃亡者的轿式马车沿着秋季泥泞的道路疾驰的时候，已经怀孕的叶芙罗西尼娅，由弟弟伊凡·阿凡纳西耶夫陪伴，为了免受颠簸，缓缓地向前行驶，后来在太子的坚持下，才于临产前夕留在了柏林。

　　叶英罗西尼娅与太子之间的通信保存下来了，这些信件中关于他们的相互关系的描述，令人颇感兴趣。信中充满了对一个即将做母亲的女人的感人的关系，以及这个女人对他的盲目依恋。“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悲伤，我的朋友。”阿列克谢从波洛尼亚写信说：“小妈妈，我的朋友！在威尼斯请按医生开的药方配药，然后把药方带好。如果在威尼斯，也象在波洛尼亚一样不能配药，那就在德国的某个大城市里想想办法，免得路上没有药吃。”

　　“我的小妈妈，我的最心爱的朋友，叶芙罗西尼尤什卡，你好！”太子在从因斯布鲁克发来的信中写道：“你，我的朋友，不要伤心，上帝保佑你，路上要多加保重……你愿意在哪里休息，休息多少天，都随你的便。不必吝惜金钱：虽然已经花了很多钱，但你的健康对我来说比什么都宝贵。”

　　阿列克谢给叶芙罗西尼娅的最后一封信，是从特维尔发出的。太子表示出的希望是：“如果他们免除我的一切职务，按照上帝的意志，我们就一同隐居乡村，我们将过一种清闲自在的日子。”太子以为，结婚的夙愿已快实现了。这种想法，在出逃之前很久，有一次他向伊凡·阿凡纳西耶夫讲了：“你记住，我要和她结婚。父王也是这么干的。”这是指父王同一个无名的女俘结婚的事。

　　1718年　1月31日，太子被送到莫斯科近郊，　2月　3日举行了太子进入故都的入城式，皇室人员当时正在故都，枢密官、上层僧侣和将军们也被召进城去。当时的一位外国人曾描述过太子同父王会面的情景。

　　“太子进入宫殿的大厅，沙皇坐在那里，所有高级臣属侍立左右，太子把一份文书呈给沙皇，然后在他面前跪下。沙皇把文书交给副总理大臣沙菲罗夫男爵，然后扶起匍伏在他脚下的不幸儿子，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太子回答说他恳求宽恕，留他一条性命。”

　　对此，沙皇表示：你所要的我都给你，但是你已失去继承皇位的一切希望，你应该签署一份正式文书，宣布放弃皇位。

　　“太子表示同意。然后，沙皇问道：“你为什么不听从我的警告，是谁竟敢出主意唆使你外逃？”听到这个问题，太子凑近沙皇附耳向他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两人退到隔壁大厅，据认为太子在那里说出了同谋者的名字。”

　　单独谈话之后，他们又回到大厅，太子签署了预先准备好的放弃王位声明：答应“永远不再要求继承皇位，也不以任何借口觊觎和接受皇位。”于是立即颁布了褫夺阿列克谢继承皇位权利的公告。

　　那位外国外交官关于沙皇父子单独谈话的猜测是对的：阿列克谢供出了主要的同谋者。象1698年调查射击军暴乱一样，彼得把领导调查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天，他派出两名信使去彼得堡见缅希科夫，告诉他，据太子揭发，是亚历山大·基京和他的亲信伊凡·阿凡纳西耶夫出谋划策唆使太子外逃的。因此沙皇责令立即将两名唆使犯逮捕法办，戴上镣铐，严加看管。

　　几小时后，沙皇弄清阿凡纳西耶夫两兄弟的名字都叫伊凡，便又派出一名信使送信去，说明要抓的是哥哥，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兄弟二人都抓赵来，即使不戴镣铐，那也不妥。

　　到了　2月　6日，沙皇尚未收到缅希科夫关于上述命令的执行结果的报告，遂又派出信使送去一道手谕说：“审讯基京和阿凡纳西耶夫需在刑讯室进行，刑讯时只能用一次吊刑，不必鞭笞；如再发现其它同犯，应照此办理。”沙皇命令立即把所有犯人都送往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同时告诉他们禁用鞭笞是为了他们不致在途中生病。

　　与本案有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沙皇向缅希科夫又派去很多信使，命令“逮捕”将军多尔戈鲁基伯爵、伊凡·纳雷什金，前妻舅亚伯拉罕·洛普辛和前姨妹瓦尔瓦拉·戈洛文娜，以及其他许多人。彼得责令将所有这些人都送往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理由是涉嫌的人愈来愈多。

　　2月　4日那天，信使们奔赴新都，以便对阿列克谢供出的同案犯进行审理。彼得向太子提出了一份所谓的问题清单。到底谁是太子的同谋者，是谁左右优柔寡断的太子，唆使他放弃王位并逃往国外。沙皇要求皇子彻底但白，老实交代一切问题：“凡与本案有关者，纵令未列入清单，汝亦应作出交代，不得隐瞒。……否则，一旦查出，决不轻饶，勿谓吾言之不预也。”

　　彼得当时还不知道太子搞的那些骇人听闻的谋反策划，故此他决定只要太子彻底交代，就予以从轻发落，只对同谋犯加以严惩。

　　3月18日，仍然活着的太子的同谋者，被押往彼得堡继续受审。阿列克谢独自坐在一辆马车里，没有上铐。临行前夕在莫斯科残酷地处决罪犯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的谋士，出逃的组织者基京，受到车磔之刑：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先后砍掉了他手和脚，其间相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刽子手砍下他的头，挂在一根木桩上示众。太子回忆起一个半月以前父亲对他的严厉警告：“如果你企图隐瞒什么，一旦查出，可别怪我。”他在极力思考着，彼得堡的审讯会有哪些不利于他的供词。他盘算着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但是，审讯刚一恢复，所有这些想法都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太子对自己性命的担忧，完全压倒了他的理智，他撒谎，开脱罪责，诬谄别人，想借此减轻自己的罪过。只是在确凿的物证和人证前，他无法再抵赖，这才供认出自己的罪行。

　　揭发太子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情妇叶芙罗西尼娅。孩子生下来之后，她于1718年　4月被押回彼得堡。

　　不用说，阿列克谢的命运是捏在彼得手心里的。但沙皇并不想假自己的手去处置他。彼得记得，他曾答应宽恕太子，允许他在回国之后同叶芙罗西尼娅结婚。但审讯结果表明，太子的外逃决不是毫无恶意之举，他离开俄国不只是为了摆脱修道院的幽禁生活。亲生骨肉竟然是个叛徒。

　　沙皇发出两封内容相同的诏书：一封给各位主教，一封给世俗的官员们。彼得向他们声明，他作为父王和国君，本来自己就可以作出判决。……“然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乃人之常情。”

　　沙皇在诏书结尾要求组成一个公正的法庭，根据被告的罪行量刑，而不必念及阿列克谢乃当今国君之子。

　　这两封诏书在僧俗官员的联席会议上宣读了。据当时的记载，法庭的所有成员已经就座，大厅所有的门窗都敞开着，……这时太子阿列克谢由四名军士押进大厅，站在沙皇面前。沙皇严厉谴责了皇子谋反的罪恶企图。这时，太子也供认不讳，说他不仅想在整个俄国煽动暴乱，而且如果沙皇要把他同党一网打尽的话，他就要血洗俄国。太子声称自己是俄国古老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的维护者，故此民心归向。

　　这时，沙皇转向僧侣们说：请看，他的心何其毒也。请列位商议一下，然后提出一份他应受何种惩罚的书面意见。当然这并非最后判决。沙皇请求他们千万不要顾及罪犯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但同时又嘱咐他们宽大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