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老师几乎是幸灾乐祸地看了我一眼，面带笑意道：“孩子馋就买点儿好吃的呗。”
我当时只觉得血气上涌，头上已经凝固的血液也流下来了。当天我在卫生所缝了三针，回家后就发起了高烧，40多度。大人们都说是感染了，于是借了辆130带我去儿童医院。其实我心里清楚，气的！
写到这儿，我突然明白了，可能我是有点变态，有过这种童年生活的人不变态倒怪了！
三
一般理论认为变态来自童年磨难，但我认为变态的孩子多是聪明的孩子，呆呆傻傻的孩子想变态都难。
我就是一个聪明孩子，打小就聪明，绝对的聪明，聪明得让大人们不愿意承认。记得公社电影队常来场院上放电影，片子多是《红灯记》《杰镇国》《红色娘子军》一类的，翻来覆去地演。那时我也就四、五岁，大人们看完往往是云里雾里地搞不清人物关系。可我行，不仅自己弄得清，第天我就能把故事情节给他们讲一编，好坏人分得特清楚，万一哪个情节没记住，咱就会顺口胡编几段。那帮叔叔大爷们却听得津津有味，完全不能觉察出来，都是糊涂蛋。
后来老婆无意中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有一次她看完我的小说便下了句评语：“你这人哪，吃铁丝拉笊篱，就会在肚子里瞎编。”
我恍然大悟，原来从小我就有胡编的本事，怪不得现在写小说玩儿呢。
聪明孩子多磨难，我就挺点背的。父亲拿我撒火虽然受了些创伤，但总不是天天动手，可有些东西却一直伴随着，比如对卑贱的敏感，从来都是敏感的，比如对贫穷的恐惧，生就的恐惧！
我家就在北京的南护城河外，从49年到79年，这一带就没什么变化，一直是农村。我的出身是农民，按理说我不应该诋毁他们，但农民的可恨是没在他们中生活过的人无法理解的。饶舌而势利的小市民很讨厌，但绝对讨厌不过农民，他们要是获得了一点优越感，就会把这点儿东西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不仅自己要比你强，甚至子子孙孙都得压你一头。老天爷有眼啊，幸亏我现在不是农民。
由于我家出身不好，爷爷整出的事，父母却一直受歧视，比如父亲吧，绝对的壮劳力，在工分上却永远低人一头。生产队队长的老婆能挣9分，而我爹一直到农转非还是七分。有时想想窝火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队里没人比他更受歧视，回家歧视我多少也是种补偿。
工分低收入就少，家里伙食条件很差，每天都是窝头、棒子面粥，一个月能吃上两回肉就不错了。由于没有食用油，我们家不得不到处找大油榨油吃，甚至用肉皮擦锅炼油。有一段时间我被送进村里的托儿所，中午家里送饭，人家的孩子吃鸡蛋炒饭，我却在啃死硬死硬的窝头。当时想什么时候咱也能吃上鸡蛋炒饭哪！那得是多好的吃食啊！直到上到三年级我才不把鸡蛋炒饭当成名贵菜品了。但三年级时，不少同学又喝上了麦乳精，当时把我馋得够戗，至于现在嘴馋多少也和小时候缺嘴有关。
穷则思变，不思变的是傻瓜！
要说我家的确有地主的基因。那时马车可以随便进城，马粪满街都是。父亲得知大队部收积肥算钱，下工后便骑着自行车去城里转悠，自行车后座边挂着个粪筐，一手扶车把，另一手举着把小铁锨，在马路上拣马粪，一筐装满便送到大队积肥场去。我常帮着他拣马粪，由于父母白天要上工，月底我便拿着大队会计的收条去大队部取钱，大队部离家三四里地，基本上是现在景泰桥到左安门的距离，而且要过两条马路。而那时我顶多四五岁，为了两块三毛八而跑上半天。两块三毛八，记忆犹新！现在的孩子五六年级了还要家长接送上学，只能说明人种退化了，这群废物！
哎！聪明的孩子自然懂事早，我最瞧不起现在的孩子，可恨的是家长们都说自家的孩子聪明？谁家的孩子聪明也他妈没我小时候聪明。
至于穿，那就更甭提了，每年只有春节才能卖回新衣服，平时的衣裳全都打着补丁。五六年级时，同学都不穿自家做的棉裤了，改穿商场里买的毛裤，我当时还惊讶了一阵子呢。
说出来没人信，我也就在四五岁时就自己看病了。那时有公费医疗，五分钱看次病，卫生所就设在大队部，医生只会打青霉素，一般的头疼感冒是没问题的。可有一次问题大了，我脖子上肿起个一个大馒头，越来越大，跟老太太的大脖子病似的。医疗室的大夫便玩儿命给我打青霉素，疼啊，真是疼！一天两针，连打了半个月，大馒头越来越大，而两块屁股也被打肿了，走起路来跟小儿麻痹似的。最可气的是有一次回家，一只半人多高大公鸡看我走路的样子奇怪，死命地在后面追我，把我吓得差点儿尿裤子。后来去了趟儿童医院，弄了些药面，敷了几天就好了，自此我再不信任卫生所那群庸医了。
聪明的孩子心智成熟早，四年级时，雷锋突然复活了。全国的学校都号召学雷锋，而我私下里说雷锋的事不大可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人？结果学校是大会批小会斗，上课时老师看见我就是一脑门子气。现在看来只能说我太聪明了，无意中把大人的遮羞布拉了下来。无奈无奈呀！
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我的变态，而我的作品也全是变态心理下的变态作品，我不知道自己几时能恢复正常，千万别让我糊涂一辈子。
四
对我来说，变态的最大结果是自己与父亲终身的不合。
我恨我爹。
上高中后，我知道了佛洛依德，知道了性爱论，知道了每个男人都有一种仇父情结，但我依然掩饰不住对父亲的愤恨。为幼时的种种不幸，为他的无所作为，为自己与生俱来的好记性。
《危险接触》 酒色财气变 态（3）
脱离农村户口是我9岁的事，对父母来讲这或许意味着更多，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是学杂费从两块五涨到了三块五，其次是班级名录上少了一名农民生。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家终于要拆迁了。用“终于”这个词很贴切，那时附近的菜地全盖成楼房了，却孤零零留下我们这几十户人家没动。原因是为我们这些住户盖的楼房，被开发公司的头头分给自己的家属了。
由于周围没有民用供电设施，我们这几十户人家就用工地的电，工地的电自然是没数的，于是大家五六年没交电费，倒也滋润。其实不是我们不想交，根本没地方收这笔钱。由于电压太高，家家三天两头地炸灯泡。有一次灯泡就在我头顶爆炸，跟原子弹似的。
后来不知哪位吃人饭不拉人屎的记者多事，在晚报上登了篇文章，说我们这些住户全是刁民，数年不交电费，成心占国家便宜。这一来老少爷们儿全急了，要知道那时上回报纸可是大事，不象现在，连狗都能成为头条新闻。
老住户们把开发公司包围了，揪着经理的脖领子讨说法。据说开发公司的经理是处级干部，从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老百姓，气得连摔了三支玻璃杯，最后不得不把分给教育局的楼房让了出来。再后来听说教育局把这事捅到了区委，至于他们是怎么协调的，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就不得而知了。
拆迁是普通北京人一生中最大的机遇，测量房子的刚走，我们街上就打成了一锅粥，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叔叔跟大爷打，嫂子跟弟媳妇打，儿媳妇跟婆婆打，儿子跟老爹打……
那时我还没成年，自然不懂得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偏巧两个婶儿因为分赃的事跟奶奶干起来了。那天父母不在，我却在家，我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当下狗脾气就犯了，站在院子就把亲婶和畜生联系到一块儿了。结果连叔叔要抽我这个小兔崽子，我顺手抄起铁锨，叔叔们立刻嚎叫着跑屋里去了。当天晚上父母得知我的光辉事迹后，嘀咕了一晚上，惟恐我听见什么。
第天下午我放学回家时，发现家里已经空了，原来父亲怕我再跟叔叔们动手，第一个就搬走了。
先搬走的都是倒霉的，我们家得到了一个小三居，是不带客厅的那种，简直跟鸟笼子差不多。要知道我还有个弟弟，一看房子我就急了，当时就跟父亲大吵起来。而他竟异常兴奋的说：“先搬走还有600块钱的补助呢。”
说实话我成熟比较早，当时就想到了自己和弟弟以后结婚的问题。
而老妈却道：“到时候单位自然会分房的。”
“您做梦，出不了十年房子就得自己买。”我叫道。
“瞎说，国家怎么能不分房呢？”
老妈真是个好人，好人的标准就是看问题的眼光从来都是静止的。我上初一的时候，家里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那时买大件比较麻烦，得抓票，父亲轮了半年才在单位里抓了一张电视票，然后蹬着三轮从前门把电视拉回来。但我们这些孩子不知道爱惜东西，经常来回调台。“梆梆梆”的调台声把老妈的心脏都镇坏了。有一回她实在急了，揪着我的耳朵嚷嚷道：“你再给弄坏喽，我这辈子就置了这么件产业。”
我当时就哈哈大笑起来：“你放心，以后一个月工资就买台电视。”
“你放屁，你以为你妈是傻子呢？”老妈话没说，抡圆胳膊就是一顿狠揍。
前两年彩电价格坐滑车，我拿着一月工资在老妈面前显摆：“您看看，够买两台电视了吧？还是彩色的。”
老妈当时又骂了我一顿，但眼神里明显是茫然。最后她咬着嘴唇道：“这世道也怪了，你那么点儿岁数怎么就能看到今天的事？”
我知道再说什么她也不明白，总不能说自己的老妈比较傻吧？但我心里清楚，咱活十年没准就相当于一般人活三十年的。
话说回来，老爹怕我闹事，先搬走了。结果是我们俩长年累月的冷战，我认为他自私自利，不仅没为奶奶出头，而且把家里应有的权利放弃了，弄得我们家的房子最小，难道他就没想过两个儿子吗？果然我工作后，房子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拥有一处房子成为北京人人生的最大目标，而父母当年的短视也成为我嘴里永恒的话题。
自此父亲比以前更加沉默了，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取得我的原谅。
大约三年前，父亲已经去世一年多了。有一次我和老婆去天桥买东西，完事后在街面上闲逛。突然有个人影在身边一闪，我竟觉得这矮小的身影与自己有着莫大的关联，赶紧回头寻找。
那是个瘦小的南方人，大概四十来岁。他上身是肮脏的兰色中山服，脚下蹬着双辩不清颜色的破球鞋。他快步从我身边走过，径直冲向一只半敞着口的垃圾桶。突然他做了个让我终身难忘的动作，整个上半身扎进垃圾桶，专注地在桶里寻找起矿泉水瓶子来。
我停下了，我上半截身子凉了，我感到指尖传来一股颤栗，我静静望了他一分钟……
“怎么了？”老婆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犯傻。
“我想起我爸来了。”实际上我脑海中的父亲是那个蹬着自行车，在公路上拾马粪的人。我突然觉得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