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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山称和靖七世孙。不知和靖不娶，已见梅圣俞（尧臣字）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若非鹤种并梅种，定是瓜皮搭李皮！”
姜石帚的讽刺是够辛辣的。我想，千年以后的人们总不该再去成为他嘲讽的对象吧！
（1999年第4期《咬文嚼字》，署笔名“封常曦”） “致仕”不是“获得官职” 金文明
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十万进士》中有这样一句话：
“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
仔细体会全句的文意，余先生这里所说的“争取科举致仕”，显然是“争取科举考试，获得一官半职”的意思。“致仕”真的能解释为“获得官职”吗？
“致”字确实有“获得”的意思，例如《论语·子张》说：“君子学以致其道。”这个“致”，可以解释为“获得”。但“致”字还有“归还”、“辞去”等意思，例如《国语·鲁语》：“子冶归，致禄而不出。”蔡邕《胡公碑》：“致位就第。”这两例中的“致”，就是“归还”、“辞去”的意思。“仕”字一般解释为“做官”、“任职”，作动词；也可解释为“官职”、“职位”，作名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致仕”历来只表示一个意义，就是“辞官”。例如《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汉何休注：“致仕，还禄位于君。”把禄位还给国君，就是辞去官职。从来没有人将“致仕”理解为“获得官职”的。
以上理解，如有不当，敬请余先生批评指正。
（1999年第4期《咬文嚼字》，署笔名“剑啸”）
2000年4月，《咬文嚼字》第4期上，刊登了我批评余秋雨《文化苦旅·风雨天一阁》中一处文史差错的文章：《何来“五经世学”？》。此文收入台湾版《石破天惊逗秋雨》修订本时作了修改，题目改为《丰坊的“五经世学”是些什么货色？》。转录如下：
丰坊的“五经世学”是些什么货色？ 金文明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风雨天一阁》中，将明代书法家丰坊同天一阁主人范钦作了一番比较，他说：
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丰坊的“五经世学”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余先生在这里给“五经世学”打上了一个书名号，并且冠以“专著”二字，显然是把它当成一部书来看了。这恐怕是一种误解。例如人们常说的“十三经注疏”，其实并不是一部著作，而是十三种儒家经典注释本的合称，行文中提到它时，是不宜写成《十三经注疏》的。所谓丰坊的“五经世学”，我看也属于这种情况。
关于“五经世学”的名目，明、清两代的学者都曾经提到过。黄宗羲在《丰南禺别传》（丰坊号“南禺外史”）中说：“见坊所著‘五经世学’，穷经诚有过人者。”他对丰坊“穷经”所下的功夫无疑是肯定的，但“穷经”并不一定在学术上有创获。两汉时期那些皓首穷经的儒生们，有几个留下了传世之作的？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在他的《题丰氏“五经世学”》一文中，列举了丰坊赖以立身成名的五部著述，作了全盘的否定。他说：
丰氏既谬造《石经河图》、《石经鲁诗》、《石经春秋》、《石经大学》，又谬造高丽《尚书》、日本《尚书》，于是又造先儒所为诸传记以辅翼之，而皆托之清敏（丰坊远祖丰稷，北宋时人，卒谥清敏）或其大父（丰坊祖父丰耘）所传。
原来丰坊的“五经”，指的是《河图》、《鲁诗》、《春秋》、《大学》和《尚书》；所用的底本，前四种是石经，最后一种《尚书》则来自高丽和日本，据说都由他的远祖丰稷和祖父丰耘一脉相传。众所周知，传统的儒家“五经”指的是《易》、《书》、《诗》、《礼》、《春秋》，而《河图》原来与《周易》八卦的卦形相附会，不属于正宗的经典，《大学》只是《礼记》中的一篇，两者也不能等而视之。因此，把《河图》、《大学》跟《鲁诗》、《春秋》、《尚书》合起来称为“五经”，这本身就是一种不伦不类、自我作古的说法，八成儿出于丰坊本人的杜撰。尽管从后世书目文献的著录来看，这五部各自分立的著作并没有合成一部出版，但当时丰坊肯定曾把它们合称为“五经世学”的。既然作者自己这样说了，别人也就跟着沿用。所以，黄宗羲和全祖望在文章中提到“五经世学”，并不等于事实上存在过这么一部书。
从上面引述的全祖望那段话来看，他对丰坊的五部“世学”，先后用了两个“谬造”来评断，其否定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明史·艺文志一》的记载。在它的“经书”中，丰坊的书只著录了一部《古易世学》，而该书下面的附注说：
坊云家有《古易》，传自远祖丰稷。又有《古书世学》六卷，言得朝鲜、倭国二本，合于今文。古文石经、古本《鲁诗世学》三十六卷，亦言丰稷所传。钱谦益谓皆坊伪撰也。
这里已经没有了《大学》，所谓的“古文石经”是否指《春秋》，也不得而知。剩下的《古易世学》、《古书世学》和《鲁诗世学》三种，也被清初学者钱谦益全部称之为“伪撰”，跟全祖望所说的“谬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丰坊的“学问”究竟如何，便可想而知了。
最后引述一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丰坊的著作及其文品和人品的评价。该书只收了他的四部“世学”，所谓“五经世学”的名目也被摒弃了。究竟这部未被著录的“世学”是亡佚了呢，还是丰坊压根儿就没有写过，现在已无法考定，但由此也可证明，当年出自丰坊之口的一部完整的“五经世学”确实是不存在的。
《古易世学》提要说：“坊平生喜作伪书，于诸经皆窜乱篇第，别为训诂，诡言‘古本’以欺世，此其一也。”
《鲁诗世学》提要说：“其书变乱经文，诋排旧说，极为妄诞……伪书之贻害于经术者，甚矣！”
《春秋世学》提要说：“是书自称即其先世宋御史中丞稷（丰稷）之《案断》而为之释义，故曰《世学》。然‘案断’之名，宋人书目及《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向来说《春秋》者亦所未闻，其伪盖无足辨也。”在《古书世学》提要中，作者更征引《日知录》、《明英宗实录》等学术名著及文献资料，对此书大量作伪的内容逐条进行了有力的批驳。综上所述，这四部所谓的“世学”著作，都是思想上毫无新意、学术上妄诞欺世的伪书，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余秋雨先生说：丰坊“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这种随心所欲的发挥，完全是无知妄说。范钦没有这类著作，其实是他不愿写，不屑写。如果余先生了解了我在上面引证的全部史料，也许就不会如此信口开河了。 （载台湾修订版《石破天惊逗秋雨》）
金按：本文发表时，原题为《何来〈五经世学〉？》，署笔名“封常曦”。友人黄曙辉来函指出：有关的书目文献，虽然未曾著录丰坊五部解经的“世学”，而且所存四部也都是欺世盗名的伪劣产品，但他确实自诩写过“五经世学”，明末清初的学者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为了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对原文作了补充和修改，篇题也改用现名。读者如需比照，可检阅《咬文嚼字》原刊。上引改稿，现已收入台湾修订版《石破天惊逗秋雨》。
夏秋之交，《咬文嚼字》编辑部收到余秋雨助手金克林的来信，说：余先生今年起不再从事文化工作，请你们不要再给寄《咬文嚼字》了。从此，编辑部便遵嘱停寄刊物。
上海《新闻午报》、《新民周刊》载
助手金克林、上海作协负责人分别谈余秋雨“退刊”
金按：从一直接受赠刊，到突然致函谢绝，其间的原因何在呢？根据当时看信后的直觉，我认为是由《咬文嚼字》发表了批评余秋雨文史差错的文章后引起的。但余秋雨助手金克林却一再声称：寄赠的杂志太多了，余先生根本没有时间看，为了节约，才通知各杂志社不要再送的。直到2003年11月12日的上海《新闻午报》上还这样记叙说：
余秋雨的助手金克林颇为无奈地告诉记者，余秋雨现在每年大约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上海，其余时间都在外地，而当时每个月从全国各地寄给余秋雨的杂志达118种。出于节省资源的考虑，余秋雨工作坊将这些杂志都寄回，并将情况嘱告各杂志社。
金按：如果金助手说的情况属实，那我真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但让人弄不明白的是，在2003年第25期《新民周刊》上，还有一段类似的赠刊和退刊的记载：
据上海作家协会的负责人透露，两年前，余秋雨也将作协赠阅的《上海文学》和《萌芽》退回，连信封都没拆，更别说一纸原因了。作协负责人对余秋雨这一“不通人情”的做法表示不可理解。前年在上海市作家协会第七次全体会员大会上，余秋雨作为候选人参加理事会选举，结果落选了。虽然余秋雨本人没有参加这次会员大会，但在唱票现场还是有不少作家颇感意外。后来作家圈内有少数人认为，余秋雨的落选，与他对上海作协工作关心不够有关。但这个选举结果并不利于上海作协的形象。之后，就出现了余秋雨将赠阅杂志退回的事情。有人说：余秋雨对上海伤透了心，他不想与上海的文化人多交往了。
金按：俗话说：“无巧不成书。”为什么这两件事情都凑巧发生在余秋雨身上呢？如果说我这个名不见经传、想要靠名人出名的老头子是“小人”的话，难道作为上得了台面的“上海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也成了“无事生非”的“小人”？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反正情况就是这一些。我无权否定金助手的辩白，金助手也无法阻止别人有这样那样的揣测。好在余秋雨曾经说过：“世间事物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