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再进一步讲孔子《春秋》为什么来一个编年史？刚才讲的是为什么周公来个《西周书》，我话并不曾讲完，也不能尽在这上讲，且由诸位慢慢去想。今要讲孔子《春秋》为什么来编年？今天诸位读西洋史仅是记事，而记吉在记事里的分量又来得少，《西周书》专重记言已可异、春秋》编年更值得当一个问题。近代科学大部分主要的方法在能观察，观察所得，要懂记录，如天文气象报告，雨量啊，风向啊，温度啊，一切都得经过观察与记录。中国人对于人事上的观察与记录，从古就注意到，那就是“历史”。中国人对于人事特别看重“本末常变”四个字。人事有本有未，又有常有变。能把一件事分着年记载下，一年中又分着时月日记载下，这才可以记载出这件事情演变的真象。前人如何做学问，也不易知，但有个简单方法，便是读他的年谱。他怎样开始做学问？怎么想到著作？又怎样写出？后来怎样写成的？一年一年看下，便可懂得。又如研究一人思想，也该读年谱。如王阳明怎会发明良知之学？读阳明年谱较易见。写历史能写到编年史，那么本末常变都在里面。如中国人八年抗战，日本人打进中国，而止于无条件投降，此事并不简单。要从卢沟桥事变起一路看下，这八年中国人打得真辛苦，一路失败到最后，始获得了胜利。所以我们要懂一件事，定该把这事分开看。一人几十年做学问，我们也要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看。如我们来台湾二十年了，下边怎样？我们不知。前面呢，该懂得讲究。不能待将来成败论定后，再来写台湾二十年历史，那多半将成假历史，靠不住，最好是从初到台湾就有人写，直到最后，年年写下，才是真历史。我们今天不晓得明天事，且先把今天事写下，不要到了明天再来追记今天，这里就易出问题。事情的复杂性，变化性，定要从编年里去看，才懂得这事之本末与常变。何况孔子《春秋》已经是列国纷争的时代，所以这时的历史有晋国的、有齐国的、有楚国的、有鲁国的，更非编年不行。回顾周公时代只隔五百年，但变化相距已很远。在周公时代写史还不需要编年，而孔子时代写史，则正贵有编年。但为何又从孔子《春秋》变成了《史记》？太史公也不是忽发奇想心里来一个直觉。他不照孔子编年而分为一个一个人来写，他这一套，正又是从孔子以下五百年中间慢慢儿造成出。这是时代演进，不是太史公的私心创造。在太史公以前，已经有一个来源远远在那里。诸位且先想一想，怎么从孔子编年到太史公列传？有没有些痕迹机缘，我们可以拿来讲太史公《史记》的来历？列传体怎么来？如此般的讲，固然是讲周公。讲孔子、讲司马迁，然而也即是在讲时代、讲演进，看重它的一层又一层般地演进。我虽极崇拜孔子，但并不是说今天我们只要学孔子。纵是学孔子，而我们此下尽不妨有一个新天地新创造。我们的史学也不必定要学司马迁，我们下边的新历史池还有新创造。只要我们把上边弄清楚，下边就能来。上边的弄不清楚，诸位说：这二十五史全已过了，现在该要新历史了，但新历史究在哪里呢？让我说穿一句，诸位只想一意学西洋，但西洋这一套还比中国落后得多，而且西洋也有西洋的来历，这非一言可尽，我今天且只讲到这里。
2005…12…10 09：33 PM
彭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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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6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6—《史记》（中）
标题：钱穆《中国史学名著》—6—《史记》（中）
《史记》（中）
今天讲司马迁《史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所谓的“正史”，此下接着还有二十四史。在司马迁当时，大家只知有经学、子学、文学这些观念而没有史学的独立观念。所以《汉书·艺文志》里，只有《六艺略》、《诸子略》、《辞赋略》，而司马迁的《史记》则附在《六艺略·春秋门》。可见当时学术分类，史学还是包括在经学中，并未独立成一门学问。但司马迁却能创造出第一部“正史”，为以后几乎两千年所沿用，这不是一个极值得注意讨论的问题吗？依照现在人讲法，司马迁《史记》可说是一个大创造。司马迁如何能完成这创造，这是一个大问题。
上一堂讲，中国历史有三种体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别记下，像《西周书》。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着年代先后来编排，这是孔子《春秋》。第三注重人物，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这一观念应说是从太史公《史记》开始。所以《史记》是一种“列传体”，一人一人分着立传，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我那年在美国耶鲁讲中国史，曾说历史应把人物作中心，没有人怎么会有历史？历史记载的是人事，人的事应以人为主，事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来的。有一位史学教授特地和我讨论，他说：历史应该以人物为中心，为主脑，这层很有意思。但这人没有事情表现，便跑不上历史。我说：在这上，乃是东西方学术上一很大不同之点。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并无事情上的表现而成为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诸位试把此观点去读二十四史，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传》两百四二十年，里面就没有颜渊，岂不因他没有事情表现，就不上历史。但颜渊这一人在历史上有他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人就特别看重颜渊。宋明时代人讲理学，也特别看重颜渊。怎能说颜渊不是一历史人物呢？既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所以司马迁以人物来作历史中心，创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见。直到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仍都像中国《尚书》的体裁，以事为主，忽略了人。今天我们写历史，也跟着西方化，如我写的《国史大纲》，也就分年分事，而又以事为主。但此为求简便则可。若进一层讲，也可说西洋史学还停留在我们周公《西周书》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大的著作能像孔子《春秋》，乃至于如《左传》般一年一月这样分着的，当然更没有像《史记》之列传体，这是史学上一极大问题。清代乾嘉时章实斋著《文史通义》，他讲中国史学上盛行的是《左传》与《史记》，分年分人，将来该发展《尚书》体，把事情作主要单位。那时西方新学还没有来中国。道光以后，慢慢地来了，中国人读他们的历史，就觉得章学诚已先见到了，西方的史学就是这样，所以特别在清末民初，大家认章学诚是中国史学一大师。但我们还得进一步讲，这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在我看法，中国人从《尚书》演进到（春秋》《左传》，又演进到《史记》，这是中国史学上的大进步。并不能说中国的（春秋》、《左传》到《史记》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历史体裁。这问题我虽今天只提起这样一句话，不拟详细讲，但这话殊值诸位注意。
今天我要讲的是司马迁怎样会创造出这一种新的历史体裁，就是列传体来？他怎样会提出一个新观点、新主张，把人物为历史中心？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学问总喜欢要能创造，能开新吗？那么太史公《史记》在史学著作上，他是一个极大的创造，开了一条极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这条路跑，继续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请问司马迁怎么样走上这条路？我们能不能在这里用心研究一下呢？
诸位要知道，我已经讲过，做学问要懂得发生问题，这就是所谓“会疑”。有了问题才要求解决。诸位不愿意摹仿，要创造，那应先懂得别人怎样创造的。这问题不是一凌空的问题。司马迁怎会能创造出史学上的新体裁？我们上面已讲过，《西周书》和周公有关系，《春秋》则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创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来写历史，却是一个新创造。孔子为什么来写这部《春秋》？为什么要来一个新创造？我亦曾根据孟子书里的几句话来发挥孔子作《春秋》的大义。现在到了司马迁，他作《史记》，他自己曾有一番详细讲法，在他《史记》的“自序”里。诸位要懂得，读一部书，先该注意读这书的作者自序。这也就是一个新体。孔子《春秋》没有序，序是后来新兴的。如《庄子·天下篇》，叙述庄子为什么要讲这样一套思想，作这样一套学术？也就是庄子书的自序。但此序不是庄子自己所写。又如《孟子》七篇，最后一段就等于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大史公自序这一体例，在孟子，庄子书中已经有了。以后人写序，不放在最后，而放到最前来，这不是一重要问题。那么我们要读一人的著作，最好应该注意先读他的“序”，他自己说怎样又为什么来写这一部书，应有一讲法，这部书的价值就在这地方。有的序只短短几句。如顾亭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儒学案》开头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于我们写了书请人家来写序，这又另当别论了。
今天我就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来讲《史记》，或许诸位已经读过这序，但此文不易读。最好是读了《太史公自序》，便去读《史记》，待读了《史记》，再来读《自序》，庶乎易于明白。当知读一篇文章大不易。但只要能读一篇，就能读一切篇。这一篇不能读，别篇也一样不能读。今天大家读白话文，在学术上够标准的著作不多，大家只是随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过去，我们称之曰“翻书”，又或说“查书”，所查又称是参考书，没有说“读”书，这样总不行。照《太史公自序》讲，他们这个司马氏家是“世典周史”的，他的祖宗就掌管周史，做历史官。到了春秋时代，周惠王襄王时，司马氏跑到晋国，那时周朝已衰。到了晋国后，司马氏一家又分散到魏国、赵国，又到秦国。司马迁就生在黄河的西岸，陕西的龙门。他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虽是一史官，也学天文、历法。学易、学老庄。曾写有一篇《论六家要指》，讨论战国诸子各家大义，这文章写得极好。他分别着战国时六大家思想，各自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他自然写到儒家，当时的《易经》就算儒家了，但实际上《易经》就近于道家，所以司马谈的最后结论是佩服道家的。他在汉朝是做的太史令，但他不仅通经学，又通百家言，而推尊的是黄老。汉武帝去封禅泰山，司马谈同其他一般方士讲封禅的意见不同，汉武帝就不要司马谈跟着去，司马谈就留在洛阳。他儿子司马迁到外边去游历，那时还很年轻，回来时，他父亲在洛阳病了，就对司马迁说：若使我死后你再做史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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