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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队友”其实说来容易做来难。我就是个比较不容易与人相处、不容易信任他人的人。以前常想我们连自己的亲人都无法百分之一百地完全相信了，更何况只是在单位里一起每天几小时工作的同事。我一直有这样的偏见，或者说心结吧。所以，即使在与咨询公司的专家们共处的那段时间里，虽然表面上接受他们的论点，但内心里总是有一道不相信别人的心锁紧紧地锁着。
这个心结后来终于在日本东京的上野公园，被我儿子打开过一次，然后自己对这件事情重新有了不同的看法。故事是这样的。
那是在2000年的冬天快到新年的前一周。我因公出差到日本，就顺便带着家人在工作之后，自助式地到日本玩了一星期。我翻看当年他们兄弟的旅游日记，里面记载着许多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安静没人打手机的地铁、遍地的自动贩卖机、迪斯尼、站着吃的拉面、怀念的QOO饮料、百货公司的地下超市（尤其是杰克的寿司）、箱根的打雪仗，还有到处看得到的乌鸦。
日本的乌鸦巨多。日本神话故事里的乌鸦有情有义，是有神性的。在日本，乌鸦的地位和在印度的圣牛一样。印度的牛，连火车站都可以自由出入，令人叹为观止。而东京即使都已经到了鸦满为患的地步，也没有听过政府出台什么计划来对付乌鸦。即使有，乌鸦又聪明，也不容易对付。日本友人说了一个最玄的乌鸦故事。他说有人看过乌鸦被猫追到无路可逃，紧要关头的时候，发出狗叫的声音把猫给吓跑了。
恩尼和杰克被这个有趣的故事逗得乐了几天。他们坚持要自己实验看看。所以我们就到乌鸦众多的上野公园来了。乌鸦是很多，但是“追”的机会很少。大部分的乌鸦大爷们都是高高在上，站立在高耸的树枝上，发出胜利的低沉叫声。难得有一只飞到地上，他们就冲过去学猫叫，追着跟猫一样大的乌鸦。
后来，实在是累得不行，我们就走到边上的一座庙去拜拜。在日本的庙拜拜，程序和在台湾的妈祖庙或五台山的黛螺寺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日本的佛教是受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和曹洞宗的影响很大。一般得先在泉池里洗手、漱口，然后走向庙前，摇铃，双手拍手击掌，在把神明吵醒后，丢铜钱，许愿但不烧香。我们一路排开，我用眼睛余光看到他们兄弟虔诚地喃喃自语。
之后我好奇地问他们许了什么愿。怕他们不从，我就开始先抛砖引玉说出自己许的愿。老婆说了，恩尼也说了，杰克怎么问他都是那句：我不要告诉你。杰克就是这样的个性，什么事都藏在心里。我几番威胁利诱之后还是那句：我不要告诉你。我急了，最后使出杀手锏跟他说：听着！杰克，如果你不说，我一会儿就准备回去再拜一次，请求神明不要让你的愿望实现……话还没说完，杰克眼泪扑扑而下，他用英文跟我说：Dad，You can’t do that！
杰克终于在我的胁迫下说了。他说他祈祷祝愿我们全家永远幸福地在一起。他说他怕说出来就不灵了。
我哑口无言，觉得自己无地自容，竟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己是那样的自私和无知。为什么连自己的儿子我也不相信呢？我后来向杰克道歉，请他原谅父亲的自私。
老婆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周都要和社区的妈妈们上佛学课。她在家每天晚上都要自我修炼。我算耳濡目染，自己在宝山久了，总算也能沾点金粉。所以，从佛教信仰的观点来说，我对他人不信任的铭印，有一天也可能回来变成他人不信任我的结果。种什么样的因，结什么样的果，就是这样的道理。
再回去想想过去的企业再造的那段经验，如果重新再来过一次，我希望我是全心全意地相信自己的队友，自己的朋友；虽然可能一开始会吃点亏。但是，对他人信任的铭印，有一天也会转变成他人信任我的结果。
这个故事我曾经在公司发言人培训的时候，当成两分钟的即兴小品说给一起受训的同事听。最后，还赚了些女同事的眼泪。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从北京回上海的飞机上，我想或许你看这篇文章时，也是在出差的火车上或飞机上。我建议你闭上眼睛想一想，然后问问自己，你是否真的完全无私地信任自己的家人？不管是或不是，要不要也试一试对自己的家人、同事和朋友们也打开这把自我封闭的锁？惟一能打开这个锁的，是一把叫“信任”的钥匙。
火箭升空与自由落体从小学会按约定办事
在恩尼三岁的时候，我们带他去了美国的南方旅游胜地奥兰多，回程的时候路经旧金山，决定开车到渔人码头看看。这些观光客去的地方，虽然去过很多次，自以为熟门熟路，但是那一次，带着老婆儿子，几乎变成梦魇，我们差点在渔人码头让恩尼走丢了。几年之后我们问恩尼是否还记得这件事，他说他只记得一串很鲜艳的气球，他就跟着气球的方向走了。
像这样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较惊险的插曲，可能很多父母都有过。一方面我们想要避免对
小孩过于保护，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因为过于放任，而让他们有受伤害的风险。渔人码头那件事情之后，我们在保护小孩和给小孩自由这两项题目当中，一直在努力寻求平衡与好的解答。针对那件事，我们从此和他们两兄弟约法三章，建立了我们自己类似事情的处理原则。但除此之外，生活当中还是有太多的不同情况，我们又哪能针对每一种不同类型，找到对应模式来事先规范呢？
这一点，也正是中国父母和西方父母们，在处理保护与放任自由这个大题目方面特别突出的差异，特别明显的地方。我们最好的观察地点是在游乐场。游乐场有很多游戏从父母亲的观点来看都太过于刺激，并且充满风险性的。我们和恩尼、杰克，几乎玩遍了各地的游乐场。我们去过美国和日本的三个环球影城和三个迪斯尼以及亚洲许多类似的地方。从前只要碰到有危险或比较刺激的游戏，做老爸的都得卖了老命，舍命陪君子，陪他们两兄弟上刀山、下油锅，他们没事，我倒是经常一身冷汗。
有一回，在加州的迪斯尼新场玩火箭升空。这是一个从地面上坐定，脚底悬空，在不到三秒钟内人像火箭般冲到百米高空，再顺地心引力缓缓落下的游戏。我连看别人玩，就已经脚底发麻。那个时候，他们两兄弟身高刚过标准线，见老外青少年排了长龙，他们也去凑热闹，老婆坚持要我陪儿子玩一次，以“增进父子感情”。
轮到我们上阵，刚坐定，话还来不及说，游乐场管理员就开始要我们数倒计时。十，九，八，七，正数的注意力集中的那一刹那，还没到六呢，火箭就升空蹦出去了。管理员算数没学好，我也差一点儿把心脏抖出身体外。下来的时候，幸好心还在跳。他们两兄弟觉得好玩，说要再玩一次。最后，还是让我劝服，改吃冰淇淋。
孩子成长得特别快，快到我们的预料之外。我记得第一次在奥兰多迪斯尼时，他们只能玩“小小世界妙妙妙”这样的小小孩游戏。恩尼当时对缤纷的色彩和热闹的音乐感受力最强。但没想曾几何时，他们已经是变成追求刺激和激烈运动的少年了。
当老爸的我越来越辛苦，每次到这种游乐场，我都在“要不要陪他们”或“他们自己可以处理”这样的矛盾之间徘徊。所以，现在的我，把到游乐场视为苦差事。
2003年底回台湾过节时，去了一趟九族文化村。原本，想要让他们多认识他们久违的出生地台湾和原住民文化。没想到，现在的九族文化村，除了原有的山地文化表演之外，还增加了许多现代主题游乐场的设备。看在眼里，苦在心里。那一天，他们两人玩过山车（台湾称云霄飞车）玩了不下十次。然后，我们小杰克又如获至宝地发现了一个自由落体的游戏。这游戏像坐在车子上缓缓升上空中，然后从约六十米高空处蹦极而下一样，而小杰克是里面所有玩的人年龄最小的。结果，我以为他下来后，会后悔他的决定，没想到他坚持还要再玩一次！
我相信这种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夫妻俩决定好好地和特派员恩尼及寿司杀手杰克谈这个话题。我们告诉兄弟俩，我们很关心他们，也喜欢和他们一起出来玩。但是，我们对他们玩的这些刺激的游戏类型总是感到忧心。虽然这些游戏的安全措施都符合规定，但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好方法，可以让老爸和老妈至少宽心一些。接下来，我们谈了很多原则。他们也向我们保证会遵守这些原则。譬如，在自己觉得不舒服的时候，绝对不勉强；随时随地检查安全带或座椅的安全性，一有问题一定反映；保证遵守游乐场的规定等等。
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和邻居到一个池塘去玩水，因此差点溺水。后来，幸亏命大，从水底抓着草，慢慢爬上岸，虽然喝了一肚子水，但至少保住了命。这件事，我的母亲到现在还不知道呢。因为，小时候如果让我父母知道，免不了痛打一顿。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有事瞒着我，我希望他们知道我对他们有信心，有足够的信任，而我们是可以沟通的父母。所以，再有高难度、刺激的游乐场游戏，我们还是会假装“放心”地让他们玩。虽然提心吊胆，但除了默默的祈祷之外，也只有信任他们了。
牙齿仙子言而有信 以身作则
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段时间，寿司杀手杰克总盼望着掉牙齿。
在台湾人的习俗里，我们小时候如果掉了牙齿，父母就会告诉我们，先确定掉下来的牙齿究竟是上面的牙，还是下面那一排。上面的牙丢到床底下，下面的牙往屋顶上丢。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只知道只有这样，牙齿才能长得又好又齐。这种不知所以然的习俗很多，像是吃饭时，如果碗内留下饭菜，就会听到大人说长大娶不到美女。这种说法对孩子效果最差
。算了无所谓，反正长大后才不想要结婚呢。大部分孩子们都是这么想。
但是牙齿就不一样了。牙齿长得整不整齐，在孩子当中可是影响“江湖地位”的大事。万一没长好，还有可能成为孩子们之间的笑柄，或更糟的，在孩子之间交不到朋友。
小时候住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家里住的是旧的日本式平房。每次掉了下面的牙，大我六岁的哥哥最高兴。因为我太小，要把比弹珠还小的牙齿丢上屋顶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种事，父母又懒得理我们。大哥的本事就是在这时候最能张扬，他会让我先帮他抓背，抓到他说爽，我们的交换条件才算成交。
但是，从小受美式教育的恩尼和杰克，在牙齿这个话题上的想法完全不同。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