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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听着我前面几堂讲，便知读书不易。读了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不是不懂这句话怎讲么？读了《太史公自序》，恰恰有如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的注脚。你能说司马谈没有读过《孟子》吗？诸位只有翻书的习惯，《史记·太史公自序》是翻得到的，孟子这句话便不易翻到。读到太史公这里，孟子这句话便有用了。此是书之不易读。而《太史公自序》记他父亲司马谈讲话，大家又只读了上一截不再读下一截，不是不曾读，乃是读了仍如不曾读，此是读书不易之又一例。
司马谈死了三年，果然司马迁接他父亲做太史官了。司马迁接着说：“先人有言曰：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他说他父亲讲过，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这个作史责任，便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他来写《史记》，是跟着周公孔子而写的。五百年前有周公，五百年后有孔子，再后五百年有他。诸位试把此一番话去读《孟子》最后一章孟子也就是这么讲。尧舜后多少年有汤武，汤武后多少年有孔子，孔子后多少年该有人出来才是。可见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曾读过《孟子》，都有他们的学术传统。司马迁又说：有人能绍续这明世，出来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而此《易传》、《春秋》、《诗》、《书》、《礼》、《乐》，在他那时都是经，还没有史学。不过他是个历史官，该要写历史，而所写出来的则还是经学。我们也可说，这是太史公司马迁理想中的新经学。诸位今天认为中国旧史学全可不要，要学西洋新的，这也不错。但西洋史学也应有本有原从头直下，怎么来而到今天。你须先知道，才能继续得下。做学问不能只叫自己做一个跑龙套。不做主角，也得做一个配角，有些表演。即做一个跑龙套，也须约略知得全本戏了才去做。要讲西洋史学，也须知道有一整套西洋的史学史，然后回头来写中国历史，可以周公、孔子、司马迁、班固都不要。我们说：我要写的是中国的新历史呀！诸位，这责任又是何等般的大！
现在有个大问题。今天以后写历史，固是再不会二十六史了，那么下边该怎么办？这不是个大问题吗？原来讲了半天，要讲太史公的创作，但他仍是继续的旧传统，周公、孔子一路而来，他自己讲得很明白。而太史公《史记》所特别用心的，乃是要学孔子，《自序》下面有一段太史公讲孔子《春秋》的话。我们上面都依照孟子来讲《春秋》，现在要讲司马迁讲《春秋》是如何般讲。诸位且不要自己讲《春秋》，且听从前人讲《春秋》。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从前人这么讲，我且也这么讲。当然孟子、太史公以下，还有别人讲《春秋》，但我们总得有个挑选。如下面我们将讲到刘知几怎样讲《春秋》，譬如近代康有为、章太炎怎样讲《春秋》？但这是在我们不要讲的范围之内了。诸位莫说康有为、章太炎是近代大人物，孟子、太史公是古代了。但当知再过五百年、一千年，孟子、太史公还存在，还是个大人物，至于章大炎、康有为是否还是个大人物，便有问题。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伯经考》，是否都能存在？或是只存在于图书馆，给人家翻查批驳，只当一份材料就是，那就在未可知之列。
有一位太史公的朋友间太史公：孔子为什么写《春秋》？太史公说：“余闻之董生曰”以下云云。董生便是董先生董仲舒，学《公羊春秋》，主张表彰六经排黜百家的便是他。太史公说：“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周道衰微，正是王者之迹熄而《春秋》作。孔子就在这二百四十二年中间，来讲它的是是非非，要为天下立下一个标准，所以他“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样可把理想上的王者之事表达出来。这是司马迁引述董仲舒讲孔子《春秋》的话。太史公《史记》是学孔子《春秋》，那么在《史记》里偶然讲到汉高祖、汉武帝，有些处近似《春秋》“贬天子”，而后人偏认他为父亲泄冤气作谤书，那怎么能来讲大史公的《史记》？《史记》不仅是要写下汉代初年很多事情，还要在这很多事情中有一个是非标准。他说：“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讲几句话，不如在实际的事上来讲，可以很深切、很著明。所以说“春秋，王道之大者也”。孔子要讲天下之道，孔子说：我若空讲一番话，不如在过去的事上把我的意见来表现出这样不对，这样才对。所以曰：“春秋以道义”，孔子《春秋》只讲个义不义，而在以往二百四十年的事情背后来表达。故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一部《春秋》里，“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至于其他许多诸侯跑来跑去不能保其社稷的，不晓得多少。为什么弄到这样？所以说：“有国者不可不知春秋。”又说：《春秋》“礼义之大宗”。这些话，太史公都是引的董仲舒。可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没有这样的话。（其实《春秋繁露》也不一定是董仲舒自己的书。连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里，也不见这些话。《太史公自序》中说这几句话，是他亲闻之于董仲舒讲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段话非常重要。至于太史公自己讲，却说我的《史记》不能同《春秋》相比，我只是把故事稍加整理，记下就是。这是太史公之自谦。而且他并不能自己说，我也要来贬天子，退诸侯。既然不敢，何以又在《自序》里把董仲舒的话详细写下？这篇《自序》实在是一篇极好的大文章。此刻我来讲《史记》，其实只抄此一篇《太史公自序》，直从周公孔子到太史公，都已讲在里面了。现在我们接到刚才所讲，太史公怎么来创造出他的一部《史记》，他的大创作，诸位不是大家要创作，不要守旧，不要摹仿，不要跟着别人吗？但太史公却只是跟着周公孔子，他的创作，就从模仿中来，不然又怎么叫所谓学问呢？
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太史公《史记》创作，特别重要的是在体裁方面。我已讲过丶西周书》以事为主，《春秋左传》是分着年讲的，而太史公《史记》则分着人讲。太史公为何在这分事、分年之外，特别重视人呢？其实这些我们已不用讲丶太史公自序》里已详细交代过，他就是要学周公孔子，那不就是以人为重吗？今天我们学西方人讲法，史学该讲事，而中国古人则从头下来重在人。我们也可说，至少从孔子《春秋》以下，早都是以人为主了。如说：“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不是在事情背后一定讲到人的吗？太史公又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他写这文章时，已经不做太史官了。但他曾经做过汉朝的太史官月Ｂ么这些明圣盛德，我不能废而不载。这些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我不能废而不述。那是他父亲告诉他要讲的，他若不论著，那是“罪莫大焉”。所以他写《史记》，乃求勿“堕先人所言”，又曰“无忘吾所欲论著”。自从那时起到今天，写历史已经莫不以人物为中心。事情背后有一个“礼义”，我刚才说过，“春秋，礼义之大宗也”，而礼义则在人不在事。若使我们今天立下一个题目要来研究中国史学观点中何以要特重人物的一个来源，这可以从中国古书一路写下，直到太史公《史记》，远有渊源。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大观点，也可说是中国一番绝大的历史哲学，而且亦是中国传统学问中一绝大精神。即照《太史公自序》，他就是看重一个周公、一个孔子，一千五百年直到他当时，这不就是历史应以人物为重的一番最大精神已经表现无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