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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5年，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贫富差距扩大最大的时期。它招致的结果是：经济高增长、社会低发展的失衡局面。经济发展要讲究“效率”，社会发展要讲究“公平”。现实的情况是，一些地方往往只重视效率，不重视公平。
过去，我们的社会在阶层分化中，积累了诸多影响稳定和和谐社会关系的矛盾。“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状态，我们不再奢求，但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和关心的良好人际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反思过去，目的不是控诉，而是为了说明现在和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十六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那段日子，新发展观的科学性充斥了所有的舆论平台，诸多平庸而冗长的声像文字随处可见可闻，尽管核心只是一句话：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
比较而言，国家发改委范恒山等人在“海南”的这次研讨，起码在论说的逻辑上，让人觉得更新颖更深刻一些。
身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的范恒山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来之不易，它是历经数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曲折实践，用很高昂的成本换来的，是关于发展观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范认为，新的发展观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这个基础上引申出“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是很顺理成章的。逻辑上很简单：不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不按以人为本的要求推进改革，就不可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论证“以人为本”改革观和发展观的关系，兼政府官员身份的范宣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揭示过“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人”这一点。就是说，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应该围绕人的需要、人的自由来推进发展，同时选择发展的内容和道路。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可能比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更具基础性，也更有针对性。这就要求， 改革措施的制定与选择要立足于关怀人。换句话说，所提出的改革措施，要体现人性，要考虑人情，要尊重人权，不能超越人的发展阶段，不能忽视人的需要。
赵晓，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指称，“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当有一系列突破。出身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赵，其滔滔不绝中有四点，被我记取：在“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下，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从过去注重效率或者效率优先的改革，转向以公平为目标的改革；由过去只注重人的物质需求的改革转向满足人全面需求的改革；制度平台，从专制的权力架构转向公权与私权界定清晰的新的制度平台。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九章 失衡的中国（1）
我不晓得，坚守传统发展观的国家中，有多少人读过美国经济学家Patha Dasgupta那段话：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财富在近20年来增长极慢，甚至在衰减。他指称的是GNP，和GDP一样，他们反映现在的价值，而不关涉未来的幸福。
过去很长一段年月，信奉发展经济学的中国官员们，都趋向于认同这一观点：GDP是消灭贫困的关键，GDP的增长才是中国的正道。直到2003年初，浙江的一些地方政府还以GDP作为考核公务员的指标，如果有官员被问及“干得怎么样”，回答一定是“GDP增长了”。
的确，GDP增长了，但中国却迎来了一个叫人笑不起来的局面。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它们能否在一个层面上构筑和谐的格局，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是否全面和正面。我们当然不能将GDP一棍子打死，可是片面强调它的结果已然再清楚不过了：中国失衡了。
检讨这一切，我们禁不住感叹，传统发展观使我们走出了贫困，也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只火药桶
定格在社改元年的时间起点上，回眸2003年，远眺2004年乃至更远，观察家发现，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机和活力，已难以寻觅，教育、医疗以及土地，成了影响未来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变革的三只火药桶。我用火药桶作比喻，不为哗众取宠，而是试图以一种鲜明的方式提请公众注意，人和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已经遭到了破坏，急待修复。
教育
义务教育在中国民众眼中，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谎言。2003年，中国的十大暴利行业中，中小学义务教育竟然名列其中，且排名第二。
最近三年，“教育乱收费”一再蝉联“价格投诉冠军”。权威人士指出，乱收费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形同虚设。法律规定的九年义务制的中小学教育，在2003年已危及中国超过3亿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利益。坊间人士偏激地说，教育乱收费的本质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据悉，北京市的一所普通中学，仅2003年查出的一笔教育乱收费就高达700多万元，这笔钱被几名校领导私分，于是他们全成了百万富翁。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测算，10年的教育乱收费从中小学生的口袋里搜走了2000多亿元。
2004年1月6日，中国教育部长周济坦承内地教育乱收费情况严重，2003年底全国共调查了十几万所学校，查出违规乱收费8。53亿元人民币， 395名校长被撤职。提供这一消息的香港明报援引周济的话说，乱收费现象已严重败坏教育事业的声誉。
广东省价格监测中心前不久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了一场“广东教育收费情况民意调查”。“民意调查”表明，教育收费偏高是大多数、特别是年家庭收入低于１．５万元的低收入家庭受访者的心头之痛。
调查还发现，就当前广东教育收费水平而言，广大农民等弱势群体表示“吃力”。根据家庭收入情况，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有些吃力”或“非常吃力”，有４．２％的受访者甚至认为“完全承受不起”。
广东物价部门有关负责人特别指出，当前广东部分群众收入，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还比较低。显然，在这种条件下靠收费促进教育发展纯属扯淡。
广东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供养一个大学生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的确是不容易。如果一味依靠提高收费来发展教育，忽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过高提高接受教育的门槛，大量的农民兄弟可能被拒之门外。
教育部长周济说，有时他也很同情被撤职的395名校长，因为除却不正之风外，有时教育经费确实不能维持学校运作，校长想通过收费来维持，这种情称为「生存型」；另一种是「发展型」，有些学校希望发展更快一些，教育质量更高一些，所以向民众收一些费用。故而，周济认为出现教育乱收费的根本原因是投入不足。
即便是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不够。根据广东省教育厅的统计数字，广东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占全省ＧＤＰ的２．４２％，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占２．７２％，低于全国３．４％的平均水平，仅占全省教育经费总收入的５６．７４％。
就全国而言，周济透露，尽管近年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经费增速，高於财政增长速度，但距离教育部希望的4％还有差距。这位在北京高官中首次公开否认「教育产业化」构想的部长，希望各媒体就教育投入问题「多多呼吁，愈多愈好」。
中国教育的问题，当下还不仅是投入不足。教育界人士宣称，中国当下奉行的教育思想也有瑕疵。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教育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不是没有能力承担普及义务教育的责任，而是政府能力的分配出现了偏差，政府在履行提供公共教育服务职能时出现了“失位现象”，教育主管部门对公共性的义务性教育的注意力，很大部分被高等教育牵走了。每年涌入北大、清华等大学的财政流入速度，明显超出了国民经济发展和基础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可见，基础性教育相对落后的格局的形成，原因不在于政府没有钱，而在于花钱不当，政府的公共教育管理职能不到位。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九章 失衡的中国（2）
土地
中国的耕地面积正在以惊人的幅度减少。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650多万亩，2000年减少近1500万亩……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2500多万亩。分析者警告，耕地的连年减少正威胁着中国8亿农民的未来。
2003年，中国开始整顿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然而这场风雷滚滚的风暴，并没有完全遏制疯狂的圈地。12月21日，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再次公布了4起违法用地大案。这4起案件均发生在2003年，最近的一起发生于2003年10月。国土资源部特别强调，这些地方是“顶风违法”。
六日后，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强调，“影响国土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障碍因素不少，一些地方国土资源管理松弛、执法不严，甚至为不法分子大开方便之门”。
农民的土地，就这样被一再削减。截至2003年12月底，国土资源部共清查各类开发区6015个，这些开发区规划面积达3。54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
进行过将近20年农村调查的温铁军，最近在纽约发表演讲时强调，20世纪前50年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通过3次土地革命战争已经解决，结论就是按农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上台，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后来的邓小平、江泽民，实际上都不可能变更农民的土地权益。
温铁军说，90年代受西方的影响，许多学者开始讨论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业政策。但是他表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农业问题，西方的所谓对土地实行私有制的做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目前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在最近于纽约召开的中国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上，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思考为题发言。他说目前中国的现状是，侵占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轰轰烈烈，秦晖说：“现在就是按权分配，谁有权就可以批地，谁就可以圈地，谁就可以占地，谁就可以霸占土地，谁就可以把农民赶走。现在现实就是这样。很简单的，这是谁都看得到，而且现在已经闹到了这个地步，中国现在已经有三千到五千万无地农民了，还讲什么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等等等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