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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记得，我老婆在房间里缝旅馆的被子，别缝边哼着歌，当时大街上天天放的就是那几首歌。她哼《社会主义好》，一个姓潘的公方代表听见了，指着她说：“这歌是你能唱的？”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公私合营后，我拿三十五块钱，我妻子拿三十块多一点。就靠这一点工资养活这一大家。
1956年，因为建宁沪铁路，将我买的一部分地充公了，给了我二百块钱。1953年，当时给我的定性是“地主”，1961年又加了个“资本家”。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因为没吃的，闹饥荒，大家都浮肿。当时政府发了一些糖丸，是防浮肿的。糖丸是用红糖加糠做的，每人两粒，公方代表没有给我，自己偷偷吃了。“文革”的时候，揭过去的短，这两个公方代表姓顾的和姓潘的，偷吃糖丸的事也被揭发出来。他们还挨了斗。这两个人现在都不在了，而我还活着。人还是本分一点好。
因为我在军统局干过，解放后有人叫我“反革命”，但是南京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没有给我定为反革命，也没有给我加上“四类分子”（特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1979年对“四类分子”予以摘帽。——编者注）的帽子。从刚解放到1978年落实党的统战政策的那段时间里，好像在国民党里干过的人都要给他戴上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或者把这类人都打入“四类分子”之列。解放后，在我的档案里，没有“历史反革命”这个词。同事、邻居都说我是个老实厚道的好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抄了家，我家一共被抄过两次家。刚解放的时候被军管会抄过一次，那时候主要是看家里有没有手枪以及所谓反动的东西。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次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被所谓的革命造反派抄去，连我的一尺见方的大砚台都被抄走了。同时，我还要为那些“走资派”陪斗。造反派硬把我定为“地富反坏右”，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还罚我扫了十几年的大街，我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扫地，生怕在人前丢脸。我每天要向公安机关派出所递交思想汇报和每天的行踪情况。我每天写的思想汇报都是老一套，开头都是写“万寿无疆的毛主席，我向你汇报今天的思想和行踪……”，具体内容是：起床、扫地、吃饭、上班、学“毛选”、回家、睡觉等等。这些千篇一律的东西，连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看到都嫌烦。我汇报，单位也汇报，派出所也汇报，居民会也汇报，一天到晚汇报。我不是个人啊？拿我当个什么人啊？敌人！几点钟坐什么汽车，号码，上班你在做什么事，我都写，天天汇报，不汇报不好交代，我是坏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斗是很惨忍，没有人性的。只要是批斗，就要把像我这样的所谓“历史反革命”也称作“牛鬼蛇神”牵上去陪斗。
我想去死，想自杀，后来妻子劝我不要死，说为孩子们想想，才抛弃了去死的念头。
詹文斌（詹长麟的二儿子，现为南京总统府博物馆研究员）：
解放后，出身好，成分好的家庭的孩子，容易被分配到工作，而我哥哥詹文亮成年的时候，因为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一直未能分配到工作。1958年，他无奈远离父母去了青海找工作。我的二姐詹学勤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十三岁就到了青海找工作，那是1960年，我们国家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1939年毒酒案解放之后（2）
1966年，红卫兵开始串联，我也想去。但因为出身不好，不让我加入红卫兵。我就参加了比红卫兵低一级的组织，南京革命造反团。这个组织里全是出身不好的子女，要去串联。我家里人都拦不住我，我们几个同学带了一封证明，一路白吃白住，从南京到杭州到上海到汉口。后来在汉口上船准备回南京时，我突然想去青海看哥哥。但当时几个人只有一个证明，我就求领队的一个叫郑洪林的同学，把证明给我，因为他们上船就可以到南京了，也不需要这个证明了。郑洪林起初不同意，后来另外几个同学帮着劝，终于同意了。我用七天时间辗转到了西宁，下火车的时候一片黄沙。当晚住在一个学校里，给我哥哥单位打电话，我哥哥詹文亮非常激动，买了一只羊腿，一瓶烧酒。我们兄弟俩谈了一夜。我和哥哥说了家里的情况，我哥说这几年，他利用卫生防疫站工作的便利，卖自己的血，澡盆一样大的盆，卖了十几盆。这些钱都寄回家里，接济我们这些弟妹上学。我听后，大哭了一场。等我回到南京，已经是1966年12月31号，也是红卫兵串联的最后一天。我妈见到我后，上去就要咬我的肉，她以为我死在外面了。
那时候，父母经常被揪斗，我记得放学回家，邻居跑过来说，今天你妈妈又站桌子了。我当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1967年的夏天，在南京七三四厂大礼堂批斗走资派，叫我爸也站在台上陪斗。他脖子上挂了一个写有“打倒历史反革命詹长麟”的牌子。除此之外还有我的娘娘詹长英也站在台上像他那样挂着牌子陪斗。为什么要叫我父亲和我娘娘陪斗，因为当时我父亲和娘娘都有所谓的历史问题，加上大伯父詹长炳解放后被镇压，姑父被判十八年刑狱的情况，所以他们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非挨斗不可。批斗的牌子上还要挂两块砖头，挂在脖子上的那根铁丝细得可以勒到肉里面去，加上酷热难当的盛夏，他们大汗淋漓，我父亲和娘娘的脸上都露出极端的痛苦。
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学生，看到父辈这样的情景，心里真不是滋味。人有一种天性，不能看到亲人痛苦，亲人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我父亲说他不止一次地想过死。有一次把五包耗子药放在了桌子上，正准备吃，我母亲把它抢了过去，说为了孩子，要活下去！
1968年我毕业后也去了青海，为了帮助哥哥；在西宁，我在报社先当锅炉工，后来又当校对。改革开放后，因为有文化，当上了记者。我是家里情况最好的。
我二姐在青海湖边修青藏铁路，吃尽了高寒地区天寒地冻、风沙肆虐和吃不饱肚子的苦头。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时开展“下放运动”，由于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她首当其冲被下放回南京。回南京之后仍然找不到工作。1963年她又到新疆找工作，人家说你家成分不好，我们不敢要。她为了像正常人一样找一份工作，处处碰壁，吃尽了苦头。我的大姐詹文雪1968年4月因“文革”期间的政治运动，加上我父亲、丈夫被揪斗，家里被抄，饱受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三十多年卧床不起。
我哥哥在青海工作了四十年，直到1998年才再回到南京。这些都是我父亲的“历史问题”造成的。
虽然全家因这些政治问题受到了迫害、牵连，但是我们都很尊重自己的人格，每个人都努力做个好人，正派人。我父亲当时经常鼓励我们，要争气，要争取入党，他早说过“与时俱进”这句话。现在共产党先进就要跟共产党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和二姐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姐多次被评为优秀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通过自己努力，我曾经还光荣地成为一名《人民日报》海外版和《青海日报》的新闻记者，并且曾经五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公务员。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亏呀，虽然没有文化，但我活到了今天，多少聪明人都在前面走了。我没有病。我天天锻炼，打太极拳，在床上做俯卧撑，现在还能做二十几下，我天天锻炼呢。
有时，我会梦见被我杀死的日本人船山来找我，因为他人很和气，中文说得好，平时和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后悔。你问我后悔吗，还后悔呢，我是诚心诚意要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中国是我的祖国啊！我要我的国家！还后悔呢，我从不后悔！
英雄无觅六十年篇首语
一部时长不到三十分钟的片子，我们却拍摄了近半年。从电视的成本考虑，这是极不合算的一次制作。但寻找项俊文，却是一个一旦介入就无法自拔的故事。
在项俊文的身上，似乎有着太多的谜团：为什么有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找一个与自己非亲非故的人，一个甚至不知是否还健在于人世的人？为什么他和一本带血的相册有关？为什么他要一再改名换姓？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带着这些疑问走访了北京、杭州、河北各地，艰难地寻觅着关于项俊文或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点点滴滴。
项俊文是当时非常罕见的手持德国莱卡相机的人，相机是他倾家荡产换来的。但在他二十七岁那年，他却亲手摔坏了那台相机，撕毁了里面的所有胶卷。几乎每位采访对象提起这段往事，无不在镜头前面泣不成声，泪落涟涟。
每当我们提起战地记者，想起的总是卡帕等闻名于世的国际友人，但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中国也有一批土生土长的战地记者，而且他们一点也不比卡帕逊色。他们所具有的拍摄条件比卡帕严酷得多，可是这些人却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法留存在史书上。因为战时环境太残酷，他们为了不牵连家人和组织，只能改名换姓，虽战死沙场却只落得马革裹尸还，无觅英雄处。
英雄无觅六十年哥哥走了
当时江浙一带还是蒋介石直接控制，金华的生活在各方面也还算繁荣。我家乡的村子一直就比较富裕，因为先辈们在村子的东、北、西三面挖了一条沟，成了蓄水池，村子就好像一片荷叶浮在水面上，旱涝不怕。我家世世代代在这里，由一个布衣变成富裕的农民，到我父亲的时候是最高峰，有三四十亩田、三个鱼塘。我们那里的树叫乌桕树，我家种了七八十棵。我父亲那时，盖了新房子，生了五个子女。哥哥最大，我最小，中间三个姐姐。家里的名字都是很土的啦，叫金土、桂妹、云凤、飞凤；我小的时候叫顺金，我哥哥一个“金”字我也要一个“金”字。到学校里就改了名字，哥哥叫项俊文，大姐项秀英，二姐项秀华，三姐项秀娟，我叫项秀文，“文”是跟哥哥一样，“秀”是跟姐姐一样。
我父亲当时思想比较进步，在村里破庙办学，后来又搞了一个中式学堂，自己担任董事长。所以我家虽说是农民家庭，但是五个子女都上学学习。到了哥哥该念初中的时候，我父亲突然病故，家里没有了生活依靠，只有田地了，但我妈妈还是坚持“卖田卖地也要给金土念书”。我哥哥当时念金华中学，叫金七中，省立第七中学。父亲死后没几年，母亲又突然病故，家里的田也卖得差不多了，哥哥读完初二不得不辍学回家，挑起了养家的责任，他十八岁，下面的弟妹分别只有十五岁、十二岁、九岁，我最小，只有六岁。父母双亡，长兄为父，他挑起全家的担子。
哥哥十几岁就抚养我们兄弟姐妹。那时候，哥哥就是我们的保护人，记得是1938年，他说他要北上抗日了，要离开家乡离开我们了。那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