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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我给他当秘书”
“我给他当秘书” 1952 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孩子一同到了北京。 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卓琳：我说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解放后，邓小平任总书记，文件很多。当时有很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都在单位工作。公安局怕她们路上出事，就派人暗中保护她们上下班。她们本人并没有要求，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想与其这样给公安局添麻烦，不如就给他当秘书，反正他一个秘书也不够用。邓小平也同意了。 卓琳：我给他当秘书。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王秘书。当时中央领导数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文件存档要有专人负责。他的文件看完了，就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我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那时候就数他的文件最全。所以当时中央存档的文件，都以我整理送去的为准。 邓先群：我大嫂这个人，从来不给我大哥添乱，她不去参政，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她该做的那份工作。我大嫂就是这样，她特别体贴我大哥。家里的开支都是由我大嫂管。比如我大哥特别爱喝茶，茶叶还是比较贵的，他爱喝龙井，龙井是比较贵的。烟，都是自己买，哪有别人送的啊，所以都要精打细算。但是，我大嫂舍得买。茶呢，我大嫂是每天上午都给我大哥泡浓浓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她非常地爱他，非常地体贴他。就在家里那么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大嫂特别关心体贴我大哥。 邓楠：老爷子这个人非常有规律，他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散步，几点干什么事，都非常有规律。他工作也非常有规律，而且劳逸结合，该工作的时候，集中精力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他这个习惯是做总书记的时候养成的。做总书记的时候非常累，如果他每个星期没有放松的时候根本就不行。 邓榕：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工作方法非常好。他不会把一件很简单的事处理得很复杂，也不会事无巨细地什么都自己去办、自己去过问。他就是提纲挈领。他的工作方法绝对不是把什么工作都自己去做。他是把要做的事跟你交代清楚，你可以去发挥。这样也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去做。老爷子这里只有王瑞林这一个秘书，到后来，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加了两个值班的秘书。 邓楠：大家分工去做，最忙的是王瑞林，实际我妈就是管理文件，王瑞林如果有什么事要出去或者干什么去，她就替他做一会儿。王瑞林是一天 24 小时住在办公室，离不开他，就他一个人，一个人 24 小时值班。 邓榕：可以说，爸爸、妈妈是同事，又是战友，又是夫妻。我觉得他们的夫妻关系更正常、更家庭化，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化的家庭，更人性化。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困难时期他也不单独吃饭
困难时期他也不单独吃饭 邓楠： 20 世纪 60 年代的困难时期，那时候比较困难，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所以给他们多一些油和肉。当时因为我们家人口很多，除了我们几个子女以外，还有一些亲戚也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口人吃饭，所以他那点油和肉，大家一起吃就肯定不行。最后我妈妈就说让他单独吃。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好，能保证工作顺利，所以就让他单独吃饭，他不干，就说不行。后来我妈妈没办法了，就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饭，所以我经常就是那个派去陪他吃饭的人。结果，只吃了很短的时间，最后，他又不干了。他说我要跟大家一起吃，没办法，他又跟全家一块儿吃。后来，我妈妈就又想办法说：给他单独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个菜，到了饭桌上以后，他就到处分。给你点，给他点，最后他一口也没吃，全分给别人。没办法，后来就大家都吃一样的。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非常岁月……
非常岁月…… 1966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卓琳：“文化大革命”时，我和邓小平住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来说孩子们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为命。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他说：“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我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我一定能戒掉！” 1969 年 10 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一直伴随着他。在江西三年的日子里，他在荆棘中踏出的那条“邓小平小道”后来被传为了佳话，而夫妻间互相帮扶的故事却是很少有人晓得的。 邓先群：“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当时别人家吧，反正有好几家人都划清界限。我妈就跟我大嫂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就跟我大嫂这么说。因为我大嫂身体一直不是太好。我大嫂就告诉她说，我是了解他的。奶奶你放心吧！不会的。” 卓琳：有一天，有人让我和邓小平还有老祖 （ 夏伯根 ） 收拾些东西坐飞机走。我们收拾了邓小平常看的几箱书。我们坐在汽车里绕了好几圈，汽车的窗帘都放下来了，最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把我们送到了江西新建县步校。我们住在一幢两层小楼里。 江西，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次最痛苦的磨难都是在江西度过的。 1933 年， 29 岁的邓小平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强迫劳动。 36 年过后的 1969 年， 65 岁的邓小平第二次受到错误批判，被送到江西，监督劳动。 比起在北京被监禁的生活，江西的气氛轻松了许多，邓小平也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在江西劳动时，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少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干过，但此时的邓小平毕竟已是将近 70 岁的老人了。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江西，一个月只给我们 200 块钱， 200 块钱的生活费。老爷子说，我们要节约一点，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给孩子们当路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他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面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连上我们住的那个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着他上楼。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那种菜怎么办呢？总得种点吃的呀！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种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 邓先群：他们住在楼上，吃饭在下头。有时候我大哥还要照顾我大嫂呢！家里重活都是我大哥干。我大嫂这人，心胸是比较宽广的。在江西，他们几个老人，也过得挺愉快的，互相也很照顾的。我母亲和他俩，非常好，互相很关心。重体力活都是我大哥干，比如和面啊，擀面这些事情，都是他来干。做饭的技术活是我母亲的。像种菜，他们三个都种。在院子里头挖地、拔草、种菜，他们都干，过得挺愉快的，互相很体贴。 卓琳：我们在新建县住的时候每天去工厂上班，早上 8 点走，半个小时到拖拉机修造厂。我拆线圈，老爷子当钳工，一干就是半天。我拆线圈还可以坐着，和师傅聊天，老爷子只能站着。有一天我看到老爷子干得脸都发白了，我让他坐他也不坐，我说他：“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卓琳：在江西时，我已经知道胖子（邓朴方）的事儿了。胖子在北大时，有一天邓楠跑回来对我说：妈呀，哥哥从楼上摔下来了，可能瘫痪了。我哭了三天。当时胖子住在北大校医院，我们去新建县之前，去学校看他。还没有到病房我就在休息室哭了半天，跟我去的人说：“你这样去让孩子看到不好。”我想我们要到江西去，我就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到病房去看胖子。当时胖子和另外两个人住在一个病房。他已经摔伤了，一条腿折了，送到医院抢救。我当着他的面没有哭，然后我们就到江西去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给我写了封信，说胖子已经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几个人住一个大病房，想翻身也没有人管他，吃东西也没法自己吃。 我们从孩子的小姑姑的来信中知道了朴方的情况，很着急。邓小平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既然他的病医院已经不能治疗，送到福利院去了，那么我们希望把他接到身边来。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坐火车把胖子送到新建县我们住的地方。 卓琳：那时我和老爷子、老祖在一起，孩子的小姑姑生孩子没有人照顾，要雇个人。我们说：老祖呀，你去照顾小姑姑吧，要不然请人还得花钱，我们也请不起。那时我们三个人一个月只有 200 块钱，老爷子说要有计划地花钱，每个月节省出 20 块钱，孩子们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出路费。 邓楠：那时候，冬天多冷啊！水都要自己提，夏天那么热，摄氏 40 度啊！那么几个老人，所有的事都得自己干。砸那个煤，煤是那么大的，一块一块地砸成小块才能塞进炉子里。柴都是一根根大的、粗的，都得劈，都是体力活啊！在家里都是小伙子干的，当时都是老爷子干。 后来飞飞去了以后，帮他们开了一块地，妈妈搬个板凳坐那拣石头。然后开始种东西。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后来种丝瓜。他们洗衣服，冷得多冷啊，冷得都要生冻疮，又没热水，老爷子洗衣服洗得整个手都粗糙得要命，冻得那样。 邓榕：在江西，我从农村回到家以后看到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