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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不是一个小镇，而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召开遵义会议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与军团领导人无关；毛泽东没有接替周恩来的军委主席一职，实际上，自20年代末以后，周恩来也没有在党中央担任这一职务；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得到了正式确认而不是被取消；叶剑英并未在此时被撤职，而且叶在当时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邓发的保安局长一职也未变换；刘伯承早在长征开始以前就担任了总参谋长；王稼祥从未担任过红军政治委员，他在遵义会议上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
在这里，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缺乏文献材料而出现的与事实不符，而是更大的研究方法和态度问题。日本的一位学者德田教之（Noriyuki Tokuda），在他写的《毛泽东的政治原动力》一书中所持有的态度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该书没有多少事实上的新发现，而且还使用了许多牵强附会的物理学术语———如“内聚力”、“权力的积聚”、“超凡领导能力的启动”等用语在书中频繁出现———但是，德田把毛泽东的上台掌权理解成一个渐进的、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描述虽然少一些戏剧性，但是其可信度则相对较高。［20］
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真研究他们自己的历史。从一开始，他们的研究便不是纯学术活动，而是一种政治声明和历史参考的混合物。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后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官方的历史学家一直严格遵循这个决议的精神行事，并设定了两个基本目标：在党外，证明共产党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艰苦而又胜利的斗争；在党内，进一步证明毛主席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曲折而又成功的斗争。虽然党史上的许多情节———比如李立三路线、第五次反围剿、红一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与分裂———也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中，却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含混和抽象的语言。
毛泽东逝世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由于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的政治大气候变得更加宽松，也由于多数当事人已经作古，这段历史逐渐得到较为客观的细心研究。大量的文件、回忆录乃至于分析性的文章已公开向国内外的读者发表。1984年夏天和1986年夏天，我两次回中国访问。在此期间，我接触到上千份关于中共党史的原始材料，其中绝大多数还不为西方学者所知晓。在我的这项研究中，提到了其中的一二百份。（我这里使用“原始材料”一词，意指中共党政军的公开声明、内部指示和通信、报章杂志和小册子、军事电报、会议决议和记录、个人日记等等一切当时人事记载。）我从事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利用这些新发现的文献资料来介绍并澄清有关长征的最重要的历史事实。*
* 我在这项研究中所使用的绝大多数文献都包括在正式出版物中或被它们所引用，其中有一些只限于中国国内发行，另有少数文献是从原始档案上抄录下来的。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一部分资 料（2）
我在研究中使用的另一组新材料，是那些亲身经历过有关历史事件的老共产党员对于往事的回忆录。仅就历史的准确性而言，中共领导人的回忆录与身在国外的前共产党人的回忆录的情况大同小异，它们都因记忆不清和门户之见而不足全信。但是，由于现在不止一个人谈及同一问题，从而进行反复核对已成为可能。为准确地给某些历史事件定位，必须对这些材料进行两次或更多次反复核对。凡不可能进行核对的，在使用某一证据时将有所保留。
最近几年中国内地出版了大量关于长征的二手材料。虽然这些著作中有许多还带有强烈的宣传色彩，但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这些著作的学术性显然是强多了。比较一下最近在中国出版的一些代表性著作和国外出版的同类著作不难发现，前者从总体上讲远比后者更精确，内容更丰富。原因很明显：第一，中国出版的这些著作，大部分是集体组织撰写的；第二，一些官方历史学家有机会接近更多的档案材料；第三，必须承认，中共党史是他们自己的历史，自家有事自家知嘛！
我这项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长征期间的有关史实进行描述和解释，目的是对长征作一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并以新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中共党内权力关系的战略走向。在关注共产党思想与实践的变化时，该书的前九章仍在传统意义上使用和区分革命与政治这两个词汇———前者表示国家或社会现状发生剧变的方式，后者则表示行使国家权力的艺术和科学。最后一章企图在更加宽泛、更少传统的意义上论述革命与政治的区别，希望不仅能够阐明中共党史上一些有关论题，而且能够加深对于共产主义政治学说和政治运动的总体性认识。现在迫切需要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事实判断和理论分析，但是我清楚地知道，研究中共历史也许会像其他一些学术课题一样，因为过于错综复杂而难以完美地实现以上任何一项目标。即便认识到这一点，也并不等于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会发生任何事实或者分析上的差错，但若没有这种基本认识，则出现差错的可能性只会更大。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慈教授几十年以前对于中共问题研究所采取的“虔诚的无知主义”立场，至今仍然值得赞赏。［21］
［1］参见Benjamin Yang：《长征的幸存者们仍然主宰着中国》，载香港《明报月刊》，1984（12）。
［2］已有许多描写长征的新闻性著作，最著名的有Edgar Snow的Red Star over China（1938）、Dick Wilson的The Long March（1970）和Harrison Salisbury的The Long March：An Untold Story（1985）。
［3］参见施平：《英勇的西征》，载《共产国际》，第7卷，第1~2期，45页；另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写于1935年2月或3月，发表于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4］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9~10页，台北，1969；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201~205页，台北，1970。
［5］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49~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2卷，附录，北京，1958。
［7］Tetsuya Kataoka，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1974，p。12。
［8］Chalme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munist Power，Stanford，1964，p。7。
［9］Ilpyong Kim，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munist：Kiangsi under the Soviets，Berkeley，1973，p。201。
［10］Chalme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munist Power，p。8。
［11］Benjamin Schwartz，The Chinese munist Party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1979，pp。189~190。
［12］同上。
［13］Shanti Swarup，A Study of the Chinese munist Movement，1927—1935，Stanford，1966，p。266。
［14］Tetsuya Kataoka，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pp。309~310。
［15］John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mbridge，Mass。1983，p。547。
［16］Derek Waller，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Mao and the Two Na－tional Congress of 1931 and 1934，Berkeley，1973。
［17］参见龚楚：《我与红军》，389~394页，香港，1953。颇为奇怪的是，有些以前的共产党领导人极力否认他们过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现在又吹嘘甚至极力夸大他们以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18］John Rue，Mao Tse？鄄tung in Opposition，Stanford，1966，p。263。
［19］Dick Wilson，The Long March，New York，1971，pp。135~136；Jerome Ch？蒺en，“Resolution of the Tsun？鄄yi Conference，”in China Quarterly，Octorber 1969，pp。18~19。
［20］Noriyuki Tokuda，Mo Takuto shugi no seiji rikigaku（《毛泽东的政治原动力》），5、8~127页，东京，1977。Tokuda把毛泽东在中央党内树立他的权威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支配地位———1935年的遵义会议；（2）由掌握领导权逐步转变为形成权威———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3）个人的绝对权威———1942年的整风运动。尽管我赞同Tokuda的总体分析，但是我不相信他关于毛泽东的个人政治权威在五六十年代下降了的说法。
［21］Benjamin Schwartz，The Chinese munist Party and the Rise of Mao，p。3。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农村调查报告和《调查工作》（图）
1927年至1933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创作。这是当时他写的农村调查报告和《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简单地回顾一下长征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在南方进行的苏维埃运动的状况看来是有必要的，其原因有二：首先，它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长征的一些基本背景知识，因为长征毕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代表着苏维埃革命的低潮，而另一种意义上当然也可以说是标志着苏维埃革命的高峰。其次，这种回顾还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本书作者自以为是的新鲜视角，对前一时期的若干突出事件本身进行一番与众不同的观察评议。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它与以往认识角度的不同之处。起码鉴于中国内地最近公布的许多崭新的档案文献材料，我本人认为，有关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早期的革命活动的许多论题其实也都有必要加以重新考虑。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国共合作的结束
就党际关系而言，1923—1927年是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时期。从全国形势看，国共合作的后两年是两党携手共同反对北洋军阀政权的北伐战争或称大革命时期。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1927年，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国共合作也随之宣告结束。其实这个过程从中国历史上多次表现过的一种政治规则上更容易获得解释：共同的强大的敌人的压力使得联合行动成为可能，而共同敌人的消失和联合行动的完成则意味着新的政治分裂，新欢旧恨的各种具体理由倒是次要的，也是现成的。*
* 这一观察可以适用于近代以前中国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