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是不愿意统属于贰师将军部下吧！我此次发军数量多，没有骑兵可以调配给你。李陵表示不需要骑兵，愿以少击众，率步兵五千人冲击单于王庭。
汉武帝安排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军于半道接应李陵军。
路博德是前伏波将军，羞于为李陵担任后援，于是上奏说：方今正是秋季，匈奴马肥，不便出击，臣愿让李陵等待春季，我们一同率酒泉、张掖骑兵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一定可以大胜。
汉武帝看到上书，心中愤怒。他疑心一定是李陵后悔了，不愿出兵，而怂恿路博德上言。于是诏示路博德：我本来要给李陵骑兵的，他自己表示要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你迅速引兵走西河，阻挡钩营之道。
汉武帝又诏示李陵：以九月出发，出遮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观察敌情，如果没有敌军，从赵破奴故道行抵受降城休整，及时派驿骑通报军情。你跟路博德是怎么商量的，如实上报。
应当说，汉武帝的这一决策是错误的。以往汉军出击，都是在春夏之季。秋冬正是匈奴南下季节。这时匈奴马队的机动性最强，而汉人不耐严寒，作战不利。而他这一错误决定的背景，是对李陵的没有根据的猜疑。
李陵遵命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30日，至浚稽山扎营。他绘制了沿途山川地形图，派骑士陈步乐回长安报告。陈步乐受到汉武帝召见，述说了李陵的近况，汉武帝十分高兴，拜陈步乐为郎。
李陵部队在浚稽山遭遇匈奴主力。匈奴三万人围攻李陵。李陵部杀匈奴数千人，匈奴又调动周围兵力，合军八万骑兵攻李陵。李陵军中受伤三处者载于车上，受伤两处的驾车，受伤一处的持兵器继续作战，又斩杀匈奴三千。军中箭矢用尽，士兵斩断车辐，持之力战。在最后关头，李陵令残余部众分散突围，自己被追兵俘虏，自叹“无面目报陛下”，于是投降。
汉武帝得知李陵降匈奴，大怒，责问陈步乐。陈步乐自杀。群臣都斥骂李陵，只有司马迁为李陵申辩，却因此遭受了极具人身侮辱的腐刑。
汉武帝又听信李陵为匈奴教练部队的错误传言，杀死李陵全家，致使李陵决心不再返回汉地。
唐人刘湾的《李陵别苏武》诗，试图写述李陵当时的复杂心境：“汉武爱边功，李陵提步卒。转战单于庭，身随汉军没。李陵不爱死，心存归汉阙。誓欲还国恩，不为匈奴屈。身辱家已无，长居虎狼窟。胡天无春风，虏地多积雪。穷阴愁杀人，况与苏武别。发声天地哀，执手肺肠绝。白日为我愁，阴云为我结。生为汉宫臣，死为胡地骨。万里长相思，终身望南月。”唐人胡曾的《咏史》组诗中有《李陵台》一首，其中这样写道：
北入单于万里疆，五千兵败滞穷荒。
英雄不伏蛮夷死，更筑高台望故乡。
诗人看来并不否认李陵兵败降敌的错误行为，但是内心似乎依然把他看作一位“英雄”。同时相信他会“更筑高台望故乡”，面对胡天冷月，思念自己的故国。
汉武帝的暴政酷刑灭杀了多少英雄？
“汉武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这样的历史评价，应当说是不违反历史事实的。
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颜异以“腹诽”罪被判处死刑。
颜异因廉洁正直，由基层官吏升任大司农，主管经济事务。他对于汉武帝造白鹿皮币的政策表示不同意见，引起汉武帝不满。酷吏张汤与颜异素有成见，正好有人因别的事情告发颜异，张汤审理此案时，竟然以“腹诽”定了颜异的死罪：“（张）汤奏当（颜）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据《史记·平准书》说，从此之后，有了“腹诽之法”。
宋代学者洪迈《容斋三笔》卷二有“无名杀臣下”条，其中说：“《传》曰：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古者置人于死地，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无罪杀之，而必为之名者。”专制帝王要杀臣下，其实是不必寻找什么理由的。他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张汤杀颜异。论者最后感叹道：“冤哉！此三臣之死也。”
“腹诽”，《汉书·食货志下》写作“腹非”。“腹诽”，是心中的异议。“腹诽之法”的出现，使得专制政治的残酷和无理，更上了一个等级。
第三部分李陵案例（2）
张汤是使颜异致死的主要责任者。但是他不久也因法律的严酷而陷于死地。有人揭发，张汤办案时挟嫌报复，草菅人命，又有经济关系方面的污点。在审理时，张汤自杀。然而他死后，发现其家产不过五百金，都是正常俸禄所得。他的亲属想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却说：“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焉！”于是出葬时载以牛车，有棺无椁。汉武帝得知张汤葬礼简朴，断定他因诬陷致罪，于是诛杀了揭发张汤的丞相府长史，丞相庄青翟也受到牵连，下狱后被迫自杀。这也许是一个错案又引带出了另外的错案。
在汉武帝时代，法令极其严酷。据《汉书·刑法志》说，当时因为社会矛盾尖锐，“穷民犯法，酷吏击断”，法网越来越繁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法律文书堆满了办公地方的书案和书架，主持司法的官员也不可能全部通读。
在这样的法制环境下，冤狱纷生，不知有多少人不平而罪，不平而死，特别是没有权势，没有政治影响力的下层民众。其中，自然很可能也有一些本来可以促使文明进步，推动社会前行的“英雄”，被暴政和酷刑灭杀了。结语：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我们说“汉武帝时代”，通常是指汉武帝执政的历史阶段，也就是刘彻于汉景帝后三年（前141）正月即帝位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去世这一时期，前后54年又1个月。如果是指汉武帝生活的年代，则从刘彻于汉景帝前元年（前156）出生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去世，前后近70年。
现在对于“民族”的定义还存在不同意见。如果我们姑且使用一般理解的“民族”一语的含义，承认汉王朝管理地域的民众可以看作一个民族共同体，那么，是可以讨论当时这个共同体的时代精神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回顾当时历史文化的面貌，认识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鲁迅曾经由鉴赏汉代铜镜这样的艺术品，发表过对汉代文化特征的评论。他在《坟·看镜有感》中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对于美术风格，鲁迅又在1935年致李桦的信中说：“惟汉代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这里所说的“魄力”、“气魄”，当然已经不限于艺术，而涉及了文化精神。这位虽不专门治史却对历史有透彻理解的思想家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时往往多有悲凉感慨，然而他对于西汉时期民族精神之所谓“豁达闳大之风”的深情赞赏，却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总结当时人的历史创造时说：“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古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汉锦织文“登高明望四海”，正反映了这一时期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的胸襟，而积极进取的意向，也得到生动鲜明的体现。
“登高明望四海”表现出的立高怀远的文化精神，是汉代文明繁荣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中国文化史历程中我们至今可以引以为自豪的闪光点。
鲁迅所谓“闳放”和“雄大”，既可以看作对“取材异域”且“自出新裁”收获最为突出的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当时的汉人，比后来一些时代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而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与懦弱，曲折与阴暗，在当时似乎还并不很明显。有人说，当时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御览》卷七七四引《汉武故事》记录了著名的颜驷事迹：汉武帝有一天乘辇来到郎署，看到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老郎”。汉武帝问：“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回答说：“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以文帝时为郎。”汉武帝诧异这位在自己祖父当政时就已经作了“郎”的颜驷，何以始终未得提升，又问道：“何其不遇也？”颜驷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汉武帝时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个人情趣，理解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可能也是适宜的。
有人在谈到汉武帝的时候说：“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旺盛，当一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这样的评断，不免简单化绝对化之嫌。专制帝王“做事”，自然大都是“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然而进行跨时代的历史比较，以汉武帝和宋代以后的历史时期对照，所谓“愣”，所谓“过度”，所谓“旺盛”以及“人性”“张扬”等等，是汉武帝的个性特征，同时可能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共同的特征。
当时虽然是在专制制度之下，依然有不少敢想敢说敢作的人，他们的心理，并没有完全被臣民的奴性所锁锢。侠风的盛起，就是这种精神倾向的社会表现之一。
第三部分李陵案例（3）
当时慷慨豪放，重义轻死的所谓“游侠”的活跃，也体现了民间风尚的特点。荀悦在《汉纪》卷一○《孝武一》中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荀悦强调了他们“立气势”、“立强”的精神特征。司马迁《史记》特别为他们立传，又称述其独异于社会其他人等的品格，说他们能够“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不既信，不倍言”，所谓“仁者”、“义者”，与他们相比，也有不足。他们实际上在另一层次上实践了“仁”“义”。司马迁注意到游侠精神传递的悠远，这种传递，并不凭借经典文献而得以承继；也注意到游侠社会声誉的广大，这种声誉，也并不凭借权势地位而得以张扬。司马迁写道：世间“闾巷之侠”，“匹夫之侠”，虽然往往违犯当时法禁，对于社会却并无贪求，因而值得肯定。其名声之远播，群众之追随，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放纵私欲，奴役贫民，欺凌孤弱的行为，游侠其实也是鄙视的。司马迁不满意将游侠与“暴豪之徒”等同的官方见解，似乎反映了一种“体制外”的思想个性。然而他的见解，也是大体符合历史真实的。汉武帝时代的“游侠”曾经进行过引人注目的表演。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为当时的社会风貌涂染了鲜丽的色彩。而司马迁的态度，则表现出较高层次的文化人的情感倾向。看来，当时文化“正统”的力量还并不十分强大，人们坚持与执政者不同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