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闹到了这个地步，中国现在已经有三千到五千万无地农民了，还讲什么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等等等等。这不是天下奇谈吗！”
秦晖说，当今中国剥夺农民的土地的圈地运动搞得几乎是天怒人怨。这究竟是土地国有制还是土地私有制导致的，不言自明。他说，“保障农民地权不受侵犯是维护农民公民权的一个重要底线。”。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九章 失衡的中国（3）
医疗
2003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是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农民李阳春的周年忌日。这个因为肝病死在除夕夜的农民，如果还活着，应该40岁了。要不是2003年春天的SARS危机，要没有中国农业大学学生李学祥张贴在网络上的那篇文章…《中国农村肝病问题远甚于SARS！——湖北农村肝病状况触目惊心》，他生时的悲苦和无奈，可能不会有多少人知道。在中国农村，由于贫病交加而死亡的农村，委实太多了，他，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为了知微见著地阐述农村医疗的落后，以及其给农民带来的痛苦，我们在又一个春节降临前夕，原文录下记在“欢庆中的死亡”的小标题下的文字：
正当举国上下的人们忙着张罗年夜饭，欢欢喜喜过大年时，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的李良善老人一家却忙着照顾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就当其他村民张灯结彩燃放鞭炮，一家人团聚吃年夜饭时，李良善老人的大儿子肝腹水悄然离世了，年仅39岁。正当人们穿着新衣服全家人围着电视看春节联欢晚会期盼着新年的钟声时，李阳春却穿着新寿衣，新年的钟声却是他死亡的回音，他不仅看不到精彩的晚会，也看不到他年迈的父母、孤苦的妻子和他那可怜的三个孩子。
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是《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作者李昌平的故乡，他撰文说他的乡亲们们正遭受着传染性肝病的折磨。该乡兴旺村二组235口人中，有近80％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肝病，有近1/5以上的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因乙肝而丧生。在这个人均纯收入不足千元的村庄里，死者或重病患者的家庭每户平均都欠债一两万元。
洪湖老苏区冰冷的事实表明，且不论普惠的医疗政策，即便是初级医疗，中国农村迄今也鲜有达到标准者。
2003年春天，由于李昌平等人的呼吁，中央及湖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关注，来自北京、湖北省、荆州市及县里的各路行政官员和技术官员抵达这里，对乙肝村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
调查报告说，兴旺村二组死亡的12人，主要是死于肝癌、肺癌和晚期肝腹水、肝硬化、急性黄疸性肝炎等。“这可能与当地饮用水水质恶劣等因素有关。”联合调查组来二组的时候，揭开锅，用自来水作的饭全是黑色！还不如吃脏水。
脏水是什么样的？2004年1月7日凌晨6时，南方周末的一个记者在兴旺村发现，没有卫生习惯的村民们把积攒了一个晚上的屎尿，以及比孩子人数还多的狗的排泄物，陆续从屋子里掂出来，倾倒到水港。妇女们提着桶从水塘沟港里取水，在厨房里，浑浊的水直接舀进锅里，沸腾，煮饭。
SARS后，农村问题专家 温铁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我担心农村的疫情，但并不因为ＳＡＲＳ出现才担心。“
温澄清了三点：
首先。真正困扰、危害农村的疫情是老病，这不应该被ＳＡＲＳ掩盖。肝炎、妇女病、性病等过去已消灭的疫病，又卷土重来。
其次，如何加强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一般的讨论是财政增加拨款。但对9亿农民要增加多少投入才够？
第三，为什么农民现在不去医院？为什么基层的卫生医疗体系全都垮了？人们往往忘了什么叫基层工作，把有限的投资都投在大医院，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其结果是无法满足13亿人的需求，这不叫公共卫生。
兴旺村的现实佐证了温的判断。该村原属于监利县周河乡，2001年，周河乡在欠下天文数字的债务而无法运作后合并到现在的汴河镇。原周河乡拥有的公共卫生机构破产关闭后，被民营老板建成了纺织厂。汴河镇有个卫生院。自2002年8月开始，汴河镇卫生院无法运行关闭4个月。
依照规定，地方财政的8％应该投入公共卫生建设，2003年汴河镇6万人口，应该投入9万元，但现实是，截至2004年元旦，只到位5000元。
温铁军说，国际社会公认的比较好的经验就是中国人民公社时期的赤脚医生制度。因为这个办法更符合现实，而非照搬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到现在为止，中国农业占ＧＤＰ份额已经下降到了15％以上，农业人口仍然占户籍人口的73％，怎么可能用15％的ＧＤＰ去满足73％人口的公共需求？
兴旺村的事实再次证明了温的判断。2004年初，有记者在兴旺村看到了中央、湖北省高级官员的批文：有关部门要保证村民有厕所，有卫生清洁水；有关部门加强普及防病治病常识；健全三级预防保健网络……
方案似乎很好，但应该到位10万元的改厕资金，直到2004年初，仅仅到位5000元。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十章 矫正倾斜（1）
毫无疑问，中国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乡村和住在乡村里的人，受到了慢怠。同样被怠慢的，还有那些曾以“共和国的长子”自居的人们，尽管在中国的社会制度安排中，矿工们依旧是国家的领导者，但他们已经实实在在地走下了高高悬挂的宣传画，少数人甚至和农民兄弟一起，握起了种菜的锄头。
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去思考富人和穷人的经济学。一个青年的经济学界的思考者说，住在旧房子里的人，承担了建设新房的成本，但他们非但不能搬进新房子，还要担负维修新房的费用。舆论越发地不满效率主导下的社会政策，公平成了一个新的政策层面的呼吁。人们普遍注意到，绝大多数呼吁都可解读为公平对效率的矫正，农村对城市的矫正，西部对东部的矫正，福利对利润的矫正
我们相信，中央政府正在用行动去矫正失衡的中国，官方语言中的“五个统筹”，是一种矫正倾斜的信号，更是矫正倾斜的路径选择。
东北复兴：何以成新政策兴奋点
依西方学术背景浓郁的北京青年学者的看法，每一届政府上台伊始，总少不得独特的政策兴奋点。他们认为，被舆论称之为新辽沈战役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就是这样的政策兴奋点。西化的政策分析未尝没有道理，但我以为，内中深意，离不开新政府对社会政策的调整。我且将一个矿城部分工人变农民的极端化个案呈现于此，以之管窥东北复兴战略，就容易理解十六届三中全会，为什么会颠覆“惟GDP论”，又为什么要提出“五个统筹”？
2003年9月上旬，中国总理温家宝亲自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战略。
此前大半年，温先后三度造访东北地区，终至于“东北复兴”升格成“国策”。温和的总理强调说，东北复兴是中国“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中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是平行于西部大开发的“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中的一个。
东北，过去的20余年里，已不知不觉地由共和国的长子，坠落为“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困难，成了中国公众心目中与二人转同等的“东北概念”。东三省在中国的分量，如同PT股，一路下跌。就工业而言，在全国的排序也不断后移：辽宁省从全国第二位下降到第五位，吉林省从第十五位降至第十八位，黑龙江省则从第七位降至第十四位。
发生在全局层面上的向下的变，映射在每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命运的起承转合或者悲欢离合，就不可能像描述趋向那般大气磅礴。2002年5月我在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的采访，迄今记忆犹新，我以为2003年除夕下到阜新矿井的总理，之所以将复兴东北作为一项战略，决不是仅仅希望政策中有个兴奋点。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十章 矫正倾斜（2）
一个由工而农的标本
2002年5月15日下午4时许，50岁的房延生步履蹒跚，奔走在阜新市郊大巴沟的山道上，迎接前往采访的我们。和煦灿烂的夕阳打在他的脸上，但他的笑容并不灿烂，黝黑的脸膛上写满了山村农民们常有的无奈和谦卑。
他的刚性身份实际上是一个工人，一个在阜新矿务局工作了30年的城镇居民。但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是一个标准的农民，一个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农村居民。
在工业文明中浸染了半辈子的房延生，习惯性地伸出了右手，又敏感地缩回去，再尴尬地伸出来，这是一双干裂的黑糊糊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到沙砾的摩擦感。
房延生把我们领入他的新家，一个趴在半山坡上的砖木结构的两间房子，门前是玉米地，四周是果树。如果要从中国地形图上找到他的新家的位置，我们搜寻的目光应该落在科尔沁荒漠以南的丘陵地带，这里距离他在阜新市区的家，大概有30公里，汽车在凹凸不平的山道上颠簸两个小时，才能完成从新家到老家的路。
去年4月，他东挪西借花4万元从一个农民手中买下了房屋的产权，返租倒包了3母宅基地，300颗果树，仿照江泽民主席昔日对农民的承诺，租借者也向他承诺：租赁合同三十年不变。屋子里简单的几件旧家具，是不久前才搬过来的。此前长达一年的日子，他就依靠一条狗，一个炕，一个灶台完成了从工人到农民的过渡。
替他张罗好茶水的是两个女人：妻子，前阜新矿务局幼儿园的老师；妹妹，辽宁工程技术学院印刷厂工人。妻子是来和他一起种地的，妹妹是赶在农忙季节帮忙的。
房延生一家由工而农的故事，在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口中，是这样一个过程：
1998年的阜新矿务局被亏损推到了绝望的边缘。局里动员包括他们夫妇在内的一些职工提前退休。夫妻两一商议，一去一留，去的理由是，退休了可以每月拿到300元的退休金，比倒闭了什么也没有强，留的理由是，兴许这个昔日无限辉煌的矿务局有一天会再创辉煌呢。
2000年，没有等到辉煌也没等到下岗通知但是无钱可拿无活可干的房延生终于绝望地离开了干了30年的矿务局。
失业在家的房延生“快崩溃了”：30年前始终是“人上人”的矿务局人现在成了“人下人”，20岁的儿子技校毕业非但成不了光荣的矿工，连做个厨师也格外艰难。
为了儿子能娶上媳妇，家人能不挨饿，无数次目睹市中心毛泽东塑像的房延生决定去广阔天地”，他把人生的下一个“光荣”寄托在大板镇大巴沟的那块山地上：种地糊口，养殖致富。
一年后的今天，梦想几乎破灭：病虫毁弃了300棵已经挂果的苹果树的果实，周围的牲畜毁坏了准备养牛养羊的草地，收获的农产品卖掉之后的产出等同于投入。
没有农业技术的房延生，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