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自行车，是日本货。燕子矶有个地方叫八斗山，这个地方是一个江面比较直的地方，选择这个地方过江。当我正要上船的时候，日本前后两艘小火轮，架着枪，前后有一二百米吧，就开过来了，我和哥就把船划到江上的芦苇荡里。先避避风头，到了凌晨三四点才过了江，在一个叫徐家洼的地方上了岸。
王高科一直在岸边等我们。他一见我们就说：“这么晚才到，你们再不来我就走了。”我哥哥非常生气，说：“安排好的，等到天明你也要等啊。”一气之下两个人吵了起来。我素来对他们俩人都没有好印象，因为两人平时有钱了，喜欢玩女人。
徐家洼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集镇，这个集镇有一个小茶馆。我们和接应人员早上钻到这个茶馆里面去。准备吃一点茶，好好休息一下。正在这个时候，日军一卡车，汉奸带着，就搜过来了，我看到这个情况，就问他们该怎么办。王高科说后面有个空房子，于是我们几个人都钻进去了。一看有一张床，我哥就说他想躺躺，他说他很累，我一看，要躺的话，房门如果关着，人家会起疑，我就把门打开，演了一个空城计。我们站在门后面，门开着，床上是空的，日军以及汉奸就从房子的这个门边一个一个走过去，没进那个房子。我说这是老天在保佑我们，他们要是进来的话，就必死无疑了。
据当时还在领事馆里工作的人讲，在我离开十多分钟以后，酒宴上就有人喊：“酒里有毒！”第二天，大后方的报纸报道了这件震惊中外的南京毒酒事件，参加宴会的日伪要员全部中毒，毒死了两个日本人，船山是领事馆里讲中国话最好的，这个人对人很客气。官宫，是日本领事馆的会计，发钱的，这两个人吃了酒，被毒死了。其他人吃得少，没死掉。那个梁鸿志没死掉，日本人都中毒了，但听说，外头走廊上倒的倒，吐的吐。我听了心里很痛快，我一直等着这一天呢！我亲眼看见他们强奸过妇女再捅死，这个仇恨记在我心里，我为中国人报仇了！下毒就是要为中国人争口气。后来国民政府还奖给我一面刻有“忠勇杀敌”四个字的银盾。
得知领事馆的两个仆人不见后。日军开始在南京城内大肆搜捕。那天晚上，据说是大小城门，外十三内十八，全部关掉了。结果他们都没搜着。他们抓了一千多中国人严刑拷打，还牵扯了我们很多亲戚。我有个二姨，他丈夫受罪了，给日本鬼子打坏了，我老婆的姐姐被灌辣椒水。尤其是我的婆婆，给日本鬼子抓到了以后，用烧红的烙铁在胸口上烫。直到她去世，这个烫伤的伤口都没有愈合。这就是日本人干的事儿。甚至连老万泉酒家的掌柜也遭遇了逼供。
徐家洼是军统局设在江北的一个据点。这是个秘密据点，主人叫毛蓝田。军统局是这样安排的。叫我们先潜伏下来，不要惊动，因为拖儿带女目标太大，一路上盘查也很多，半年以后再行动。大约过了半年，用毛驴驮着我们到上海去了，从扬州、泰州这一带慢慢去的。到上海以后就住在华北公寓。为了使无辜的人不至于生活得这么痛苦，上级就搞了一个假信，让别人写的，原文是这样的：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说实话，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了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我们只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因此还没有改变我们在领事馆内服务的忠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见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忠实地在领事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产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国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人誓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生死难料定，这就要看他们的运气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恨的心愿。我们事先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了这次行动，惟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手了，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1939年毒酒案漫长的流亡
半年以后，我们全家坐上一只海船离开了上海，上面让我们全家独自流亡，一站一站地，到地方才有同志接应。我们先到了浙江，有一个叫宜阳（浙江现无此地——编者注）的县城。在那儿上岸，用牛拖车子上岸。我们路过戴老板（戴笠——编者注）的家乡，他母亲迎接了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饭，对我父母也很好，很亲切。但在温州住店的时候，一天半夜，店主雇了几个人偷偷把我的箱子偷走了。箱子里有全部的盘缠，还有我的一支枪。我睁着眼睛看着他们拿走的，我想，他们也知道我看见了，但我不能说话，否则全家就没命了。
因为没有钱，我们就落难了，那实在是受苦受难。我得了黄疸型肝炎，吃不下饭，病得很厉害。有一天走在街上，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突然拉住我，说：“你病得很重呀。”他说我眼睛看上去是黄的。此人是个中医。我们素不相识，他硬把我拉到店里开了几副药。吃下去一个月以后，病就好了。至今我还记得那个人，他救了我一命。
在浙江，我本想靠卖稀饭、油条、烧饼、山芋维持全家继续逃亡，不过，只卖过一天，因为没有人吃。我们换换衣服又坐船到了福建莆田。好在家里人一直在一起。在莆田，我终于做起了卖油条、稀饭、红糖的生意。但全家的口粮仍难维持。我的大儿子腰上得小疖子，孩子们也瘦了。在浙江温州的时候，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小名叫圆兰子。因为营养不良，又得经常跑路，圆兰子最后死在莆田，埋在那里了。老伴后来经常想起这件事，一想起就哭。
从福建我们慢慢走，1944年，根据军统局的安排，我辗转来到了湖南衡阳干部培训班，这是军统局照顾我，让我当个拿工资的学员。在培训班里，我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我的班主任叫胡静庵。毕业的时候，还发给了我一张八级财政稽查员的证书。
抗战胜利以后，我带全家回到了南京，1946年，国民政府在励志社（创立于1929年左右，是蒋介石效仿日、美军队建立的一个军官俱乐部性质组织。——编者注）奖励抗战有功人员，给了我五万万元的奖金。其他的人都多少拿了一点，我拿得最多。
我提出，日本人打走了，我也完成了我的任务，可不可以退出军统。上面同意了，但给我在苏州中央军官训练队，安排了一个职务，是一份不用上班白拿薪水的工作。军衔是上尉，我每个月都要坐火车去苏州领一次钱。
1946年，我哥哥仍然留在军统局，主要是搞肃奸，把抗战时当汉奸的人揪出来。他当时红极一时啊。我拿奖金在中央门外的神策门库伦路，买了一块地，盖起了三层的旅馆。后来这附近的路也是我开发的，我还架上了电线杆。当时生意非常好，家里人口多，也就没有雇外人。旅馆里有电灯，有电话，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但我做生意很本分，该交的税都交，也时常接济附近的邻居。所以在后来我倒霉的时候，周围的人对我很好。唯一不顺心的是，我哥哥回来后，时常为财产的事在家里争吵。有一次，我老婆顶了他几句，他拔出枪架在我老婆头上，我在旁边吭都没吭一声。我老婆为这件事一直怨恨我。我们逃亡以后，原来家里的房子被日本人一把火烧了，我哥哥列了一份财产清单（见附件）交给了国民政府。政府如数补偿给了我们。
1949年，解放前夕，我过去的上级赵世瑞找到我，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台湾，我当时很坚定不想去，因为旅馆的生意很好，我舍不得。
1939年毒酒案解放之后（1）
1949年，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个月后，一天晚上，我们全家在睡觉，解放军军管会的人冲进了家里。把我和我哥哥从床上揪下来了，鞋也没穿，被押到了羊皮巷军管会的拘留所。军管会要我们交待过去反对人民的罪恶。我把自己在军统时做的事都说了，我说我双手没有沾人民的血。共产党还是理解我的，所以调查后很快就放我出来，搞清楚了。我哥哥和我分开关，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当时关在一起的，还有很多过去在日本大使馆的同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是军统的。周围的人都说我气色很好，关在里面我也吃得饱睡得着，因为我问心无愧。我没和人民作过对，我作对的是日本人。我天天早上学习，那儿还有日本人坐牢，都说我这个人好。人不要做亏心事。一个月后，我被释放了，但我哥哥还在里面。1950年下半年，他被枪毙了。据说他是军统潜伏下的特务。枪毙之后，通知我去收尸，我不想去，我觉得是我害了他。当年是我把他介绍进军统的，如今又让我去收他的尸。虽然他进军统后所作所为，落到如今的下场也是自作自受。我老婆代我去收尸，回来说，子弹从后脑打进去的。我听了很伤心。
刚解放时，旅馆一切照旧，经营很顺利。
从1950年开始，我非常看重人民代表选民证，那是公民权啊，这个东西我一直保存着。
解放后有些干部，对我这样曾经在国民党里做过事的人，政治上进行歧视，人格上进行侮辱，经济上进行压制。我想，这不是政府的事，是个别干部胡来。
1956年，公私合营到了我们头上，当时不合也没有办法。工商税务经常找你麻烦，弄得你走在街上像过街老鼠，最后我们同意合营。合营前要统计财产，公方人员一个唱票一个记录，唱票人高声喊，“脸盆一个，电话一个，衣服架一个……”我当时的小儿子詹文斌还不懂事，跟着他们各个屋走，还学他们唱票。不久，公方代表进店来上班。公方人员算正经理，我还算个副经理。旅馆的名字还叫“中和旅馆”。
那时候公方代表有些素质不高的人员，专门欺负私方人员。他们认为“过去我们是穷人，你们是压迫剥削人的人，今天穷人翻身，就应该对私方人员指手划脚”。那时候有一句典型的歌谣，叫做“私方代表日夜忙，公方代表晒太阳”。这个歌谣是“公私合营”时期一个真实写照。“公私合营”时期是我最累的时期，很多人都不把私方人员当人看。
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