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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侨区里的某些人被彼得视同心腹。在他们当中，有商人和手艺人，也有医生和日尔曼军人，但特别博得彼得青睐并加以破格重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苏格兰人帕特里克·戈登，另一个是日内瓦人弗兰茨·列福尔特。前者是军事教官，参加了彼得少年兵团的战斗；在和索菲娅单独作战的紧要关头，他曾给彼得以极为重要的帮助。
在其他场合，列福尔特也赢得了彼得的好感。列福尔特与正统的天主教徒、有妻室的戈登的差别是在军事方面。列福尔特是一位性情温厚，身材魁梧，为人机智乐天知命的翩翩少年。他幽默诙谐，是一伙快乐后生中不可缺少的人物。“我们提到的列福尔特，”那位库拉金这样写道，“是个风趣人物，讲究排场，或称他为一个放浪形骸的法国人。”他可以“夜以继日”地寻欢作乐，和女人们鬼混，而且不停地喝酒。正是他把彼得引进德侨区的娘儿们当中，彼得和安娜·蒙斯恋爱就是他充当的“牵线人”。
彼得的亲信们形成了一个有特殊关系的“彼得帮”。在他们之间禁止称呼沙皇的封号。根据彼得的官衔，他们用俄语、拉丁语和荷兰语称他为：炮兵下士、上尉、船长或团长，彼得甚至有两次因为来访者用了他的封号而申斥了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当彼得成为海军少将时，他要求，当他在军舰上时，大家要称他海军少将。
除阿普拉克辛之外，缅希科夫、戈洛文、戈洛夫金、基京也加入了“彼得帮”。其中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居于特殊地位。我们看到，在丸十年代开始的游戏兵的表演中，罗莫达诺夫斯基就被称为“腓特烈大帅”。稍后，他获得了诙谐大王的称号——“恺撒大公”。包括彼得在内的全“帮”人马，都把自己看作“恺撒大公”的臣民并象对待君王一样向他表示敬仰。沙皇写信时也把罗莫达诺夫斯基称为“大王”或“陛下”，而且每一次都是以诙谐的语调向他“启奏”。
彼得给那些“帮”内的人写信时，很随便地称呼他们，这样不拘礼节的程度反映了通信双方的亲密关系。他通常亲笔给朋友写信，并直呼他们的爱称。不仅对接近他的人们，甚至对木匠、炮手、士兵、商船船长，以及外国专家，彼得都表现出亲呢的态度。
他常常欣然接受人们邀请参加家庭喜庆活动，出为他曾和这些人在一个团队里或造船厂里“共过事”。有两个近卫军团的军官和士兵赢得了他的特殊好感。有位与他同时代的人说，“彼得敢于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沙皇对这些近卫军军人了如指掌，所以他常常委以重任，对他们当中确有才干者予以破格提升。
沙皇精力过人，即使在休息时也想法去显示自己过剩的精力。
彼得对那些能使他积极参与消遣的娱乐感兴趣，从不愿消极地袖手旁观。彼得对戏剧兴味索然，舞台上发生的事并不能打动他，因为那只能消极地观看，不能使他直接参加活动。但滑稽剧的演出， 或者他自己能参加的娱乐场面，却能吸引他。
他能把那些为他献身有益事业的人，吸引在自己的周围。彼得主动去充当船长、木匠、炮手和帆缆管理员，一经和那些木匠、炮手、军官和造船家打上交道，他就能学一行会一行。他向他们请教之后，又去教别人。
沙皇的交游颇广，这就使他有可能罗致一些有才干的助手。“国王造就不了伟大的大臣，但大臣却能造就伟大的国王。”彼得曾经这样说过。对挑选能人智士他的确独具慧眼。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他经常吸收那些在事业上有一技之长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出身寒微。在他手下，“过去卖馅儿饼的”信新教的苏格兰人，都能成为高官显贵。
自学成才的机械专家、耶稣教徒加尔美克人米哈伊尔·谢尔久科夫的才智也是彼得发现的；他委托他开凿维施尼沃洛茨运河，谢尔久科夫便没有辜负圣上的委托，把运河打通了。图拉的军械员、著名的乌拉尔工业建筑师尼基塔·杰米多夫也就是沙皇的一大发现。如果相信传说的话，沙皇和军械员是在下述情况下相识的：有人从国外给沙皇带来一支非常漂亮的手枪，但扳机坏了。彼得好长时间想找工匠把它修修，但遍寻不得。人们劝他去找图拉的锻工尼基塔·杰米多夫。
在去沃罗涅什的路上，彼得顺便到图拉，找到了杰米多夫，并把破手枪交给他。两个月后，在回莫斯科的路上，沙皇顺路来到杰米多夫那里取手枪。杰米多夫把修好的手枪交给他。彼得仔细看了以后，表示满意，夸奖了锻工，说道：“手枪真好啊！但愿我能活到俄国人都能干这种漂亮活儿，那 该有多好！”
“没准儿咱们还可以和德国人比比高低哩！”杰米多夫回答说。
彼得认为他瞎吹牛，便气冲冲顺手给了他一下子，说道：
“干起来再吹牛吧，骗子！”
“可是，皇上，”杰米多夫不慌不忙地反驳道，“你得先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再发火也不迟呀！你手里那支手枪，是我的手艺；你那个外国货在这儿哩。”杰米多夫从口袋里取出外国造手枪交给沙皇。
“我向你赔个不是，看来，你还是一个小行家。”
沙皇委托杰米多夫在图拉建造一座兵工厂，并下令拨给他五千卢布的经费。沙皇下令把乌拉尔国营冶金厂转交给杰米多夫。以这座工厂为基础，他搞起了强大的工业企业。
彼得大帝传略第二章 走向海洋
第二章 走向海洋
1695年可说是彼得一生当中的转折点。那些几乎使他消磨了全部意志和精力的军事游戏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回首往事，彼得写道：“尽管那时我们在科茹霍沃玩战争游戏花了很多气力，脑子里除了游戏什么也没有，但是这种游戏却成了步入真正事业的起点。”
读了上面这番话，人们会对彼得黩武的癖好表示非难，因为在“真正的事业”，即战争游戏的下一步，意味着亚速战争，这是在他执政后独立采取的第一个步骤。这样判断是错误的。诚然，他并不厌恶战争，但他也并不认为战争是自己的志向。有一次，他说：“打仗不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是为了个人的荣誉，为了独霸天下，这种人算什么大英雄！”不是亚历山大·马其顿，而是尤利乌斯·恺撒，才堪称楷模。“后者是个英明领袖，而前者要成为全世界的巨人。”战争对于沙皇来说乃是一种命运攸关的需要。
十七世纪时，俄罗斯辽阔的疆土与海岸的联系实际上已被切断。俄国北部和东部濒临海洋，尽管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但实际根本不能满足经济上的需要，因为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资源刚刚开发不久。唯一的海上门户就是位于白海上的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但它一年却有九个月的结冰期。此外从白海到西欧国家的路程比从波罗的海长一倍。再就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远离俄国经济中心，把俄国商品运进港口，就象从这里输入外国货物一样，运费昂贵，因为从沃洛格达到国内中心要靠畜力车运输。
西部波罗的海和南部黑海这两个海岸，堵塞了俄国的对外贸易之路。黑海沿岸为土耳其及藩属克里米亚鞑靼所有。他们年复一年地对南部县城进行毁灭性的劫掠，烧毁庄稼，抢走牲畜，俘虏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把他们送到东方奴隶市场上拍卖。沿第聂伯河“从瓦兰人到希腊人”的繁荣之路，很久以前就完全衰落了——它的出口处耸立着土耳其要塞奥恰科夫。顿河出口处有一个要塞——亚速被封锁着。原属俄国的狭窄的芬兰湾还在1617年就被瑞典夺去，屡欲收复，始终未成功，收回出海口的斗争是在对俄国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当时俄国正和波兰交战，后者妄图吞并乌克兰，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俄国政府不具备在两个战线上取胜的经济和军事条件。在五年战争（1656——1661）里，俄国军队控制了波罗的海沿岸为瑞典所有的一些城市（尤里耶夫。迪纳堡和其他一些城市），由于必须抽出力量来对贵族波兰作战，俄国不得不将这些已经取得的城市交还给瑞典。
然而，国家需要有出海口岸，否则国家注定要与外界隔绝，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会停滞不前，而对外贸易也就必然要依赖外商。
十七世纪的俄国还是个落后国家。这是导致蒙古——鞑靼压制俄国的根源。十七世纪初，这种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因为那时最发达地区的经济关系已遭到波兰—瑞典武装干涉者的破坏。为医治创伤，弥补侵略者所造成的损失，几乎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
进入十七世纪后半期，荷兰和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两个国家已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在西欧的另一些国家——法国、瑞典、丹麦，虽然还保留着封建制度，但农奴制早已废除。
俄国仍然受治于农奴制。居民的主体部分——农民，是地主、寺院和皇室的私有财产。用原始工具耕种的土地收成很低。同时农民还要把相当大一部分劳动所得上缴给那些僧俗封建主，以保障他们饱食终日的生活。一百个人中只有三个人住在城市里，这说明工商业是很落后的。农奴制扼杀了一千三百万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摧残了所有在国民经济体系中萌发出来的新事物。总之一句话，它阻止了国家的进步发展。
然而，新事物的发展尽管迟缓，但却为自己开拓了前进的道路。这在经济领域里首先表现在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的发展上。某些地区与世隔绝的经济闭塞状况一去不复返了，出现了国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交流发展的局面。俄国涌现出了第一批手工工场。
政治生活也在起变化。虽然行政机关的结构一如既往，但其中毕竟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变革，即由君主立宪制国家转变为专制政体的国家。
象从前一样，领主杜马是最高机关。这种贵族政权机关的成员开始渐渐发生变化——一些非名门出身却具有才干的官吏逐渐进入领主杜马，成为杜马贵族和杜马秘书，他们的升迁，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聪明才智。领主杜马的杜马贵族和杜马秘书比重之加大，不仅是杜马官僚化的标志，而且是对沙皇政权的日趋依赖的标志。与此同时，领主杜马的作用也降低了。这两个过程说明君主专制政体向前迈进了一步。
整个十七世纪是政厅制度的鼎盛时期、在俄国就有近八十个政厅。但在这一百年期间，对中央机关来说，明显的特征是各机关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众所周知，机关工作迟滞，是由于缺少规章制度和没有关于各政厅的权限与义务的明确规定，致使连一件小事都要请示领主杜马或者沙皇本人。
十七世纪下半叶，对政厅的这些缺陷开始进行试验性改革。有时几个政厅的权限集于一人之手。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岳父、领主米洛斯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