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鸡”。邱雨寒曾经这么怀疑。
就算是“鸡”，也不妨碍我们什么，她是个好保姆啊。我说。
昆都的妓女并不是很多，这里比其他偏僻的城区更干净一些。娜达莎说，龙阁时常出现的几个混生意的妓女并不吃香，她听见她们说，现在越是繁华的地方越是不好做，倒是城市边缘的小镇小区里这种营生相对繁忙。新月熟悉昆都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她自己说在昆都找工作的时间不短，几乎摸遍了每个生意场。我更愿意相信她的话。
在莫斯科“麒麟城”的日子里，我看到过太多的低层妓女，其中也有亚洲人、中国人。她们言语放荡，眼神飞流，浓妆艳抹，站坐无根，看不到女人的美德和温柔。爸爸说，她们也是实在没有生路，才选择了这样的危险职业。那时爸爸教育我，说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要经历一段危险的路程，没有天上掉下的馅饼，也没有不存在危险的经营。我曾厌烦地用手袋抽打过无聊的妓女，爸爸说，别仇视她们，她们同样是人。
我对邱雨寒说，别仇视新月，她若是“鸡”你也别仇视她，她也是人。
我回到昆明家里时，新月已经恢复了平静。我问她发生了什么，她愣了一下，然后对我说，姐，没什么，几个流氓纠缠，打了我几下，没事。
纠缠了你一夜？我问。
没，我，只是不敢回家。新月说。
你去哪了？我问。
新月没再言语，她看着我怯生生地低了头。我说新月你别怕，你和姐姐说。她还是摇头。
她在昆明没有朋友，她在我的家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朋友来找过她，甚至连找她的电话也不曾来过。
一滴眼泪从新月的眼中流出。
我扶她坐下，搂住她的肩膀轻轻拍着，我说，新月，有几个事情我先告诉你一下，你干了什么不要紧，你做我家的保姆是称职的，你若不说，你的危险也许就是我们的危险，你记着你现在照顾的细波，想想你若有什么闪失他怎么办。你在我家，我要对你负责才是。
新月慢慢挽起袖子，露出伤痕累累的手臂。那些伤痕上结了很多黑色的痂，我一眼看出那是烟头烫出的伤疤。
姐……我是，以前，是个妓女……
我啊了一声，完全是下意识地叫了出来！
我突然感觉身后有些异样，回头看看床上的弟弟，他纹丝不动地睡在那里，鼻饲机并没有工作，还没到做鼻饲的时间——但我分明听见了声响，好像和上次的声响一样，那是鼻子里发出的一声哼响！
新月，你听到什么了吗？
姐，他哼了一声！
第八章 身体的日子红土黑土
新月是没有根基的人。
弟弟床头的小花盆里，那棵不知名的药材结实地生长。盆里是一捧红土，是新月亲手捧来的。我说，新月，不怕，你看，它长得多好。
云南遍地红土，在我刚飞临昆明时就在飞机上为满目的红色惊叹。我从寒冷的黑土地飞到了温热的红土地，地球的颜色真是五彩缤纷，哪里的沙土都埋人，我也许更适合红土。
在我决定回中国时，我告别舒拉妈咪之后先去了华沙。安娜姐的中国餐馆生意不是很好，我劝她一起回中国，她就对我说，细艳，哪里的沙土都一样埋人啊。
安娜姐在中国没有了亲人，她的父母和兄弟移民去了她最憎恨的日本，她自己留下，她告诉他们，她可以不去发达国家，她愿意去最贫穷的国家读书和工作，也绝不去日本。
那是天生的反感，我本和日本人没有瓜葛，但看到他们趾高气扬的样子，再想想几十年前他们的霸道，就绝对反感。安娜姐说。
我没有根的概念，也许是遗传，我的父母就没有根的概念，这一点我随他们。安娜姐说。
中国流行词里有个“漂一族”，也许就是我们这样。但我不想再漂了，我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亲人，他们不该这样早逝的，都是漂的缘故。我说。
从华沙展转到昆明，我走了三万里路。为了在脑子里印上黑土地的烙印，我一路吃住在火车上，穿越俄罗斯，我坐了八天八夜。从哈尔滨到昆明是因为我高烧不能再持续坐火车，但当我在飞机上看到云南的红土时，涌上的亲切感和紧张，让我在座位上出了汗。
红土只是影射了我一下，我便退了高烧。
我并不迷信，只是相信人都有信念，而信念的力量是没有度量衡的，就像我为弟弟糊了纸床，就像我相信纸床上长出一丝绿色是好兆头一样。
天生对色彩的喜好让我进入了美术学院，那时我还不知世界从宏观上看去也这样色彩斑斓。我觉得，我能调出美丽的色彩一定是我的天赋，我调的色应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不然我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现在我才明白，世界存在着的，本身就是一片斑斓。
舒拉妈咪怎么也不相信世界上有红色的土壤，我说，妈咪你来看看嘛。她说，圣母安置你进入乐园了，那里比俄罗斯干净的多，你是有福气的人。
舒拉妈咪说我是有福气的人，她说她还得在莫斯科浑浊的空气里呼吸。
邱雨寒说我是有福气的人，在昆明发展和生活的比莫斯科好很多。
新月说我是有福气的人，姐，你看你什么都有，同样在一块红土上，你长得那么好，我长得那么不好。
2003年深秋，有福气的人被新月搀扶着走出医院——我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这个孩子是在结婚前留下的。突然的疼痛和流血让我不知所措。大夫说，这是自然流产，以后再怀孕的时候可要百倍千倍地小心了。
新月说，姐，你要疼你就哭就喊。我说，新月，疼我能忍受，我怕的是，我这个土壤长不了苗苗，好端端的我怎么就保不住孩子呢？
新月说，不怕，你看细波的那根草药长得多好，你看你的广告公司长得多好。
我说，完美真的不存在，真的不存在，不然，世界美极了，圣母就会嫉妒了。
2003年深秋，我休息了几天。躺在家里时安娜姐常来陪我，邱雨寒也形影不离。安娜姐和邱雨寒都去忙公司的事务时，新月扶着我躺在她的单人床上，她靠在弟弟的身边半躺在那里，手里握着弟弟的手慢慢地抚摸。她的动作自然完整，没有刻意做给我看的用意。我想，她是不是在夜里也这样靠在弟弟的身边睡觉，是不是也在夜里爱抚弟弟的身体……
2003年深秋，我被休息的几天弄得异常烦躁，我感觉我的身体，也试图感觉新月的身体，我也想安娜姐曾经奉献给爸爸的身体……挂在墙上的那幅老师的油画曾在几天前激励了我的创作欲望，我在画布上涂抹了一些轮廓，却在这样休息的时日里无法再拿起笔来，那些油彩依然艳丽，我却觉得没有了光泽。
突然我觉得，我本来并不理解色彩。几天前我对缤纷世界的钟情竟然被袭来的一阵风浪吹得满目云雾。是女人生来的善变，还是我原本就脆弱得可怜？我以为我有了根基，可我保不住一个孩子，可弟弟还在昏睡，可新月还在受苦，我如何安静身心？
波兰的一位女诗人有一首被翻译成俄文的诗歌，我还记得几句：
女人的身体就是一片土地
也有丰夷和贫瘠
那创伤就是土地的砂石
坚硬无比
爱情并不是女人的根基
它不孕育生机
能冲开砂石的只有生命
那是上帝给的荣誉
……
女人是一样的，土地是一样的，其实，我想，生命也许是不一样的，那么，爱情是不是一样的，爱是不是一样的？
第九章 思考的季节炎热的秋天
一九九七年的秋天，莫斯科异常炎热了几天。香港回归后两个月里，莫斯科的电视台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节目。那时我已经住在了大学宿舍里，和中国的两个留学生住在一起。我们看着电视，谈论着中国。
爸爸已经基本“撤离”了“麒麟城”，一心抓他的商会工作。媒体在七月份开始露出来了少许说法，“中国商人从事大规模偷税走私”、“滞留俄罗斯的中国人一半以上属于非法居留”等等，并有官员强调“整顿只是个开始”，“对中国人从事的非法经营要继续整顿”。一直遭受损失的中国人继续在找着天理，但很快地被不停更新的世事更新下去了。莫斯科一直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舞台。爸爸的商会像祥林嫂一样在莫斯科方面翻着旧账新账，但能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措施几乎无法施展。
我投入了全新的学习中。学习需要很强的自制能力，我和舒拉妈咪在一起时，这种能力被她带动的达到了顶峰。她还是读她的法学书籍和俄罗斯历史，她的目标并不简单，她想靠自学拿到一个正式的法学硕士。但她的目标却没有更进一步的扩张，她只想读书而已。舒拉妈咪比我要用功，我坐在书桌前一个小时就想动一动，她却可以三个小时不动。我的两个同寝室的小女生没有认真学习的习惯她们的俄语水平有限，只能靠感觉进修，而无法真正地进入系统的教学计划中。我的努力在她们看来好像没有必要，她们说在中国如果爸爸是大款，孩子怎么也会有个前程。
爸爸在莫斯科并不是有钱的大款。“麒麟城”的投资是很多中国人出的，现在基本归在了邱雨寒的手里。爸爸在这门生意上的投入，更多地表现在业务上，他在用自己的辛苦做。我能看出来爸爸近来的失落，安娜姐走了，“麒麟城”等于转手了，爸爸带上了伊万一起管理商会，他需要得心得力的助手。
秋天了，怎么这么热？跑几步就出汗。爸爸说。
亲爱的，你老了，不要这样跑了。舒拉妈咪说。
我在每个周末回家，却很少能和爸爸团聚几分钟。香港回归那天我赶到家里想和爸爸一起看看实况转播，但爸爸还是没在家。我打电话给他，他说，香港回归了，我们还在外面，不看的好，还是不看的好。
那个炎热的秋天里我和同学讨论最多的中国和中国人。两个来自浙江的小女生提起中国就会直接产生自豪感和亲切感，而我，没有。她们问我，是不是提起俄罗斯我就会产生自豪和亲切，我说，没有，还是没有。我说，我对我出生的昆明没有记忆，我对莫斯科也没有深刻的理解，我心中大概只有我的爸爸，提到爸爸，我亲切。
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失落和无助的秋天。我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我的亲人就在身边，但我没有来自中国的小女生快乐。我对舒拉妈咪说这些，她说她的感觉并不比我好，她也一样空荡荡的，像个浮萍。
舒拉妈咪说，世界上有多少像我们一样的人呢？在找不到一种东西的时候人们喜欢信个上帝或者圣母，用个图腾来寄托，可我们也时常嘟哝着圣母，时常祈祷，但我们得到的依然是空虚。
舒拉妈咪的祖国是德意志，爸爸和我的祖国是中国，舒拉妈咪怎么也记不得慕尼黑的样子了，爸爸也很少提到昆明，而我，对昆明几乎一无所知。
那个秋天太热，我终于有一次能和爸爸坐在阳台上说话。我们一起看夕阳，一起看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