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了。
李达是曾经上过国民党通缉名单的，共产党十一人小组的成员之一。我父亲聘他，国民党桂系很震惊。虽然桂系有反蒋的一面，但它也有反共的一面。他们害怕白腾飞真的在广西大学搞起一个“红色大本营”。于是父亲的校长职务很快便给免了，他在任为期不过一年多一点。而有一些教授接到聘书来了还没上任，像李达来了以后，课都没上。这样的人很多。广西省政府不负担他们的费用。我父亲就自己掏腰包出路费，让他们回去。为什么他这一生对朋友、对学生如此厚道呢？他有一条信念，钱我有，但不能够留给子孙后代，留给子孙后代就是害子孙后代。他最后死时，连埋葬费都没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了。大批进步文人来到桂林，桂林几乎成了抗战文化之都。桂系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也开始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4年3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人的海上的运输补给线被美国人切断了，日本本土也面临着美国B…29轰炸机的威胁。1944年春天，日本人突然动员五十万兵力开始了打通大陆线作战，从1944年春天开始短短几个月时间，日本人就横扫湖南、广西，进逼桂林了。惨啊！老蒋命令桂林死守三个月。当时从军事上讲，桂林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守好了，三个月不成问题。桂林的司令长官是张发奎（广东人，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两广抗战。——编者注），军团司令是夏威（广西人，从军后参加了广西境内的多次混战，成为新桂系主要成员，1939年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后参加桂南会战。——编者注），守城指挥是韦云淞（新桂系主要将领之一，桂林城防司令官。——编者注），他们都是特级上将、能征善战的人。
那时候我已经初中毕业了，事情记得很清楚。在日军逼近桂林的时候，大家就开始逃难。是韦云淞下的撤退令，当时还不叫撤退，叫“疏散”，方向是四川。开始是发警报，通知全城要撤空。那种感觉现在的人想象不出来：你要不走的话就要挨枪子儿。虽然还听不见枪响、炮响，还没到这种程度，但是很慌乱。
这是我们全家经历的第二次逃难，北平的逃难还没有这样的恐惧感，那时只是想往南边跑，知道到南边有我父亲，而桂林的逃，不知道要去哪儿，也不知道逃到哪年是个头儿。我们全家要离开的时候听说快没火车了。谣言一会儿说这边打，一会儿又说那边打，可是谁也没听到枪炮声。非常恐惧！
悲歌漓江两次逃亡（2）
我们坐的火车挂的是两广监察使署牌子的专列，走得算是比较早的。火车是里三层外三层，上头下头，连车轮子底下都打了木板，有人坐在里头。车外头、车顶上也挂着人。沿途上实在是惨不忍睹，那个逃难的架势在北平没见过。东西全不要了，能挤上去就行了，也不用买票，吃喝拉撒睡全都不管了。你只要进去站在那儿了，或者坐在那儿就是那儿了，动不得。什么大姑娘小媳妇，隔着窗户，撅着屁股往外屙屎屙尿的，有的是。因为一出来就没位了，没地方了。经过贵阳去四川的火车走走停停。这个车一天能走多少里路，很难说。见到日本飞机就停，人呼啦啦下来往野地里跑，惨啊！
逃难的时候，我父亲还在南宁。南宁撤退的时候，他说要往百色方向走，然后在凌云会合。后来就和我父亲音信不通了。我兄弟姊妹八个人，再加上我外祖母和我母亲，一共十个人就在池河下了车。想往凌云走，没有钱就卖衣服，东西也没什么人要，反正能卖一点钱就是一点钱，然后长途跋涉。我们经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国民党宣传的土匪窝。我们逃难的时候看到山顶上都有人，而且人还不算很少，真是土匪。他们没抢我们，只是站在山上静静地看着，不知道在想什么。有时候我们也请人挑行李，挑我弟弟妹妹，他们太小，走不动，我们又不能抱，整天地爬山，自己都顾不上。熬粥、煮饭就用脸盆。晚上找个东西稍微遮一点雨，风是挡不住的，四面是空的。我们越走，周围的人越少。往贵阳四川那边跑的人，基本上是有钱有势的人多，我们在那边没有亲戚。一路上那种乱！死人、传染病都有，投机商也有，卖高价食品的也有，真是逃难啊！
就这样走了有二十多天吧，到了凌云。我父亲喜出望外，他以为我们全家都死了呢。因为有一个人告诉他说，我们全家都被炸死了。其实，被炸的是那辆列车。我们下车后不久，一车人都遇难，死的死伤的伤。
当时日本要攻打桂林的时候，上面又调来了三个将军，一个是陈济桓，原来打内战的时候，腿受过一点伤，退到二线了，一直在广西经营一个金矿。眼看着要抗战，他竟然自告奋勇，要求上前线。看着桂林摆这么大的一个阵势，以为是一个很好守的城市，就担任了参谋长。其实他走路一瘸一瘸的，作为负过伤的人，没有必要再参加这次战争。另外两个将军叫阚维雍和吕旃蒙。日军从东西南三面围攻桂林时，驻守的人数其实很少，桂林那时已经被包围了。
悲歌漓江两次逃亡（3）（图）
白璧
悲歌漓江赴前线（1）（图）
陈浩林阚培同
悲歌漓江赴前线（2）
陈浩林（陈济桓将军之子）：
我们家祖籍广东罗定。罗定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因为穷，我祖父就逃到广西的岑溪县，在一个豆腐坊里做工。父亲1893年出生，当兵之前只读过两年私塾，文化很低，算是个标准的农民出身。一次父亲把一个绅士的儿子打伤了，因为穷，没办法，跑了出去，就离开家了。从岑溪走到梧州，他看见了一个宣传单，说广西在招兵，他就去了，结果到了桂林的兵营，参加了同盟会，认识了后来桂系的骨干，还参加了北伐战争。一次演习的时候，他摔断了腿，就退到二线，在当时的广西第二金矿当主任，但仍是一个有中将军衔的军官，每个月大概有五百大洋的薪水。父亲在矿上的时候，我一直跟着他。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兄弟姐妹，只知道老家有一个哥哥。
实际上，我有三个母亲，大母亲没有生育，第二个母亲也没有，第三个母亲也就是我的亲生母亲过来后，生了我们几个。1944年的时候，我第二个母亲突然有了小孩，这时，父亲说要去打仗。几个母亲不让他去，苦苦劝他。他说广西的形势已经很紧张了：“现在是民族最困难的时候，作为一个军人不到前线去，会很遗憾。台儿庄战役的时候，因为腿伤，我没能参加，就感到了遗憾。”他向第四战区申请，要求参加战斗。他说：“现在这个时候，不是谁能不能去前线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去的问题。按照我多年的作战经验，我觉得自己到前线去比较合适。”他还说：“我当兵这么多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役九十九场，如果再打一仗，就是一百仗，一个将军一生当中打满这一百仗很不容易啊。而前面那些仗，都是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这一仗意义不同，这是为民族而战。”这一仗他去定了。父亲把家里的事情托付给了他的一个堂弟，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场面，也没有什么悲壮的话，就平静地走了。
他走后，我们全家准备转移到老家岑溪县。当时我的二母亲怀着我的小弟弟，她们姐妹三个就带着我们这些孩子先到了梧州，然后再到岑溪。我们行李很简单，借了人家一匹马，一个跟着父亲多年的警卫员保护着我们。
还没开战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写过几封信回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给我二母亲怀的那个小孩子起名字。他说：“如果桂林保卫战胜利，孩子的名字就叫陈可卫，就是说国家被保卫了；如果桂林保卫战失败，那么我肯定是牺牲了，小孩的名字就叫陈可伟，我们的精神是伟大的。”
阚培同（阚维雍将军之子）：
我的父亲叫阚维雍，1900年出生在广西柳州。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父亲就不当医生，参加军队了，那时候他19岁。1942年他升任桂系131师少将师长，驻防在中越边境的南宁，担任桂西南的驻防任务。
我出生在抗战年代，从小在抗战歌曲的熏陶下长大的。“小小花猫会捉鼠，小阚维雍在桂系受到重用，这是他年青时的照片。
小黑狗会看门，小小孩子做什么，努力生产买飞机，买飞机真容易，每人养只老母鸡下蛋咯咯叫，小朋友都见哈哈笑。买的飞机嗡嗡嗡，前线去炸鬼子兵，轰隆隆，把敌人赶回东京。”这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在幼儿园学会的。我识字的时候，父亲送了我一个很小的笔记本，这么大一点，精装的，黑封面，里面每一页都是他教诲我的话，用很工整的钢笔字写的，第一页写的“同同的小书”，第二页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三页“中国人好日本人坏”，再往下是怎么尊敬父母、尊敬师长、讲究卫生等等这些，就是教育小孩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喜欢这个笔记本，他的字也写得好，我经常翻看。
1944年父亲接到了驻守桂林的任务，他们徒步急行军从南宁赶往桂林。中途路过柳州，当时我们家在柳州。我才四岁多，据哥哥说，父亲穿着草鞋，脚底已经起泡了，给他上药都来不及。父亲说：“我顾不得你们了，你们自己好好保重吧，我要到前方去杀敌。”还在上学的哥哥知道父亲喜欢读《孙子兵法》，特地从地摊上买了一套，等他回到屋里把书翻出来，父亲已经走远了。
父亲到了桂林以后一共来过四封信，给我母亲一共两封，给他的叔父写了一封，给我的姨父写了一封，都谈到桂林的抗战和他的决心，其中有一封信讲：“此次保卫桂林大会战，关系重大，我得率师参加，不成功便成仁，总要与日寇大厮杀一场也。我们家无结余，如何寒苦1944年，阚维雍与家人的最后合影。
亦当忍受，抗战胜利在望，生活总有解决办法也。”我们也得逃难，我们罗城乡下有亲戚，我那时候太小了，我记得是我二哥挑着担子，两个箩筐，南方用的箩筐，前面装的是雨伞、杂物，后面坐着我，我母亲、哥哥、姐姐徒步跟着；我依稀记得，一开始难民很多，尤其刚离开柳州的时候，后来各奔东西了，就剩我们一家在往前走。当时父亲在桂林，通讯已经中断了，他在那儿打，我们已经管不了他了，到底死活都不知道。
吕铃（吕旃蒙将军之女）：
我的父亲叫吕旃蒙，日军攻打广西的时候，他还在黄埔军校读书。在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之后，我父亲就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要申请上前线打仗。他从武汉赶往昆仑关，在第二预备师当参谋长。我是1940年生的，我出生以后，父亲就把我母亲接到了南宁。小时候，父亲经常教我画画，画一些鱼啊，菠萝啊，也让我每天写字、读书，要求很严格。我要是做好了，父亲就奖励我一个凤尾鱼的鱼头，说我将来长大了在社会上工作，一定要跑到前头。
日本人打桂林了，父亲要上前线。我只记得我父亲走的时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