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载称：“西城，在宣武门里，街西往北，至城墙并西关外。”如果解释一下的话，就是：城里，从宣武门内大街南端“城墙”处起，—直向北经西单、西四、新街口直至豁口“城墙”处为止，把这条南北垂直线，全面西推，直到西边的城墙。所说的“西关外”，当是指的阜城门、西直门外，如“西郊夕月坛、南营房、衍法寺、火厂夫营、南三里河、青龙桥白云观、广恩寺会城门，射所等”以至更西的地方。如此，花园村钓鱼台等，也就正是处于指挥使主管地界了。蒋一葵之友陆完学曾说他是“到处走荒台断碑，且博文广记”。在主管地面，访古问奇，探胜寻幽，这对蒋公来说，真可谓悠哉游哉，大好时机，大有可为，大得方便也。他在成书早于《帝京景物略》的《长安客话》中，敢于理直气壮、明确具体地提出元人万柳堂乃“即钓鱼台为别墅”的论述，同《帝京景物略》的“要在弥望间，莫详其处矣”的含糊之词两相对照，难道不需要后人深入探究一下吗？
二、从地理位置上看，元大都的“四至”是：它的北城墙在今德胜门和安定门一线北推约五华里处，现在元城垣遗址已辟为小公园；南城墙今东西长街的南侧一线；东墙与西墙分别和今东直门与西直门各所在的南北一条垂直线上。而蒋一葵《长安客话》中的万柳堂“即钓鱼台为别墅”之语，可见花园村钓鱼台，适在阜成门外东西线以南、复兴门外东西线以北之间地带处于元大都西墙之外，方位正西。再参考明人王嘉谟凭吊遗址感赋的“城西胜迹已尘埃”、“寒云还覆钓鱼台”诗句，也从另一侧面证明文献与实际相符，知《长安客话》之言，果然持之有故了。
三、然则《帝京景物略》书所述及其后清代一些书籍所抄引的万柳堂在郊南右安门外之论，亦非无因，乌可置而不论？
应引起十分重视的是：《长安客话》中，对万柳堂作了钓鱼台的文字记叙的同时，还另行提到：“野云廉公，未老休致，其城南别墅，当时称‘廉园’，‘花园村’之名起此”；并且描述了时人的游宴情景。这样，在同一书的同一条目中，依次并列了城西的“万柳堂”和郊南的“廉园”，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记述者的成竹在胸，泾渭分明、语言流畅，顺理成章，明显表明了廉公有一西一南两座私园。后人不察，竟将南郊的廉园当成西郊的万柳堂，致成混二而一、张冠李戴之误。
如上所述，初步结论似应是：元大臣廉希宪，有私园两处，一处是在元大都城以西钓鱼台一带的“万柳堂”，一处是在今右安门外草桥一带的“廉园”。正如人们所知，北京城郊，明代曾有太仆米万钟的勺园和漫园。皇亲李伟曾有清华园等别业五处，这在封建时代是不足为奇的。
眇工在文章的最后写道：
“《长安客话》这部明代记述北京地方的文献，相传流传未广；光绪年间编纂《顺天府志》时，竟未搜见此书。最近对《顺天府志》引用的九百余种书目，粗略浏览了一番，果然，本文前面提到的诸书（《马可·波罗游记》不算）均在《顺天府志》引书之列，独不见收有蒋一葵的《长安客话》（引书中列有宋启明著《长安客话》，不详是否为《长安可游记》之误，不管这两种是一还是二，现在都未见过）。解放后，才由北京图书馆据所藏蒋一葵《长安客话》抄本重新排印，出版流传。
再则，对于各种古曲文献，特别是属于吏地考订之类者，因受时代、环境、条件等诸方面的限制，不可能都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与准确，如对《大明一统志》，后人称为“错误颇多，甚至句读不通，为学者所病”。《帝京景物略》中关于“鱼藻池”、“匏瓜亭”等记载，后人已指出谬误。就是“集中大量人编成的钦定官书《日下旧闻考》”，其所征引的史料也是“错误甚多，考订也有不少牵强附会之处”。
这些，我想可能就是出现万柳堂一段公案的主要缘由吧！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11节 武清侯李伟独居钓鱼台
一个普通的宫女，在19岁时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后来成了皇帝，即明神宗万历皇帝。从此，这位宫女便以母后之尊，受天下之供养，享尽了人间富贵，而宫女的生父李伟，也成了名贯都门的皇亲，被封为武清侯，赏赐钓鱼台。
在明朝万历年间，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是一个受天下之供养，事尽了人间富贵的人物。李太后笃信佛教，曾在京城内外修了很多寺院，糜费了许多钱财。在宫中，她被说成是菩萨的化身，尊称为“九莲菩萨”。直至她死后，到了祟祯年间，在紫禁城内居然还出现了一幕所谓“九莲菩萨显圣”的戏剧性场面。
其实，这位李太后初入宫时，只不过是当时被称作“都人”的一般宫女。她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父亲李伟是通州都县永乐店（现在通县永乐店）人。
李氏入宫，被分配到裕王府里侍奉嘉靖帝的第三子朱载垕。裕王载垕好色，看中这位宫女李氏，便诱奸使她怀了孕。在她19岁时（嘉靖四十二年）生下了一个男孩朱翊钧。朱翊钧后来当上了皇帝。
1566年12月世宗嘉靖死去，裕王继承帝位是为穆宗，1567年，李氏被册封为贵妃，这时她23岁。
穆宗朱载垕在位时间很短，仅6年时间就死去。李氏所生之子继了皇位，为神宗万历皇帝。继位时年方10岁，还是—个孩子。
但穆宗的原配陈氏还活着，再加上这位李氏，这实际上是两宫并存，嫡庶之间按照礼法，在徽号上本应有所差别。但是大太监冯保为了取得李氏的宠信，乃示意朝臣张居正等议定，尊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自然，这是为了迎合小皇帝的心意。
李氏被尊为慈圣皇太后后，李伟一家也由于攀龙附凤，改变了原先卑微的地位。李伟被封为武清侯，成了名贯都门显赫—时的皇亲。李伟的三个儿子，长子文全袭了爵位，次子文贵官至左都督，三子文进却自宫净身随慈圣入宫，当了御马监的太监。
李皇亲家资豪富，所修的花园别墅在当时最负盛名。
李伟在海淀镇西北、米万钟勺园的西邻，修建了—所花园式别墅——清华园。这座建在水乡泽国海淀附近的“京国第—名园”，自然是以水取胜，并以禽鱼花木而名播遐迩。《明水轩日记》说：“清华园前后重湖，一望漾渺，在都下为名园第一。若以水论，江淮以北亦当第一也。”《泽农吟稿》也说：“武清侯海淀别业引西山之泉汇为巨浸，缭垣约十里，水居其半。叠石为山，岩洞幽居。渠可运舟，跨以双桥。堤旁俱植花果，牡丹以千汁，芍药以万计。京国第一名园也。”园中修建了挹海堂和清雅亭。东边柳堤上有座花聚亭，“芙渠绕亭，五六月见花不见叶也。”园西北水中起高楼五楹，楼上复起楼台，可登临俯瞰玉泉诸胜，这里建成一座“水阁”，“叠石以激水，其形如帘，其声如瀑。”湖中金鱼成群，蔚为壮观：“桥下金鲫，长者五尺，锦片片花影中，惊则火流，饵则霞起。”园中“屿石百计，乔木千计，竹万汁，花亿万计”。百花中最驰名的是牡丹，而且异种很多，以“绿蝴蝶”品种最为珍贵，牡丹盛开时被誉为“花海”。人们这样用诗句来描绘它：“锦石三千呈翡翠，珠楼十二绕鸳鸯”，“池阔风凉柳系船，巧堆亭榭欲迷仙”，“谁知烟水青溪曲，只在天都紫陌西”。
李伟在万历初年，还把京西另一处风景名胜玉渊潭钓鱼台据为已有，辟成避暑别墅。当时的玉渊潭“柳堤环抱，景气萧爽，沙禽水鸟多翔集其间，为游赏佳丽之所”。据《帝京景物略》载，钓鱼台“自万历初，为李皇亲墅”，李皇亲即李伟。此书《李皇亲新园》一节，着力描绘于园中的梅花亭：
“入门而堂，堂东梅花亭，非梅之以岭以林而中亭也，砌亭朵朵，其瓣为五，曰‘梅’也。镂为门为窗，绘为壁，甃为地，范为器具，皆形以梅。亭三重，曰梅之重瓣也。”此园也是以水胜，“一目皆水”，而且各类建筑物倒映水中，“亭如鸥，台如凫，楼如船，桥如鱼龙，十分优美壮观。诚如吴唯英《游李武清新园泛舟》诗中所说：‘环榭依台浑是水，绕花沿柳半为廊。 ’
万历三年三月，李伟65岁时，“请价自造生茔”。神宗皇帝赐营葬银三万两，准许他在京西八里庄修造墓园。两年以后，顺天府尹朱孟震路过八里庄，目睹李戚畹生茔外观及其规制，颇有感慨，曾在《游西山诸刹记》中写道：
“行十里许，至李皇亲坟，李慈圣外家也。坟之建请于上，以故规甚闳丽。驻马外望，中绿树阴阴，白石若玉阶，凿地数尺为墙基，围可一里。渥哉！帝泽与厚地俱矣！”
李伟于万历十一年去世后，就埋葬在这里，并备享优厚，晋爵封谥为安国公，祭二十坛。其夫人王氏，是顺天府东安县人，经常被她的女儿慈圣皇太后接到慈宁宫去住，并屡有赏赐。她在万历十五年死后，皇帝又赐开圹重修银五千两，与李伟合墓。
李伟死后，玉渊潭钓鱼台别墅便荒废了。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12节 于奕正的《钓鱼台记》留芳百世
明代历时近三百年，是小说、戏曲等文学兴盛，诗文相对衰微时期。在嘉靖、万历年间，居住在北京城的一些文人，便写出了一些有关北京名胜的文章。明人于奕正的《钓鱼台记》，则不失为一篇上乘的名作小品。
在明初，由于政治上需要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在文化上亦趋于保守，散文和诗歌多为粉饰太平之作。
永乐以后，以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为首的“台阁体”，主张诗文“雍容典雅’，“从容安闲”，反映出这一时期的追求形式的文风。
弘治、正德时期，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提倡文学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但是由于盲目尊古，以模拟抄袭为能事，又起了另一方面的消极作用。
嘉靖、万历年间，出现了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复古运动，与“前七子”的主张一样，仅把“文必秦汉”缩改为“文必西汉”。
万历时期，起来反对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们与李贽有师友的关系，对李贽的言行很敬重。他们直接受李贽思想的影响，同李贽一样，重视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袁氏三兄弟曾住在北京，由此写了一些有关北京名胜的文章，颇受人们喜欢。在当时，以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也主张独抒性灵。在这时，竟陵派作家刘侗写出了《帝京景物略》，成为一部记述北京城郊园林名胜的专著。而于奕正则以擅长写游记而被人所熟知。
于奕正，明代嘉靖年间宛平（今北京）县人，字司直。他喜好山水金石，著有《天下金石志》，并与刘侗合撰《帝京景物略》一书。于奕正曾写过一篇《钓鱼台记》，堪称明代游记中的上乘之作。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