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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那时候，他常常弄个自行车运送党内的印刷材料，前面后面加一本普通的书作伪装，拿纸包住。到租界边上，外国兵就问拿什么东西。父亲说，那会儿你不能慌，你要一慌，外国兵就会打开书一本一本看。一般情况下，他们“哗”地一下把面儿上包装的那张纸撕开，扫一眼，一看你从容应对，很坦然，就会说，走吧，一挥手就走了。其实边上是普通的书，中间都是我们共产党的宣传材料。父亲就靠着这种机警和冷静，闯过了很多险关。
“文革”中，处境一下子变化很大，但父亲始终能做到随遇而安，不管在北京、去南昌，到工厂、企业或农村，无论别人说他什么，境遇如何困难，他都泰然处之，看不出有任何情绪波动。他说，有一些老干部，本来身体不错，就是“文革”中对于受批判没有精神准备，对自己被打倒、靠边站想不通，就郁闷，然后就生病，病情就恶化，结果病故了。
父亲20世纪70年代初回到北京，国庆节中山公园搞活动时，见到周总理。总理坐前排，父亲坐后排。周总理走过来和他握手寒暄，周总理说了一句话，使父亲特别得意。周总理说，你精神不错，还能坚持十年！
父亲十分重视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即使在下放江西的时候，他也非常注意观察接触到的人，注意培养和教育他们，包括工厂里的工人、办公室的干部，甚至是到外地时接触过的人。通过很简短的交谈，父亲就能了解一个干部的特点，发现弱点并帮助其提高。父亲对待干部，都是出于一种爱心、善心去帮助，从来不会抓人小辫子，也从来不整人，所以很多干部愿意跟他谈话。
父亲心胸极其豁达，眼界也极其开阔。“文革”中，有相当多的造反派做了坏事，其中不少是年轻人，但父亲认为绝大多数年轻人是好的，多数年轻人还是优秀的，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优秀的干部还是到处都有。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用干部的最高境界是“就地取材”
父亲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用干部的最高境界叫“就地取材”，不要走到哪儿带一帮干部去，不要到哪儿调一帮自己原来单位的熟悉的人到这边来，要“就地取材”。父亲特别讲到，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年轻干部，不是一个两个，是成千上万个。有些地方可能装样子，就提那么一两个人，多数人都不动。父亲说，不能这样，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年轻干部，各级领导干部里都应该有年轻人。
20世纪80年代，父亲开始关注党风问题，关注党内的以权谋私问题。1980年11月，他严肃地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我觉得他对于反腐败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是来源于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
他眼看着这个党一步步成长起来，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和精神支柱，是来源于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只要有群众的支持和推动，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他最怕的就是脱离群众，最怕的就是群众不信任，怕走到苏联党搞特权的地步，成为官僚党、特权党。
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特别喜欢周末去公园走走，跟那些花匠和游人聊聊。后来忽然就不去了。家人感到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去公园了？他说，现在老百姓吃不上饭，我对不起老百姓！
当社会上出现腐败问题时，他深恶痛绝，觉得这是最大的威胁。父亲说，共产党员腐败将会失去群众的支持和信任，那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想象的事情，那就等于说，共产党变成毫无意义的官僚集团了。他们一辈子白干了，革命不能走到这一步！所以，他将党风问题提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到不能再高的高度，这跟他一生的做人品格和信念以及他对全局的了解，都是连成一个整体的。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抓腐败先从高级干部抓起
父亲觉得对共产党来说，一丝一毫的腐败都不能有，要彻底地清除，并提出抓党风，抓腐败，首先要从党的高级干部抓起。他说，这些事情都是上行下效的，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下面就不敢乱来，领导要是自己开了口子，那下面就乱套了。
记得有一次，一个老干部的孩子出了问题，卷入一些案件里，那个老干部转着弯找到我父亲，想说情。父亲停了一下说，老干部的功劳是老干部的，子女做错的事情要自己负责。他没对这个事情讲任何一句话。
父亲外出从不坐专列，对各地领导提出的要求，就是不接不送，不请不到，以免干扰当地的工作。他每天吃饭就是四菜一汤，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20世纪50年代末，他参加郑州会议后，从河南上车，省里负责接待的人员给他那节车厢上装了两三只鸡。为了这个事情，他整整发了一个星期的脾气，觉得这是腐败作风，到下一站，火车停下来加煤加水，他把这几只鸡拿下去，让省里领导收回，这才算完。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在地震后裂缝的房子里
我们原来在北长街住的那个房子，地震以后，从上到下裂了，裂缝从里头能看穿过去，都透气了，已经被定作危房。当时我们也想翻修一下，设计和预算全都弄好了，最后一分钟，父亲忽然把所有的秘书叫来说，这件事不能做。他说，我管了一辈子国家的基本建设，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这一条街上，老百姓住的都是平房，我们已经是两层小楼了，不能再修。后来就给他在办公室搭了一个防地震的架子，是用铁管子搭起来的，上面铺着厚木板。他就坐在那个铁框框里，见了好多中央领导同志，如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李先念同志、姚依林同志。他们就在那铁架子底下谈话。
后来搬进中南海，父亲开始不高兴，老跟妈妈唠叨，说咱们还是回北长街住那个小房子吧。原来我们征求意见他是同意的，可搬进来后一看房子这么大，就唠叨说回去，足有半年。后来大家都劝他，还是在这边比较安全一点儿，他才同意。
对子女，父亲从不代替我们做任何决定，但他会对你工作当中的决定给予评价，你做好了的，他就给予鼓励，有时候对你也提醒一两句。
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去父亲办公室，他的大办公桌上都是文件，不准我们过去看。他的一个小沙发旁有个小圆茶几，上面放的都是报纸和《参考消息》，我到他那儿只能看这部分。当时我是小孩，发现报纸哪儿都看得到，《参考消息》只有他那儿才有，就很好奇地翻翻，因为那上面的事儿都是我不知道的事儿，比什么故事都吸引人，往往不一定看得懂。父亲看在眼里头，没说任何话，只有一种赞许的眼光，认为我看报纸好，后来在别的场合也说过，说陈元从小就爱看报纸，看《参考消息》。所以我以后就更觉得这是个好事儿，特别爱看，看了以后就开始想这里头是个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怎么理解，慢慢地就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文革”期间，我到江西看望父亲，看到他在《参考消息》上划出一些杠，或者标题圈一下，我知道他是提示，让我注意看。有一个我特别印象深的就是，他给我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当时叫沃尔克，他就说，这个人实际上是真正的美国的总统，经济上的总统，这个对我印象很深。我并没有理解很多更深的东西，但是这个使得以后我对这些问题更加关注。
我上中学住在家里，就天天去看《参考消息》，做完功课就到父亲那儿一直坐到晚上。有时候父亲在那儿办公，打电话、批文件，我就静静地坐在边上，看报纸，看《参考消息》，看完以后，一言不发就走了，好像是一天的功课一样。看报纸使我知道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情。
父亲教我看报纸，教我看参考，教我开阔视野，了解世界上许多大事。但他从来不把党内的文件拿出来说什么，因为党内有纪律，他是非常严格遵守纪律的一个人，我们也从不敢乱问。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父亲一点拨就恍然大悟了
父亲买来《世界知识年鉴》，还有国内的各种年鉴，其实都是些最基本的各国情况介绍，很多人都觉得是枯燥无味的东西，他却看得津津有味，还叫我们子女都看。这样看多了以后，我们就慢慢明白了怎样观察问题，怎样看事情。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听父亲评价世界上的事情，因为每一个分析、每一个判断往往是你自己看不清楚的，他一点拨，你恍然大悟，明白了一些道理。如果他不说，你可能很久搞不清楚，他说了以后，马上启发你触类旁通，很多事情都理解了。一直到父亲重病住院，他都每天收听新闻联播，他要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父亲看待问题是非常客观的，他往往从各个国家和不同阶段对比当中去看这个事情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他在党的八大上就提出来国家市场跟自由市场，国家计划跟自由市场的关系，提出来需要有市场作补充。他既看到社会主义在早期、在欧洲工人运动当中的一些主张，又看到在苏联时期的一些成就和教训，所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怎么搞，他历来都有自己的看法，靠自己摸索，不照搬别人的。
他很得意的一件事就是，上世纪50年代很多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搞工业、搞计划等，但凡是他所抓的领域——财政、贸易、金融等，受苏联的影响是最小的，虽然也有一些苏联专家起了一定作用，但工作成果主要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取得的，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搞自己的一套。他一直奉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要有自己的特色：10亿人口，8亿农民，基础差，要考虑群众的生活问题，要使群众直接受益，我们的经济发展才有活力。
1956年的公私合营中，父亲提出，一方面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希望更多保留各方面的积极性，让经济能自己运转。1960年国家农业非常困难，1962年父亲经过调查研究，提出来可以用分田到户的办法改变农村政策，这在当时被称为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但父亲觉得农民有积极性，老百姓能够吃上饭，他把这个事情看得比天大，觉得这比什么事情都重要。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他一直在不停地分析、判断
父亲一生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他认为中国特色绝不是那些“大跃进”的东西。从北京到江西又回到北京，他始终在不停地拿中国跟苏联做对比，他看《斯大林全集》，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他们怎么做的，做了些什么，当成历史来看，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吸收的。他极其关注世界各国的情况，包括美国的情况。美国的经济是怎么回事，美国的农业是怎么搞的，对他来说，是个专门的课题。他把《美国农业》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