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时间去看《The Score》。在电车上，车站上，总有老太太责备你：为什么不戴帽子？为什么竟令姑娘不戴帽子？要知道天是很冷的。那种感觉是很暖和的，我告诉老太太，我把帽子忘在家了，下次出门一定会戴的。微微笑地回答，有点不好意思，有点甜蜜蜜，就是这样愿意被关心着。我的奶奶去世得过于早了，她消瘦的手指也应该是冰凉的。送小弟扬上飞机前几个小时，我和他抢网上，他说他有重要的信发，我也说我有重要的信发，他就让我了，我就给他写了封信。他说你要乖，要好好的，我们很快就回来。我自己到风雪中的卢比扬卡前KGB总部，又走啊走啊，走到花园街大牧首池塘，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中魔鬼降临莫斯科，第一次便是在此露面。我左右顾盼，池塘是白色的，魔鬼也是白色的，模样像让·雷诺。
太热了，我的血都咕嘟咕嘟冒泡泡，要干涸了。我在被单里把里面穿的裤子都脱了，穿一件短袖爬下去，张雪良和伟伟在那儿坐着，他们也说热得没法睡。我向他们讨了几口啤酒喝，去厕所把头发、脸、手都打湿了，回来和他们坐在一起，额头贴在冷窗户上探看外边。
我知道个秘密。
我心事重重，身体又火烧火燎，后来还是爬上热腾腾的铺死鱼一样躺着。
就像你知道沃洛格达有一条河，它画在地图上，就像龙雕在石壁上，可我们没见过活的，便想见见。这也是个秘密。
小马你不敢住在DAC，连我也害怕，我做噩梦，前一天晚上我还梦见一个女人趴在我的胸口，她的头发湿漉漉的，黑得像铁一样，披在我脸上，缠在我脖子上，死死地压着。
现在不会了，我已离开莫斯科，离开了你们，我想念你们，并且难以入睡，我想是我病了还是这车出了毛病，想着想着还是昏睡过去。
第二部分：莫斯科大学手持地图在沃洛格达走夜路
凌晨我们手持地图在沃洛格达走夜路，城很小，过去一辆公共汽车上满满的人，我们有些奇怪。终于不热了，也不冷，正是宜人的凉快。
“要找一个吧。”张雪良说。
“它们通宵营业么？我们先吃点什么。”
张雪良说：“巴尼亚。”
“什么？”
这是我头一次听见“巴尼亚”。
一个意大利人，让张雪良到沃洛格达，“如果你去了那里，去那个酒吧，找巴尼亚。”他说。
光听他说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巴尼亚。
走了一会儿我们忽然认为巴尼亚也许是个女郎。
带着一些个秘密走着是件有趣的事，丁玲当啷，悄悄地响。天色未明，起初是黑的，在路上见到坦克，我们终于来到河边。河里是蓝色的雪，河两岸伫立着古老的教堂，很清高似的。我们从桥上走过去，之后便一直沿河而行。左边是河，右边是木房子。这里全是木房子，在黎明时分尤其显得清丽。有的木房子像被火烧过一样焦黑，黑很深很深，比夜还深许多，轮廓上铺着白雪，就这么黑白分明地躺着，房子里是空的，我们看得见它被破坏的里头。光线很美，天是深蓝的，周遭都不带烟火气。
我们摸索到青年旅社，管理员说已住满，没有空床位。“那么，还有没有便宜的旅店呢？”
“运动旅社吧。也许正在修葺。运动旅社，你们可以去看看。”她说。
“谢谢。”我想，即便在火车站过夜也无妨。或喝一夜的酒。其实我不那么能喝酒。
我们接着走，天渐渐地亮。我们终于过河了，先是从下到河面上，经过那些停泊着的黑色的优美的浮桥，穿过河，有些地方下面似乎还有流水，有些地方有嵌在冰下的铁索小桥，然后再往上爬。岸非常高，我穿的鞋子滑极了，我不断摔跤，我在一个陡峭处再上不了半步，有点泄气。我想我不该是这样的，换了一处，靠攀着那里繁茂的植物枝干在张雪良的帮助下终于上了岸。这时我已经说不出话了，我的嗓子开始剧痛，针刺一般，刺得我泪花一闪。我们在河对岸居民的屋子之间转来转去，一点不会厌倦。后来遇到一个女人，“请问，运动旅社往哪儿走呢？”
“那个，正在修吧？”她说。
“有别的便宜的住所么？我们初来乍到，从莫斯科来，是学生。”
“去我家打电话问吧？”她说。
她家就在五十步路内的距离，她正是在她的家门口被我们遇见的。她的房子也是木头做的，房间不大，有很多颜色鲜艳的装饰，可爱漂亮。她帮我们打电话给这家那家旅馆。“我们要便宜的，不要贵的。”我们只会在旁边说。
后来我们和她谈妥一百块钱一个人一晚上，我们觉得很便宜，她也很高兴。她让她的丈夫带我们去附近食品店买点吃的。我们就去了，店里有个非常好看的女孩子，头发恰好是我喜欢的那种短短的，别着三个亮晶晶的夹子，她站在柜台里，精神抖擞，笑意盈盈。柜台上还有一只大胖花猫，背景是很多酒瓶子，我看着它，它不闪也不躲，我很为它沉着冷静的气质着迷（好像很多年都在它安静的这种注视里），忍不住给它拍照。然后买了面包和肉肠回去，大家放开肚子又饱饱吃了一顿。女房主端上红色浆果，我自己也做过这种果子，我觉得好吃。
吃完后就出逛，这里没有什么出名的景点，走到哪儿算哪儿。
我什么也说不了，我也很安静，只微笑。一个要找巴尼亚的精力过人的旅行者，一个哑巴女孩，一个男朋友和一个女朋友，真是个有趣的队伍。看过克里姆林之后我们又下河了，河上有凿冰垂钓者和滑雪的儿童。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条河，我们从这里下去，又从那里下去，不远处有两三条船就过去，其实这里没有人，这里的冰结得很薄，宝宝和伟伟站得很近时冰破了，我看见伟伟拖着宝宝，他已经掉下去了又似乎站住了，我站着犹豫了一下，脚底下的冰哗啦啦地裂开来，我就往岸边跑，兜里一卷拍完的黑白卷没放好掉出来往破冰的地方滚，我去追又踏裂一点冰，我马上停住，很短的时间，就看着胶卷滚进了河里。然后我们就赶紧回去换衣服，伟伟一时有点垂头丧气，他说他被吓坏了，这是宝宝闯的祸。宝宝说我们连冰窟窿都一块儿掉啦，这不很好吗？！——好得简直不能再好了，天气又暖和，伟伟的腿一点没事。
第二部分：莫斯科大学沃洛格达的中心很大很大的树
喝了女房主的日本茶，伟伟换上她丈夫的高筒毡靴，穿着半长的棉衣有点当地人的意思了，他很快又活泼过来，然后我们去走了四个钟头的雪地，啥也没干，光是在林子中过膝的雪里一脚深一脚浅地一通埋头猛走，走得浑身是汗。尤其是，走着的时候，我开始想莫斯科，那里有一个中国的小姑娘，又幼稚又愚蠢，可是到了晚上就变得穷凶极恶、面目狰狞、无所不为，她住在我的身边，你说我害怕吗？你说她这么这么年轻，这么勇猛，巧取豪夺，跟画皮一样，我反应得过来吗？我都傻眼了。我真的傻了，不傻不行，我从来都傻。我还说不上话，甚至呼吸困难。我想我一定是那天夜里大口大口地喘，吸进了太多冷气，把喉咙都割坏了。我简直走得精疲力竭。有时候很绝望，因为不知道还走多久，走哪儿去，又不能停下。
回到屋子女房主给做了土豆泥和酸蘑菇，我们歇着时和女房主的孩子——两个年轻人玩牌，当我们笑的时候，忽然有东西堵住了我的气管，一霎那我无法呼吸，并产生一种恶作剧的快活：我就要这么着在这儿、他们面前猝不及防地死掉了，他们一定想都想不到，我还在笑着呢，都还在笑着，这么开心地说断气就断了气，多么有意思。我面泛诡异微笑，停在那一霎那，停顿了很长时间似的，长得有点吓人，我自己被吓着了。
天黑以后女房主带我们出去看沃洛格达的中心，那儿有一棵很大很大的纵树。天已经黑了，那些冷风都仿佛长了倒钩，经过一下就一道儿剐下去，痛楚万分，每吸一口气就好比吞了片刀子，那片刀子扯着一根线，怎么也吞不下去，也咳不出来，吊那儿。我咬紧牙，眼泪都迸出来了。为了不直接吸入空气我拿围巾捂住了口鼻，且一面走不断试着不吸气，疼厉害了就屏住一段呼吸，我心里笑话自己：这还怎么活，我小心翼翼一小口一小口一小口吸气，能不吸就不吸，我这样出得多进得少（像一道已知池子容积一面灌水一面出水问多少时间水能漏光的应用题），明摆着死路一条。我终于对张雪良说：“很抱歉，我不是这么差劲的，只是这次很不巧，真的很不巧。”我只能拽过张雪良的袖子在他耳朵旁边用气说话，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你能行吗？我说可以。我没让人看出来我这么难受，我想，挺住，亲爱的哑巴姑娘，你得守口如瓶，你有这个那个秘密——你有绝对的秘密么？我就这么对我的围巾充满了感情，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就对一件东西产生了感情，你觉得拥有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可以是相依为命般的，你们一起有过某段单独的经历，从复杂的情节到日常的琐碎的，然后有了默契，你们在一起，觉得亲近，彼此知道。一件东西或一件事，一个人。我说的是——
——我们。……
第二部分：莫斯科大学巴尼亚到底是人还是地方
我们改变了主意，买当晚00：58的车票回莫斯科。在此之前，我们还有事要做：找巴尼亚。
尽管我快要死了——哪有这么容易就死，大不了坏一个肺，脸上常带有病态的绯红，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那样——我想起初夏时节我和郗闻笑嘻嘻地说：我气管坏了，一个劲咳嗽，他说咳嗽那是很酷很酷的病，拿一块大白手帕，咳嗽兼擦汗——还必须特别易出虚汗，猛一咳一口血，“一咳一个蛤蟆蹦出来。”我笑着说，笑厉害了就喘，喘了就咳，还笑，郗闻说我像个猫。我们依旧手持地图，先找那间吧，在那里找巴尼亚。“意大利人为什么让你找巴尼亚？”“没说。”“那他说了什么？”“就说一定要去。”“那就去。”我们还有大约两个小时。我们拼命走，真的，我真是在拼命走，满怀好奇心。你知道，我有时以为就是为了使好奇心和求知欲得到满足而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你呢？
最后我们来到那个吧。我们在它的周围转而找不到入口，我们听到二楼的鼓使这个大破仓库似的房子像个有心脏的低等动物，所有的楼梯口都被铁丝门封住，所有的门都上着锁，锁生着锈，我们站在那里一时间不知当去当留。“满是象征与隐喻”，我还在逗自己玩，和自己说有多神秘多神秘，嗨，打起精神来。我不能喊，我在心里喊：“巴尼亚——”怎知张雪良真的喊了：“巴尼亚——”突然就冒出来一了个老头，把我们都吓了一大跳。如果是墙角阴影里的一个醉鬼……老头一点没醉，他说：
“你们找巴尼亚？”
“巴尼亚晚上不工作，”他说，“酒吧倒是开着，也许你们能在那里打发时间。”
他的下文我们就再也听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