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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并不那么容易解释，因为这些双胞胎都是同一时间从同一个母体中出生，从受孕时起就在一个共同的环境里发育成长，惟一的区别（这个区别并非微不足道），就是他们从母体中出来的顺序。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出自同一个家庭环境实体，所以他们最初的经历都完全相同，这些经历和他们相同的基因一样，成为他们相像的原因。还必须找到这样的孩子：一个被一对巴黎的银行家夫妇收养，另一个被乡下的一个贫穷家庭收养，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寻找这些稀罕的小家伙，调动了众多心理学家的积极性。其中的一位心理学家成为了一场欺骗行为的罪魁祸首，这正说明了这项工作的艰巨性。
从20世纪30年代起，英国的儿童心理学无可争议的泰斗是伯特伯特（1883～1971）：英国心理学家，以提出心理测验中的因素分析以及研究遗传对智力和行为的影响而著名。——译注，他的工作受到了高度评价，他本人甚至封得了爵位。他的主要功绩是，在两位曾在他的某些文章中联合署名的女合作者帮助下，找到了53对双胞胎，他们出生不到6个月就被分开，并被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家庭收养。他大量运用数学知识，从观察中推断出，儿童和青少年的智力活动，主要是基因作用的结果。他的文章成为这类专断说法的主要来源：“智力有80％是遗传的”；或者参照了“智力基因”的断言，而这几乎必然会引出“天赋超常”这个概念。在他于1971年88岁去世之后，他的几个同事想弄明白他是怎么搜集到这么多材料的。他们这时发现，其中大部分材料只是杜撰的。他从天赋的角度考虑，设想出这些符合80％这个百分比的观察报告，因为他认为80％是个好结果。至于他的两个时而发表几篇文章颂扬导师的女合作者，从来就没存在过，只是伯特本人的一个伪装罢了。
这件奇事尤其表现出那些普遍接受的看法和理论的威力，而人们认为，这些看法和理论证实了在一种假说的传播过程中的社会状况。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很多市政厅的门楣上都刻着“平等”两个字，但同时又接受着专为每个人安排的命运中难以忍受的不平等现象。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提出了问题。要是这些不平等现象是大自然强加的厄运和束缚，那么良知会恢复。伯特爵士的研究结果，证明在英国存在这几种类型的学校是合理的，一种是语法学校英国的一种中等学校，设有文学或古典作品的课程，以别于工艺或技术学校。——译注，专门针对大众阶层的孩子，而其他学校水平高得多，接收的是富裕家庭的孩子。他的观察结果，把这些不平等都归因于基因，这就免除了社会的任何责任。根据伯特的材料做研究的心理学家们，其本意是好的，但是，他们本应该对这些材料持批判态度，却因为这些材料排除了一个烦人的问题，而更轻易地放弃了这种态度。
还有其他一些对双胞胎进行的研究正在进行之中，这些研究遵照了必需的严密性。但要找到符合规定标准的对象非常困难，每年十对双胞胎接受研究的速度几乎突破不了。不可能在几年之内得出有严格根据的结论。实际上，并非用这种途径，就能确定偶然性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这种偶然性并不是说，大脑结构的大致特点不是由基因确定的。基因确定了各个区域的作用，分派某些区域管触觉，另一些管嗅觉，一些操纵手，另一些则控制脚。但是，基因不能详细规定每个神经元的功能。这个发现有时可以这样说，它意味着“偶然性”起了作用，而偶然性这个词，掩盖了我们无能为力搞清楚其中错综复杂的全部原因这个事实。但它并不因此而表示，在发生着的且我们不知如何解释的变化面前，可以采取消极态度，或者因为认命而放弃。相反，由于这个发现显示了工作机制的范围，所以让我们可以在注重事实的同时，更好地确定可能发生的作用。对于智力功能的每个特点，排除那些占主要地位的影响很重要。这里举一个例子，说的是把声音的处理定位在某个脑半球的情况。
第二部分辅音和元音
辅音和元音
长期以来，根据在某些病人身上发现的病变，我们可以确定，和语言有关的神经元活动发生在左脑半球。更一般地说，这个半球负责逻辑思维，而右脑半球与非语言的功能有关。一位日本研究者角田忠信发明了一种装置，可以显示出一个确定的声音是被左脑还是右脑处理。他在他的同胞身上发现，语言的所有声音，不管是元音还是辅音，都被左脑半球处理，而机械音被右脑处理。但是，当他对外国人进行这项试验时，不管是法国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结果却不同：对这些人来说，只有辅音受左脑处理，元音和机械音一样，都受右脑半球处理。
假设第一种情况是，日本人具有一种特别的基因，造成了这种定位方式，使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只有一个例外，众所周知，是一个波利尼西亚部落）。但是，对一些外国人抚养的日本孩子和一些日本人抚养的外国孩子进行的研究，表明了这种定位方式实际上是后天获得的，它取决于出生后头几年中听到的语言。不过，日语很久以来都为元音让出最大位置：有大量元—辅—元（VCV）结构的单词，而在西方语言中，最常见的是CVC结构。
因此，语言的结构影响着我们的大脑面对在大自然中听到的所有声音作出反应的方式。风的瑟瑟声，水的汩汩声，鸟的啁啾鸣叫声，其声音结构类似元音，这些声音被日本人的左脑半球处理，被其他民族的人的右脑半球处理；在我们的实际经验中，这些声音与一些情绪相连。归根结底，这就是智力发育与受母语调节的各种情感之间的纽带。这里只涉及到智力活动的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不过，这个例子说明了关于先天与后天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当然，和语言有关的大脑部位是由遗传型确定的，是“先天”的。但是，各脑区具体负责语言的哪个特点，则是后天形成的。不过，如果角田忠信的观察结果得到证实，这种分配形式可能决定我们个性中的很多方面。
“一维化”与智商的影响
这些方面十分复杂多样，使我们无法将它们分类，特别是划分等级，也几乎满足不了我们对心理上的舒适感的要求。要获得心理上的舒适感，则要求面对多种多样的现实做出简单的判断。要满足这个要求，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考虑的特征“一维化”。有时这种办法很奏效。我们来想像一下，我们面前有一些物品，我们知道它们的两个特征——重量和体积，我们得根据惟一的标准来把它们分类：它们能不能浮在水面上。单靠重量或单靠体积，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个重的物体完全可以比一个轻的物体更好地浮在水面上。思考与经验告诉我们，这里要考虑的参数是密度，是用重量除以体积得出的。于是，我们掌握了一条可用来分类的惟一测量标准。我们做了“一维化”工作，以便更加有效。
所以，这条途径是合理的。我们还必须确定惟一专门的特征，并提供一种可以测量这个特征的方法。
面对一个孩子，只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对他的思考、注意、记忆、想像、理解、创新等能力的所有发现，这很吸引人。这个词我们经常使用，就是“智力”。与该领域相关的学科的专家们意识到了这个词的模糊性，曾设法用一个可测量的惟一参数来代替这个词，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智力商数，或者智商。这种“一维化”的手段，完全合情合理，和众多学科中所采取的手段相似；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种方法意味着会丢失信息。心理学家们极为仔细地制定了可以测量智商的办法：若干组考核，即测验，得出部分的分数，一些综合步骤得出一个最后的分数。那么，与任何测量一样，必须回答这几个习惯性的问题：“这个分数测量的是什么？”“这项测量准确吗？”“这项测量稳定吗？”
关于第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除了从第一个制定这些测验的比奈比奈（1857～1911）：法国心理学家，在法国实验心理学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1905～1911年与西蒙（1873～1961）设计出儿童智力测验量表（比奈—西蒙智力测验量表），是世界上第一个智力测验量表。——译注那里借用的一句俏皮话之外，几乎没有别的答案，这就是：“这些测验测量的是智力，因为我把这些测验测量的叫做智力。”这种同语反复的方法，也许显得很无聊，但在这里却是实实在在的。测量智商，并不是要在字母Q和I智商在法语中缩写为QI。——译注背后放什么既不涉及商数也不关系到智力的词。
这种测量的精确度，只能通过让同一个试验对象多次进行类似的测验来作出评估。但是，回答一个测验中的问题，这事本身就改变了以后的反应。我们可以多次测量一块石头而不改变它，得到的结果可以有效地进行比较。对一个成了测验“专家”的人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因为他领会了那些出题人的才智。有一则趣闻与此有关：几年前，《观点》周刊的一名记者打算测量一些名人、作家和科学家的智商，再把结果公布出来。很多人得到的分数都很一般，只有卡瓦纳弗朗索瓦·卡瓦纳（1923～〓）：法国当代著名记者、漫画家。——译注除外。有人问他怎么能达到140分的，他说：“我已经在脑袋里记住了那些想出这么愚蠢的问题的笨蛋……”
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心理学家们，并不满足于只公布他们的观察结果。就像物理学家测量长度和重量一样，心理学家在结果旁附上一份对“离散差区”的评估，在这个区域内，近似值的偶然性会在95％的情况里使结果改变。如果智商高于85，这个区域大约在±10，如果低于85，则为±5。比如说，如果公布的智商等于106，就可以正确地表达为：“对这个孩子进行的智商测试，100次中将有95次得到96到116之间的一个数值，另外5次会得到此区间外的一个数字。”当然，用这样一句话来阐述是很模糊的，但只有这句话才能表示这些测验所提供的信息。
对智商稳定性的疑问引起的困难，关系到这个事实：智商的值只有通过对它进行测量才存在。当测量一个物体的重量时，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重量，而测量的是其近似值；这个真正重量的数值，有95％的可能是处于已取得的“信任区间”里。可是，“真正的智商”并不存在。我们顶多可以比较孩子在上学期间取得的结果。我们常常发现这些结果之间有重大的差距，特别是在那些起初就吃到了社会或文化障碍的苦头的孩子身上。这样，对于那些需要适应一种新文化的移民孩子，在他们进入移民国的头4年里，智商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