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给我看，告诉我他哥哥的种种经历，我看了以后实在忍不住就大声哭了。他当年参加革命有多大的压力啊，他家里面的境遇对他是极大的重担。何去何从呢？他妥善地处理了三个妹妹的嫁出，把他弟弟送孤儿院，卖掉房子上路了。这是极不容易的，现在的人都没法理解了。第三次是在雷烨就是项俊文的身份确定后，知道老高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在弄这个事情，而且当地有很多老百姓主动给雷烨修墓，还有个将军捐钱建了雷烨小学，当年雷烨拍照片的地方成了学校，学生都开学了。我很感动，没想到有那么多的好人在帮助寻找逝去的战士。
这中间跨越了整整六十年，回想我们在战争中的记者，真的不容易啊。像《晋察冀日报》，牺牲的三十八位烈士里有十四位是记者，有十个人是交通员。报社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而且全是改名换姓。很多人都是死了以后根本不知道尸首的，也找不到家属。
那个时代当记者不容易啊，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我记得有一次，好不容易拍了一卷照片，在井里面打上来水冲胶卷，胶卷刚在清水里面冲，还没漂一会儿呢，敌人就来了。怎么办呢？得走啊，就弄那个玉米秸，把胶卷给晾在上头，举着就这么带着走。有的时候只好把东西埋起来了，叫坚壁清野。你想，胶卷是化学物品啊，潮湿了以后它不就坏了吗。等敌人走了回来找，有的就给大水泡了，发霉了。有的慌里慌张也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了，再找也找不着了。所以像雷烨那样的记者，能拍出《塞外篝火》这样一流的照片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雷烨的照片，直到今天在摄影界评价还是非常高的，不仅具有艺术性，也有很强的政治觉悟，连沙飞都是赞不绝口的。那都是拿生命换来的，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也很难理解了。
雷烨比我大十五岁，可是他不像二十九岁，就像二十左右的样子。那时候同志间的感情可深了，有一口饭都要分着吃，有一个馍都要分着吃。有一支烟都要拿钢笔在烟上画一道，我抽一口，抽到蓝笔字那儿然后你接着抽，就这样的。要饿大家一块饿，要饱大家一块饱，要没有粮食，大家都吃树叶。最残酷的时候没粮食吃，可我们还经常会餐，吃什么呀？吃那杏树叶，把老杏树叶摘下来，在水里煮一煮，拌上一点盐，还挺好吃的。还有榆树叶、从地里头弄的野菜，叫酸溜溜苗的，什么都吃过。吃得还挺香的，有时候连树叶都没有了，只能搞精神会餐。就是听大同志说自己曾经吃过什么好吃的，就是解解馋，解解精神上的馋。苦是苦，可大伙挺乐的，因为什么？因为有个理想。日本鬼子打倒，我们就可以进城了，就可以有好日子过了。
所以，那个年代的同志间的感情深厚啊。在胜利的前夕，雷烨牺牲了。他拍的照片曾经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乐趣！可是他却没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刻啊。所以直到今天，我们想起他，心里总会感觉万分遗憾。（哭）
我几乎每天都在街上见到雷烨，他身边有两个警卫员，但根本看不出他是当官的。他特别和蔼，见了就跟你说话，甚至蹲到墙根底下跟你聊天。
我特别感激雷烨，我结婚的时候正好碰上他。他给我们照了一张结婚照，全家福，后来洗出来一张，效果很不错。我对他说随便给我一张我就高兴得不得了了。雷烨说那好，回去我给你洗吧。只是两个月，大家对他的感情特别好。那个带我们去到雷烨牺牲的地方的老人叫杨联，雷烨的尸体就是他发现后告诉村长的。而后《晋察冀画报》社开追悼会，跟当地群众一起，买了一副当时最好的棺材，花了八百边币，把雷烨安葬在山崖对侧的路畔。安葬以后，又是这个杨联主动地保护他，那时常有狼刨开墓把尸体吃了的事情。后来到五九年，我两次给省军区建议，把雷烨的墓迁入烈士陵园。军区同意了，还是杨联一个人把五十多斤的一个小棺材背到平山，从南大峪这个村背到平山，走了两天两夜。
裴植：
雷烨牺牲后，我们从他身上翻出了一本相册，相册上浸着鲜血。这个相册后来被一个叫赵烈的摄影记者收藏起来，一直带在身边，他还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悼念雷烨，希望用相册来激励自己。可是没想到，雷烨是1943年4月牺牲的，仅仅四个月后，赵烈也在掩护群众撤退时牺牲了，只有二十五岁。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相册上的血迹，那是两个年轻烈士的血迹啊！
旁白：相册扉页上的文字：“在这个册子上有你和暴敌遭遇决然自杀时，所留下的血迹斑斑。每当我翻开它，看到那已经变成紫黑色的血迹，你那年轻智慧的脸颊，沉毅和蔼的神色，一一浮现在我眼前。我抚摸着你那已经消失了温暖和热气的血迹，我拿你这遗物作为对你永不磨灭的回忆。——1943年，赵烈。”
守望明天篇首语
第一次听说王真，是在和南师大陈虹老师（著名戏剧家陈白尘之女）通电话中。
那时候，《寻找英雄》的节目选题才刚刚起步，唯一确定的就是：从民间寻找鲜为人知的小人物来反映六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和陈老师通电话时，已近午饭时分，办公室里一如既往地洋溢着电视人特有的喧哗。我使劲把电话贴近耳朵，才能记下陈老师所提供的线索。末了，快挂电话时，陈老师说她有个朋友，原来是新四军的女战士，为了看守放在船上的钱财，一个人在船上呆了三年。三年时间，她夜夜睡在钞票和金条上，每天的生活除了眺望日出日落，就只有守候潮来潮去。抗战结束后，她所看守的钱财一分不少，可是她却从来不为人所知。这个女战士就是王真。抗战结束后，她在南京一个很普通的单位里做了几十年的会计。
第一次和王真通电话记忆犹新。
接电话的是她老伴，耳背得很，我只能对着电话大声吼叫，等电话终于转到王真手中时，我已筋疲力尽。电话里传来一个很微弱的老太太的声音，满口的南京话，虽然听得很费劲，但出于对王真经历的好奇与神往，我依然很兴奋。终于能亲口问问当年的“守船人”了！我热切地期待着她向我描述在船上的日日夜夜。可是希望很快就落空了，我发现自己甚至无法继续电话采访。无论我问什么样的问题，老太太都只用几个字回答我：“是”“不是”“对”“没有”。我说您能描述一下在船上的生活吗，她说都过去很久很久了，不记得了，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王真的不善言辞给予我沉重打击，我开始怀疑面对这样的采访对象自己能否完成任务。
第一次见到王真，是在2004年冬季的南京。
陈虹老师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劝说王真接受采访，她终于同意了。我们希望能去她家里采访，可据说她家太小了，采访被安排在王真的战友朱竹雯家里。朱竹雯、王真和另外一位叫臧文的老太太当年都是新四军的财务人员，几十年了，她们还是好朋友，时常小聚。推开门看见三位老太太的那一刻，我有点不敢相信眼前的三人曾经是同床共枕的战友。她们都已经年过八旬，可是朱老和臧老却依然光彩照人，神采奕奕。惟有王真老太太，苍老的脸孔甚至有几分呆滞。她的腿脚已很不灵便，连从椅子上站起来都非常困难。采访开始了，我们把话筒对准王真，可是她很拘谨，说的话很少很少。不仅我们着急，连她的战友朱竹雯和臧文也替她着急，不停地在旁边提醒她。后来我们干脆把话筒对准朱老和臧老，因为从她们口中我们听到一个难以想象的事实：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保障新四军作战的钱财物资的保险柜，就是像王真、朱竹雯和臧文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姑娘的双肩。她们日日夜夜地把钱财背在身上，跟随部队四处行军。遇到敌军突袭，她们背着钞票一夜要跑几十公里。后来钱财越来越多，再也背不动了，才有了把财物转移到船上、让王真去看守的故事。她要在船上处理所有的生活问题，每次遇到月经时，只能在夜里借着月亮的微光悄悄地在船边把衣服洗干净。王真还在船上结了婚，可是新婚丈夫几个月后就打仗牺牲了。
当我们把这些事实告诉一些研究抗战史的历史专家时，他们都惊讶万分，感叹新四军的财政工作的命脉竟然如此奇特，仅仅靠着年轻的女战士们的双肩为前方残酷的战斗提供物资保障。采访结束后，我们知道这条命脉虽然奇特、貌似脆弱，但其实它是最可靠、最坚毅的保障。
我们给这个片子起名为《守望明天》，片子播出时王真已经住院了。两个月后我们得到了老人去世的消息，她的家人告诉我们，在住院的那段日子里，王真的思维已经不太清醒了。可是片子播出那天，她自始至终都非常清醒，还让家里人向我们致谢。而她的儿子竟然是在看完了片子后才知道母亲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六十多年了，王真几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她的过去。
真的没有想到，所有的第一次就这样变成了最后一次。该致谢的是我们，每次想起她，想起静静的海面上飘荡着一艘孤零零的渔船，无论是在多么喧嚣的环境里，心中都能顿时平静下来。
守望明天肩膀上的保险柜（1）
我家在扬州，我父亲原本是开面店的，日本人1937年占领扬州之前，我家里生活一般，就是普通人家。日本人来了之后，我母亲在扬州城里进出，都要给日本人下跪，日本人还常常把城门关起来查人抓人。我父亲又在外面搞小老婆，我母亲在家里简直就是受罪。我也没有学校上了。
像我们这种女孩子找不到工作，可是我们不想做亡国奴，就想走出家里找出路。当时我刚过二十岁，从家里偷偷摸摸出去。不敢跟家里人讲。很多学生都和我一样，偷偷地到了高邮一带参加了新四军。开始也觉得挺苦的，但是没有受不了的感觉，因为大家都有一股抗日的心情。新四军比较正规，有工资，有衣服发。我们在团部搞政工工作，就是搞宣传，动员参军。几个月之后就分了工作。我在行政学院学习完之后，被分到了财务部，管钱管账。这时我就跟朱竹雯、臧文她们认识了，都睡在草铺上，成为了好朋友。我比较大，她们比我小几岁。朱竹雯那时已经和管司令结婚了。（管文蔚（1904－1993年），江苏丹阳人。曾经担任苏中军区司令、苏中行政公署主任、江苏省副省长、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等职。——编者注）
朱竹雯：
虽然我是首长夫人，可是也和大家一样的，都要参加经济工作。当时做经济工作的女同志多，男同志少。男同志都上前方了，再一个就说女孩子都比较纯洁。所有部队的钱财都由我们掌管。当时的经济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部队打仗用的钱啊，是命根子啊。必须节省每一个铜板来支持战争。
我在苏中金库工作，金库隶属苏中行政公署，行政公署的主任就是管文蔚同志。组织上很重视这个金库的，因为金库既管黄金又管钞票。但是因为敌人的扫荡和“清乡”很频繁，我们经常要转移，金库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都是背在身上。我们行动的时候跟着部队走，还有一个班专门跟着我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