疮，又没热水，老爷子洗衣服洗得整个手都粗糙得要命，冻得那样。 邓榕：在江西，我从农村回到家以后看到爸爸妈妈特别高兴，因为好几年没见了。后来我发现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事不太了解，因为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就一直被关在家里。而我和弟弟在外插队这么长时间了，在社会上独立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了，社会也乱了这么长时间了，回到家里把社会上的各种事情和我父母说，我发现我母亲用特别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一直被关着，对外面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我和我弟弟就给他们讲了好多社会上的情况，他们逐渐对社会上的混乱状况，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程度有了些具体的印象。 到了江西以后，爸爸妈妈在工厂劳动。我爸爸不爱说话，一个是政治上比较谨慎，一个是性格内向，所以他在工厂做他的钳工，按时上下班。我妈妈性格比较活泼，跟工人交流很多，经常跟一块干活的女工、小姑娘们聊天，什么都聊，聊社会上的、生活上的事情，还要回些酒曲做醪糟、米酒，跟小姑娘们常说说笑笑，挺高兴的。后来我妈活动稍微自由了以后，可以到工人家里去走一下，她就带着我去。因为工人家里有磨，我们家没有磨，我们想做粉蒸肉什么的，就带我到工人家去，找女工拿点米去先炒，然后磨，磨好后带回家去让我爸爸做粉蒸肉吃。我爸爸做的粉蒸肉很好吃。 我妈妈特别爱种地，爸爸妈妈和奶奶都爱种地，可以补足很多家用。他们很节约，如果没有小孩在，他们肉也不吃。我父亲买最便宜的酒喝，烟也少抽一半，主要的目的就是节约下一些钱给我和我弟弟插队用。我和我弟弟除了能挣够一年的口粮钱外，基本上其他的生活费还得靠家里。为了给我们攒够每年回家的路费，为了每年回家能给我们买点肉吃，给我们做衣服，因为我和我弟弟回家经常穿着破棉袄、破衣服，每年总要添置一些新衣服。劳动，干农活，衣服消耗得特别快，特破，衣服都打补丁。我妈每次回来都给我们把衣服补得好好的。我妈针线活特别好，还给我们织好多毛衣，因为她大生产时就学会了织毛衣，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从小到大穿的毛衣毛裤通通是我妈妈织的。我妈妈特别能干，她织毛衣是一流的。“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家五个孩子穿的毛衣、毛裤，包括帽子、围巾全是我妈一个人织的，她一年的工作量其实是相当大的。还有我父亲的，她自己的，我祖母的毛衣毛裤也都是她织的。我母亲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她能一边看文件一边织毛衣，看文件的速度很快，织毛衣的速度也很快，完全不用看毛衣，一边看文件一边织，毛衣样子还不错，都挺合体的。到江西以后还给我们织毛衣，省下钱来给我们做衣服、织毛衣。他们自己的生活特别节俭，一个月我父母和祖母三个人的全部花销就是六十块钱。他们要控制在六十块钱以内，甚至馊了的稀饭也喝。他们种菜是什么目的呢？最重要的目的是补足家用，这样就不用上街去买了。我奶奶是种菜的主力，因为她最会种菜，农家出身。 卓琳：老祖（夏伯根）在的时候，他烧火，老祖炒菜、蒸饭。老祖要走了，老祖的姑娘要生孩子，需要照顾。我说，老祖你走吧 ！ 你没钱雇人照顾你的女儿，你去照顾你的女儿。她说，你们怎么办 ？ 我说，我们自己来。后来，老祖走了以后，他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我烧火，他炒菜。 1973 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 邓楠：天安门事件以后，我父亲又被软禁，我母亲后来也去陪他，所以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只有他们二老互相照顾。后来没多久，我母亲眼睛坏了。母亲住院以后，就剩我父亲一个人了。但是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联系，只能通过写条子。条子上什么也不能写，因为肯定别人要看。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流来保持联系，他们互相之间的牵挂和思念，就只能靠这个来传达了。 家庭温暖，是帮助邓小平从容应对政治逆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全家福：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
“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 ■ 邓榕（毛毛，邓小平的三女儿）， 1950 年生于四川重庆。“文化大革命”中在陕北插队三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八年，任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多年从事研究工作， 1993 年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2000 年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邓榕：我父亲跟我母亲没有任何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呢 ？ 因为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很信任母亲。他俩的观点也很一致。所以，母亲怎么样管理这个家庭、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我父亲是从来不过问的，他是完全信任我母亲的。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想一想这么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都没有过。 邓楠：妈妈照顾父亲的生活非常到位，不会让父亲做什么。妈妈这个人一点都不厉害，很单纯，没有什么心眼，挺厚道的，从不对父亲说什么厉害话，从来没有。就是有点急躁，比如教育孩子，孩子太闹太调皮了，打孩子，“开铁匠铺”。我们给妈妈起个外号叫“铁匠铺掌柜的”。她对你好，好得不得了，但一急起来会打你。我们全挨过打。 邓榕：因为我最小，妈妈爱打扮我，弄得花枝招展，弄个蝴蝶结，或奶奶给做件衣服。我们也没什么好衣服，小时候衣服挺好看的吧？都是我奶奶做的，奶奶手工做的。我们父母对孩子非常友好，他们是父母，也是朋友。不是父道尊严、母道尊严，也不是父母尊严，都不是。 老爷子对妈妈特疼爱。在二野时，陈锡联就说，小平同志对卓琳是真爱护。妈妈洗头，爸爸拿热水给她冲。我爸爸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二野的人都特别怕他。但我们家的人，孩子们都不觉得他严肃，不怕他。 邓林：我还是怕他的。老爷子的特点是他轻易不管，但他一旦说一句话，是单刀直入、切中要害，让你说不出话来。有时还是很厉害的。 邓榕：老爷子特别喜欢孩子。我们都有个毛病，就是睡觉时爱露肩膀。老爷子每天晚上都给孩子们盖被子，可能因为他肩膀怕冷，从小他就给孩子盖被子，被子压得紧紧的，不能漏风。我在《“文革”岁月》那本书中写过老爷子对妈妈的照顾。那时，妈妈患高血压，跟更年期、跟心情不好都有关，家里的重活都老爷子干。在江西时，家里所有的被子、床单、被罩、工装，这些东西都是老爷子洗，妈妈根本就起不来床。 邓楠：在这个家里说一不二的，就是老爷子，但他不说。但凡他要说一句话，不管是妈妈还是孩子，绝对服从，那必须服从。肯定是很有权威的，但他一般不说。家里的事都是妈妈管，从来就是妈妈作主。妈妈管事，他俩配合得很好，爸爸不管具体的事情。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他们都是很真诚的人”
“他们都是很真诚的人” 邓榕：他们表面上性格差别是很大的，但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他们又是非常纯粹的人。他们虽然表面上性格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心底，就是他们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和的。 邓林：我没见过爸爸妈妈吵架。我弟弟妹妹大概也没见过，他们没有红过脸。我觉得爸爸妈妈他们俩，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非常信任。妈妈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典范。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她非常爱他”
“她非常爱他” 邓林：妈妈心地善良，为人又厚道，又宽容，而且特别能干。想当年，我们家五个孩子穿的毛衣、毛裤等，都是妈妈亲手织成的，织得又快又好。“文化大革命”爸爸被关押的时候，妈妈还为爸爸精心织补了一件开司米的毛衣。袖子上原来破了一个大窟窿，被妈妈修补过后，完好如初。 邓林：我父母在风风雨雨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互相之间的帮助，并不是标语口号式的，不是发誓什么的，而是在生活中一点一滴互相支持的。他们在对我们的教育问题上是非常一致的，这个一致就是一定要把孩子们教出来，让孩子们有自立的本事。他们配合得非常好。我爸爸对我妈妈很放心，我爸爸认为我妈妈做什么事情都会很合适，不合适的地方，我爸爸会用一句话、半句话去点拨一下，我妈妈心领神会，马上就明白了。我没见过他们俩吵架，就觉得他们俩的想法完全一致。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我妈妈更是用自己的行动去支持我爸爸，并没有因为大家都说打倒邓小平、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就对我爸爸如何如何，反而更关心我爸爸，照顾我爸爸，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两心相通。 邓楠：父亲做总书记的时候，星期天就带我们全家人出去散步或野餐。散步主要到北京的公园，还有玉泉山、陶然亭，玉渊潭、景山也去过，还到过十三陵。到远一点地方时还会搞野餐。也就是自己家里做些面包、卤鸡蛋，带点香肠、汽水，铺块塑料布在地上，坐在上面。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星期天老爷子能够带我们去野餐，觉得特好玩。
第三章 亲 情惦念家中亲人
惦念家中亲人 1904 年 8 月 22 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广安协兴镇牌坊村。 邓小平少年时离家远游，后来投身革命。等到他再回到四川时，父母双亲已经亡故，故乡还有一直未见面的继母和两个妹妹。倒是弟弟邓垦曾经在上海和延安与他匆匆见过两面。 邓小平平时是一个说话不多的人，游子思亲的情感也不轻易在脸上流露。 西南解放后不久，已经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百忙中还惦记着家里的亲人。 ■ 邓垦（邓小平的大弟弟） ；1911 年出生。 1935 年 9 月在上海参加共青团， 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 年到延安任《解放日报》编辑。 1945 年到东北，历任吉北地委宣传部长、佳木斯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四川省泸州地区专员、重庆市教育局局长、副市长、武汉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湖北省副省长等职。 邓垦：虽然我们是亲兄弟，但是在一起的时间非常非常少。我才七八岁，他十几岁就离开了，一离开就是十几年。一直到 1945 年，七大以后，开一中全会，他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开会，开一中全会，因为那时候他补选为中央委员嘛！ 1931 年见面以后就分手了，一直到 1945 年，相隔 15 年才见第二面。在延安那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