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生物学使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确定宗的概念，还为我们提供了划分宗与宗之间界限的方法。
第一部分像这样我们可以确定多少人种？
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似乎令人失望：要把不同的人群划分成宗，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对他们任意进行划分，而这就使得结论与事实脱离了任何关系。根据我们力图遵守的精确标准，我们最后可以作出说明：要么在我们这个物种里没有宗；要么只有一个：人类；要么宗和人一样多；要么是“宗的概念对我们这个物种不实用”。最明显的结果，对我们社会的组织来说并非无关紧要，这就是：任何参照人种所做的推论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这绝不是说所有人群都是相同的。但是以它们之间的区别，我们并不能划出具有客观意义的界限，也不能毫不含糊地把每个人群划入“它”的人种里。
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据观察发现，最重大的差距是在邻近的人群之间，而并不在通常视为“人种”的大群体之间，比如黑人、黄种人和白种人。假如用数字100表示地球上不同人群之间的平均差距，那么同一“人种”的人群间的平均差距为92，而同一国家的人群间为85。我的父母是法国人，那么，平均而言，我和一个法国人比和一个非法国的白种人接近7％，我和一个白种人比和一个其他肤色的人接近8％。这并非微不足道，但是还很不足以划分出一类，因为伴随着这些平均值，还有一个很大的离散程度离散程度：数据序列（即多个数据的排列）在均值上下的波动程度。
——译注：有很多在远方出生的人，却比一个法国人在基因上更接近我。
这一发现其实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根据种群遗传学的理论成果，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一点。可以证明，在选择性压力的影响下，或者纯粹出于偶然，一个团体的遗传型的确可以渐渐地与同宗的其他群体分化开来，最终达到一定差距，便可以被视为一个不同的宗。不过这个过程是极其缓慢的。这个“宗化”过程所需的世代数与该群体的人数在同一个数量级。
在一百多名高中生面前，我提议，假想我们一起出发到一个荒岛去。在那里，我们繁衍后代的最重要行为就是生育。由于在这件事中有偶然性因素在起作用，我们传给孩子的遗传型与我们接收到的会略有不同，而在我们的孙子辈身上又会出现一种新的差异。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岛上人群中的基因B现的频率可能增加，直到最后淘汰基因A和O；或者是减少，直到最后该基因消失（这就是发生在一些印第安部落里的事，他们大约在15 000年前，穿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然后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分散开来）。既然所有基因情况都会如此，我们的群体最后肯定会与人类的其他群体有所区别，因此，将代表一个不同的人种，为此，需要足足一百多代人的时间，即25个世纪以上。特别是，在这期间，需要和外界完全隔离。只要来几个大陆的人，给我们带来他们的基因，那么这个分化过程就会推迟。
实际上，构成今天人类的群体中，没有一个经历过足够漫长而严格的隔离时期，使之可以代表一个真正的人种。由于交流的增加和旅行的便利，这一发现将很有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改变。
那么种族主义者是怎样的？
既然种族的概念对我们这个物种而言，根本不符合事实，很明显，种族主义，也就是根据一个人所属的种族来对他作出评价，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遗传学家们宣布了这个显见的事实后，就天真地以为，他们为消灭我们社会这种真正的恶习作出了贡献。经验证明，他们崇高的举动几乎没有改变这种精神状态。1997年，听说马赛附近一个小城的女市长宣称，“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发现，种族是存在的，而且各种族间是不平等的”。为数众多的法国人都自以为有理性，便赞成了这种谬论。所以，与蒙昧主义所作的斗争还没有胜利。
事实上，尽管这两个词有相近之处，但种族主义与种族是否存在是毫无关系的。种族主义应该理解为，自命有权力根据一个人所属的团体来鄙视他。种族主义可以表现为这种句式：“所有……的人都是……。”可以是布列塔尼人，因为他们全都顽固不化；可以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全都懒惰；或者是卡比尔人卡比尔人：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 ——译注，因为他们都是小偷。种族主义者不关心差别，他们把某些品质，特别是一些只能在某些人身上确定的缺点，归结为整个团体所具备的。这里，我们面前是一种前逻辑的思想，如果它不会导致众所周知的恶行，几乎不值得我们注意。
为了反对这种思想，更有必要针对这种态度表达出的一种深刻需要——鄙视的需要来进行辩论，而不是针对“种族”一词进行辩论。这种鄙视的需要只能是发自一种不敢承认的害怕，对他人的害怕，是由面对他人的一种自卑感引起的。总之，种族主义者在指责“所有……人”的时候，就承认了自己无法与他人相比的畏惧感。有些男人，一想到那些“其他人”要来夺走他们的妻子就胆战心惊，而猜到那些人的性功能时就胡思乱想，夸大臆测，他们肯定会感到惧怕。
必须让种族主义者明白，这种畏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比他自己想像得要好！
科学是一种工具，“能使我们走近现实，学会提大量的问题，……引起争论和交流看法”
见乔治·夏帕克《动手干》一书，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6年。乔治·夏帕克（1924～）：法国物理学家，199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译注。与孩子们谈谈种族和种族主义，是个极好的例子，说明了科学活动的这一作用。但是，也突出了进行交流的困难。
也许只需要“亲自动手干”，就可以让一个孩子明白水的这种神秘特性——水温无法超过100°，或者落体的这个同样十分神奇的特点——其下降速度并不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以及他后来每个人跟着重复的那样是恒定的，而是如20个世纪之后伽利略证明的那样，是匀加速的。
但让人理解人类的各个团体之间的基因相近性这个事实，就不那么容易了。有必要让每个人进行抽象的思考，并且应该采取一条包括好几个阶段的道路。提到种族主义也是个机会，让同学们进行一种即使在毕业班也很少听到的思考：“平等”与“等级”之间的对立而造成的必然陷阱。当两个数字不相等时，的确，其中一个大于另一个，两者间存在着一种等级。但是当两个集合不相等时，可以肯定两个集合不同，但要断言其
中一个大于另一个，就必须只用一个数字来表示每个集合的特征。
比较一下集合A｛2，6｝和集合B｛4，8｝，它们不相等，因为包含的元素不同。哪一个更大呢？大家可能恨不得回答B大于A，因为B里的数字大于A里的数字，但是这就等于作了隐含的假设：每个集合的基本特征是其元素的和。相反，如果同意重要的是每个集合中最大数与最小数之间的比，那么集合A中的比为3，B中为2，于是得出结论A大于B。应该重申一下这个明显的事实：不相等仅仅对数字意味着等级，而不针对集合。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个市长女士的话，完全属于一种前逻辑的论调。
第一部分智力与智商
使大部分孩子感到苦恼的问题，和宇宙或者社会的结构并不真正有关。这些问题，他们情愿放到以后去研究。而更让他们挥之不去的，是以他们自己为对象的问题：我是谁？对我周围的人来说，我是什么？别人怎么看我？为得到只言片语的回答，他们竭力猜度父母、伙伴和老师的反应。他们提出上千个关于各种主题的问题。其实，他们对答案几乎不感兴趣；这些问题只是一种迂回的办法，可以发现回答者用什么眼光看他们。在别人眼里，我美吗？我聪明吗？
关于美，总是可以参照镜子的。镜子里的信息很少让人兴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学会了满足于镜子的评判。关于智力，只有学校这面镜子。学校传递的信息常常让人泄气。这个范围里充斥着上千种普遍接受而往往远离任何事实的看法，所以个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就更加困难了。为了试图在这个范围里弄个明白，有必要再次利用科学提供的严密性。然而，科学只能提供一些与这个问题相距甚远的事实。客观数据与最初那个问题的答案之间的路还很长，而且那个问题提得并不好。“我聪明吗？”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作为回答：“智力是什么？”为了在争论中有所进展，我们试着提供几条信息及想法。
学校与“天赋”
在学校里，经常提到智力，但这个词的内容从来没有明确过。虽然没有言明，但智力被视为一种可以测量的特点，有点像身高和体重，其衡量标准就是学习成绩。而既然用任何尺度都可以按照从低到高的等级给事物分类，那么，一切就好像根据学生的价值等级把他们分了类。就这样，每个人身上都贴着一张标签。
其实，智力是多种特征综合起来的一个整体，任何把它划分等级的试图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击败了卡斯帕罗夫的电脑比卡斯帕罗夫更聪明吗？如果仅仅把比赛的胜利作为考虑的成绩，那么就是；如果还考虑到另一个特点，比方说敏感性，就不是：卡斯帕罗夫
输棋之后很难过，而电脑赢棋之后没有感到一丝喜悦。
奇怪的是，大部分孩子愿意接受学习成绩的评判。他们确认自己“不是学数学的料”，或者“更适合体力劳动，而不是脑力劳动”，好像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科学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吗？”好像科学家都是些被自然赐予天赋的人，而那些天赋只属于精英。争论的要点就在“天赋”这个词上。一切都凑到一起，想叫人相信，智力相当于每个人收到的一份礼物，靠遗传的运气来分配，很不均匀。众所周知的智商，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因为它传播了这种荒谬的观点，即智力是一种可测量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潜力。非要用惟一的数字来表现这个多种形式的事实，只能违背事实。我们已经看到，理解了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中枢神经系统——的构造过程，我们便不得不放弃这种宿命论观点。在这个构造过程中，一些偶然发生的渐进过程起了作用，这使结果无法预料，每个人便成为安排大脑这个工具的主要创造者。比照具有相同遗传型的个体——“真正的孪生子”，便可以证明这句断言。
偶然性与基因身份
我们知道，在双胞胎，也就是在同一次分娩中出生的孩子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由两个不同的卵子与一些不同的精子结合后发育而成的。这些假双胞胎并不比两个兄弟或姊妹具有更多的遗传共性，而且他们有可能是异性。相反，其余的三分之一是在同一个卵子与同一个精子结合的基础上发育起来的两个有机体。他们真正是同一个基因实体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