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来说，决定性的变化并非其器官的变化，而是其文化的变化。人类自身推动着这种文化的发展，其速度只取决于人类自身，并呈加速发展的态势。人类花了几十万年才学会用火，用了几万年才实行畜牧业和农业，花了几千年才创造了文字，为自己配备了数学和哲学这样的理解工具，又用了几个世纪才了解了自己周围的宇宙的大致情况。在最近几十年里，人类彻底更新了对这个宇宙的看法。既然科学家可以优先参与这个更新工作，他怎么能够拒绝运用他的清醒认识来为改变一种集体生活的组织服务呢？
遗传学帮我明白了，把他人看成一个应该克服或消灭的障碍，只会导致自我的毁灭；遗传学促使我以这样的方式思考，即把他人看成一种可以利用来成就自我的源泉。当我发现，我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是在否定这个显见的事实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我只能大呼“有危险”；当我听到有人阐述人种不平等的论调时，我只能大喊“说谎”，并揭露那些骗子；当我看到一些年轻人因无法进入社会而绝望时，因为这个社会本该张开怀抱将他们全部接纳却拒绝了他们，我只能表示我的焦虑，并呼吁要根本改变经济结构；当一些家庭因为被剥夺了“证件”，而躲进教堂避难时，因为有了这些证件，他们可以走上大街而不用害怕被驱逐出境，我只能与他们团结起来；当所谓的秩序部队荷枪实弹地闯入这个圣地时，我只能大声吼叫，以示耻辱。
科学家的职责是做一名哨兵，当他看见谎言散布，或者当他目睹无法接受的行为时，他便发出警报。
当然，和每个人一样，科学家也会弄错。不过，他所属的行业团体长期进行着相互批评的工作，他的失误通常很快会被同行发现。他们之间的争论标志着这种集体监督是有成效的。有时，特别是在民主风尚没被完全接受的国家，这种监督就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这就是在前苏联近30年间发生的情况，当时有一个叫李桑科李桑科（1898～1976）：前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20世纪30～60年代共产主义世界生物学界的独裁者。他攻击被生物学界广泛接受的孟德尔主义，认为染色体学说是“唯心”的、反达尔文主义的。——译注的人声称创立了一个有别于“资产阶级遗传学”的新遗传学理论，并提供了一些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却给前苏联的农业带来了灾难。他的同行们非常清楚他错了，或者他在撒谎，然而，那些敢于揭露他的人都被发配到了军营。
因此，科学的解放作用是和民主分不开的，所以，科学家比任何人都更有责任去保卫它，在我看来，这就是“搞政治”。这并不是一定要加入一个政党，或者参加竞选；对看见的不公正现象日复一日地提出抗议，这种行为也可以同样有效；一些家庭流落街头瑟瑟发抖，而数以千计的套房空着，这种事就可看作是不能接受的。进入政治，也就是说，投身到城市生活中，就是从不接受无法接受之事开始的。
经验表明，这种态度可以很有成效，会引起社会的深刻变化。为受冷遇者获得住房而斗争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居住权”联合会的创立者们在行动之初，只是要为流落街头的家庭找到直接的解决办法。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住进被房主闲置的房子。自然，这种侵犯房产权的行为受到了惩罚，法庭要求动用警察力量撵走占房者。不过，“居住权”联合会的支持者，而后是记者，他们都为自己的理由作出了很好的辩护，结果，居住权便得到了国会、然后是宪法委员会的承认，认为它与所有权同等重要。今天，法院要求市政当局在赶走擅占空房者之前，为他们提供住所。为了尊重要求尊严的权利，集体风尚的整整一个方面都改变了。
采取这些行动，有时固然是不合法的，但如果不使用暴力，就没有那么让人讨厌的一面了。遵纪守法总是更为可取，但有时候，有必要帮助立法者去改变法律，或者从更有利于受冷者的意义上去解释法律。
擅入龙街
1994年，法国“居住权”联合会帮助一些无住所的家庭住进巴黎龙街的闲置房内，该行动取得了很大成功。——译注的例子（我遇到的大部分孩子都知道此事，甚至在巴西、摩洛哥或者魁北克），表明为当局助一臂之力是可以让他们改变态度的。这次行动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当天，总理当时的法国总理是巴拉杜尔。——译注便许诺不会赶走那些家庭，第二天巴黎市长当时的巴黎市长是法国现任总统希拉克。——译注也宣布，他有意征用大量住房。
加入到这样的斗争中，是每个人力所能及的。我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还有很多人分享不到这样的幸运）。保持民主，就是用语言和行动来表达自己。鼓励与我对话的学生们这样做，我觉得这是在履行我作为公民的职责。
人类与生物的最佳状态
“会不会有一天能造出一个完美的人来？”这个问题，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班的所有班级几乎都用相同的字眼提出来过。在这个范围的学生中，电视统一了他们对信息的存取。所有看电视的孩子此后便知道了什么是无性繁殖，什么是遗传疾病，以及可以在妊娠之后几周预测未来宝宝会碰到的健康问题，这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在不断重复的技术词汇背后，他们对那些运行机制的理解常常是有漏洞的。甚至在那些对“孟德尔法则”懂得最多、最难不倒的学生身上，也很容易发现，他们并没有真正领会基因的遗传和外表特征的遗传之间的对立之处。
第二部分“为什么某些遗传性的特征没有遗传？”
最常援引的一个例子，是将舌头卷成沟状的能力的遗传性。这种能力牵涉到一种与生物学毫无关系的有趣特点，我们发现这种特征受到一对基因的支配。生物老师常常运用这个练习，因为这不花一分钱，也能让学生开心。学生回到家后，让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来做这个试验，发现“卷舌”的父母可能生出“不卷舌”的孩子。为什么这个完全属于遗传性的特征会没有遗传呢？
如果说的是先天性粘液稠厚症这种可怕的疾病，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相同的，但语调会更严重些。父母会卷舌头，但有时他们的孩子不会；父母没显出这种疾病的任何症状，但他们的孩子却很惨，得了这种病。这些发现似乎证明了一个假设：这些特征不会遗传，而恰恰相反的是，它们正是由一种基因的遗传引起的。所以，“遗传”这个词本身就提出了问题，这个词在人们只能对外表进行思考的时候就已被下了定义。肤色或者财产被认为是遗传的，因为遗传者与子女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运用孟德尔的观点，我们知道，这种外表只是一种复杂机制的结果，特别是与这些特征有关的基因的遗传机制。外表特征不遗传这个悖论，是由这种关系的方式引起的。这种关系可以否定我们的直觉，因为它使每个基本的外部特征都有一对基因在起作用。在“卷舌—不卷舌”或者“健康—患病”的对立上，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这种关系代替了三重可能性：基因的两两组合（RR，Rr，rr或NN，Nm，mm），其中R代表关系到卷舌的基因，r代表关系到不卷舌的基因，N代表健康基因，m代表疾病基因。自然在这三种“遗传型”与这两种外表之间设置好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常常建立在两基因之一为显性的基础上，即该基因仅仅在面对另一个称为隐性的基因时才有自我表现的能力。在我们这两个例子中，基因R和N为显性基因，r和m为隐性基因。所以，只要父母两人都是（Rr）或（Nm），因而也就是都“卷舌”或都健康，他们的孩子就可能是（rr）或（mm），也就是不卷舌或者患病。遗传学告诉我们，这件事是由偶然性机制的作用而引起的，发生的概率为1：4。
虽然这些评论显得很基本，从我的经验发现，它们也是必要的，因为它们与众所周知的常识如此相悖。做“科学家”，就是愿意比感官向我们展示的视野看得更远。
个人命运与遗传命运
从未来个体的遗传型构成开始起，也就是说，从卵子和精子相结合开始起，该个体生命成长的作用规则就固定下来。成长的结果将取决于该个体接受了什么资料，遇到了什么危险，不过，用何种方式结合这些材料，战胜这些危险，都取决于那些最初的生命秘诀。新近发生了一个现象，扰乱了我们对胚胎的看法，这就是，我们开始了解这些规则，并对它们加以干预从而改变它们。这是对我们面对命运所持态度的一次真正变革。直到这时之前，还只有偶然性，或者上帝，可以看成对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负有责任。
从受精一直到生育年龄，大自然都进行着严格的挑选。按照一些标准，从怀孕的头几周起，一半以上的受孕结果都被淘汰了，这些标准，我们还没弄得很明白，但在很大程度上都应该建立在所接受基因的基础上。分娩在过去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开始的几年，简直就像大屠杀一样。总之，要非常有运气才有权参与到遗传型的遗传中来。
假如我们有能力破译收到的信息，并从中推断出淘汰或成功的概率，或许，假如还能够修改这些信息，那么一切都会改变。未来的个体将是意愿的产物，目的的产物，而不是一个没有计划的按大自然提供的原样接受的现实。我们面对生命中的重要事件——生育——的整个态度，都因此而动摇了。而我们不得不接受，得作出选择，因而得作出决定。因此，要采取一些标准，并按这些标准来作出决定。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看到，最先进的知识让他们面对那么多上几代人从未提到过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一切都要创造。
其实，目前我们还只能发现胚胎中可能在生命过程中或迟或早引起健康问题的基因，可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用更好的基因来代替这些有害的基因。惟一能决定的事就是，是否同意让这个胚胎成长。预见到将来会有这样的疾病，这能是决定流产的理由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全都无法回答。因为我们面临着两种无法兼顾的尊重：对胚胎的尊重，他的成为人的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人；对怀胎少妇的尊重，因为我们有理由承认，她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种情感迸发出来，每个人都会在指导自己生活的玄学或宗教那里找到论据。为了避免无益的争吵，需要尽可能正确地了解争论的究竟是什么。社会的职责是为大家提供准确的信息，并对事实作出正确而科学的解释，同时努力排除人们在不了解生育过程本质的蒙昧时期中对此所做的臆测和想像。与其他诸多领域一样，在这个领域里，科学并不对道德问题提供“确定”答案，但科学至少让我们能客观地陈述这方面的术语。
也许有一天，所有公民将获得足够多的信息，使得因知识进步产生的伦理问题，能够由整个民族而不是由组成一个伦理委员会的几个要人来解决。那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