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是与助手甘洪一起去香港的，因为住宾馆太贵，他们晚上便住在父亲朋友的家中。柳传志让甘洪睡到床上，自己则打了一个地铺。“躺在地上，柳传志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让甘洪舒舒服服到香港出趟差。”
柳传志父亲的朋友请柳传志在香港吃的那顿饭，柳传志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顿吃的是螃蟹。吃完饭，人家一招手喊了一辆出租车，递上钱说：“多了钱找给他们。”柳传志暗道：“这家伙真阔。”
在香港，柳传志看了吕谭平的公司，当时吕谭平的导远公司也就十几个人，有个自己的货场，公司虽然不大，但“像个办公司的样子。”柳传志也看了四维、奇士等几家香港公司，心里算是有数了。临走时，柳传志对四维说：“今后会多和吕谭平的导远做生意，希望四维谅解……”四维完全能理解柳传志的选择，他们也知道国营公司速度慢的弊端，但没法改，也改不了。
在去香港之前，柳传志便已与导远公司总经理吕谭平见了一面。那是在计算所食堂小间里，柳传志请吕谭平吃了一顿饭。吃饭前，柳传志突然按住吕谭平的筷子，扭头吩咐人“换一双”——那双筷子上面沾了一只死苍蝇。
我们已无从想象当日他们吃饭聊天的场面，即使当事人自身也无法复原彼时彼刻的景象。但是毋庸置疑，那一天的觥筹交错，宾主双方给彼此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好印象。虽然联想尚小，名气较“两通两海”要弱小很多，但吕谭平觉得与柳传志颇能谈得来。“可能都是搞技术的吧，”他说，“我和柳总都是单纯的工程师生意人。”
如果研究联想历史的人稍有想象力，即可闭目展现出一幅命运的图画，用以解释联想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之际的感觉和现实。柳传志与吕谭平的相逢无非是展开一个序幕，日后这两人将在联想的历史中长久地胶结，没有一方可以失去另一方，直到历史再次出现转圜关口。
有时候我们可以将柳传志与吕谭平的故事形容为利益的选择，但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可描述为两个男人之间的友情。贸易中的赢利为数几何虽然重要，有时却并非关键之选。
能够证实这种判断确切无讹的，是1986年4月柳传志从吕谭平那里拿到500台IBM电脑的代理权。他将给吕谭平的利润压低到5％，吕谭平认了。联想从吕谭平手中赚到了第一笔“大钱”。
后来柳传志又与吕谭平做了一单50台兼容机生意，因为机器质量不好，柳传志找吕谭平换货，吕谭平二话没说就给换了。
吕谭平是否因他的豪爽和重承诺、讲信用而赢得了柳传志的信任？历史不容我们给出如此简单的结论。即在双方合作进入高潮之际，柳传志也不曾放弃同时与多家香港公司交易。他知道在当日的中关村，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在香港拥有自己的窗口，“在香港没有窗口的企业只能在中关村内倒来倒去，处在食物链的底层，永无出头之日。”
但吕谭平最终赢得了广泛的信任，他使柳传志觉得可以长久合作。柳传志知道“信用”对于相互的合作多么重要，他也知道那一单生意使吕谭平亏了很多钱。在吕谭平给同意给联想换机器时，他并未想到日后会与柳传志合作创办香港联想，但命运在不意之间回报了他的信用。
对于柳传志来说，打开香港这扇门，就意味着联想在瞬间又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曾经凝固的历史已开始向各个侧面进出。联想的历史只有到了此处，才开始变得有声有色起来。
第二部分 “第一桶金”第15节 旧交
一个名叫倪光南的人的到来，开启了联想史的另一条线索。这个人一方面被誉为联想的功臣、理想主义者和技术先驱，另一方面又被指斥为伪君子、诬告者和联想历史的“敌人”。
这个联想历史上的离奇人物1961年从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就来到了中科院计算所。他从1970年代开始研究汉字信息处理和“模式识别”技术，还成功研制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111”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手写文字识别机。
1981～1983年，倪光南作为访问学者受聘为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研究院一再挽留他定居工作，但倪光南决心回国做高科技产品卖到国外去，给中国人争口气。柳传志后来曾经评判过倪光南的归来，他说：“倪光南从加拿大归来，本可在计算所搞世界尖端的模式识别课题，来个‘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以博尊重。可他却选择了最有应用价值和市场最急需的汉字处理技术。”
还在1979年，“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倪光南和他们的研究组开发出了“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他们给一台大型机配上汉字显示器、键盘和打印机，让它来处理汉字。传说那时候倪光南经常亲自拿光笔，一个偏旁、一个部首地用拼形方法给人表演汉字是怎样输入的。每当倪光南看到他的光笔输入“中”字后，“国”字就会自动联想出来待选，他就兴奋不已。
“人看了上文就可以知道下文。既然计算机有智能，为什么不能让它像人一样产生联想，帮助人推断下文呢？”他说。于是，联想输入法就诞生了。
1983年，回到计算所的倪光南开始用Z80芯片开发LX80联想汉字图形微型机，这是一台除Z80芯片外全部自主设计的完整8位机。他后来又决定把LX80的技术浓缩到一块汉卡上。就在此时，柳传志找到了他。
柳传志与倪光南是旧交。1974年到“五七干校”劳动时他们两个住同一房间。劳动之余一起谈论变幻世界和无常人生，他们的关系竟比在研究室里亲密了许多。多年之后，当他们恩断义绝形同路人时，柳传志依旧颇为动情地说：
“我们俩在一块呆了半年。在干校的时候，他们觉得我特能吃苦，其实我在农场受过这个，我根本不在乎，老倪就不容易了，他也挺能吃苦的。那时打高粱，高粱毛弄到身上很扎得慌，他也是完全跟没感觉一样，……能受这些，很不容易。”
在干校劳动时，倪光南身体不太好，体力也差，但他发烧39度时照样坚持打场。柳传志觉得倪光南和他一样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都可以在灰尘里咬牙工作，吃东西时，苍蝇在旁边嗡嗡叫，也满不在乎。倪光南也很欣赏柳传志，说他“在干校劳动一直有低烧，查不清原因，但他能坚持劳动”。
柳传志会讲故事，很多年后他依旧凭借自己讲故事的能力征服了很多人，为联想赢得了无数的机会。他2002年夏天甚至有机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首府丹佛市国际管理学会的年会上讲联想成长的故事。
在1974年，他讲故事的能力折服了倪光南。倪光南一直无法忘记，有一天晚上，熄了灯，大家躺在床上，柳传志给他们讲《基度山恩仇记》电影。倪光南读过大仲马的这部名著，对故事情节了然于胸，本不会对电影故事有什么兴趣。但他不曾料想，柳传志竟将整个电影讲得绘声绘色。将近两个钟头里，倪光南听得津津有味，从此对柳传志的文学功底和表达能力佩服不已。
柳传志则钦佩倪光南的谦逊、聪明和业务能力。柳传志1970年进计算所时，就听人说倪光南记忆力好，能够背得出来麦克斯洛方程。19年后，柳传志带人参观4万亿次计算机，他掀起计算机后盖向来访者展示其工业化水平，说计算所当时做大型机，一般人只能记住10条连结线，稍好一点的工程师能记住二三十条。“老倪能记住一百来条，”他说。
1984年冬天，两个互相仰慕的人走入一个纠结的局中，被命运安排去执行一项任务。他们并未知道，在这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将分道扬镳，各自东西。他们更不曾想到，他们将在未来人生中反目成仇，彼此都播种下对方心头“永远的痛”。
第二部分 “第一桶金”第16节 新欢
多年之后，当年的恩怨为时间消弭、抹平，柳传志有时会回想起在1984年冬天是如何邀请倪光南变成联想最离奇的角色的：
“我们开办公司的时候，决心选用自己的产品。因为他跟我们一个室，我们早知道他的汉字系统。汉字系统是他们组集体开发的，但是由他负责向前推进。我们后来就想：能不能做这个产品？后来我就去找老倪谈，又和老张一块去请。”
1984年12月，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来到了计算所主楼322房间。那是汉字系统研制组办公室，倪光南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前。柳传志他们敲开322的房门，满脸堆笑地走到倪光南桌前，坐下，紧张地说明了来意，就忐忑不安地等待倪光南的回答。
倪光南并未犹豫，就接受了邀请，出任这家刚创办一个多月的小公司的总工程师。他后来说自己没有犹豫的原因，不外是LX…80汉字系统迫切需要强力市场推广，他也信得过面前的这三个人。
在倪光南被塑造为神祗的时候，很多报告文学都说倪光南“下海”上任，当即将研制联想式汉卡作为公司背水一战的战略课题。
事实并非如此。倪光南在来到联想之前，其LX80产品便开始转让，不过前后只卖了600套。深圳中航技和信通公司都支持他移植LX80为联想汉卡的工作。金燕静执掌的信通当时比联想规模庞大，是著名的“两通两海”之一。他们给倪光南的移植投了七八万元，用于购置开发汉卡的计算机。
柳传志知道，倪光南脚踏三只船，游弋不定。他“和信通点头，和深圳中航技点头，和计算所公司也点头”。所以，柳传志要“夺心”，要将倪光南游弋的心思从深圳中航技和信通手中夺为联想所用。他说：“只有我们自己多卖了汉卡以后，才能让老倪觉得只有我们和他一条心。”
1984年冬天，雪花不时在天空中飞舞，气候阴冷如常。在联想一间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中，倪光南他们的一型汉卡研制全面铺开。倪光南负责总体设计，他的助手是秦梅芳等人。他们没有微机，做试验的机器是秦梅芳从别处借来。传说中，他们“没有资金，靠公司同仁为别人验机、维修兼做点生意来筹补齐”。
“从线路板画线布图、元件接拍焊接，倪总和同志们一起，全是手工操作。1985年春节，正值攻关要紧处，倪总问大家怎么办。‘干！咱们过个真正的革命化的春节。’”威声在《联想之光》中写道。
倪光南的开发组在1985年春节做出了联想汉卡的样卡。那一年5月，他们推出了第一块正式的联想一型汉卡产品。它由三块印制板组成，各板之间用扁电缆互连，在今天看来臃肿拖沓，丑陋不堪。但在当日，它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1980年代中期，中国计算机界已有不少人把计算机汉化作为一个研究学科，各种构思、方案和工艺探索层出不穷，却只有倪光南他们最终完成了突破。
6月。联想汉卡试销。为夺倪光南之心，柳传志承担了第一批200套汉卡生产，却将元器件采购让给信通。当日生产汉卡极其困难，仅制作印制板便需跑很多工厂，做很多次才能合格。刘韧写道：“在那时谁掌握了生产，谁就掌握了汉卡的命脉。柳传志急于为汉卡多做事，通过为汉卡做事和倪光南紧紧地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