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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西方的医生也在普遍地采用化疗和放疗作为癌症的治疗手段，为什么那儿的情形要让人满意得多呢？这个问题的专业程度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我知道有几个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得到了医生们的认同：一是人种的差异，我们的放、化疗药物几乎全部是依照进口药物生产的，是人家的科研成果，西方人能抵抗这类药物的毒副作用，而中国人就不见得；我记得有一组数据颇能反映这个事实，100个中国醉酒者，95个会呕吐，而白种人正好相反，只有5个人会尝到呕吐的滋味，这是西方酗酒者远多于我们这儿的原因。二是医疗基础条件的差异，西方医院和医生根本不可能要面对那么多的病人，这就个了医生根据体质差异进行治疗的可能性。三是辅助恢复手段的差异，这是中国癌症患者最缺乏的，原因可能是那个令人辛酸的老话题：钱。在肿瘤医院的收费处，厚厚一叠百元大钞递进去，一张轻飘飘收银条飞回来，这样的情形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中国治疗癌症到底要化多少钱，简直没人讲得清，一般而言，钱越多，生存的机率越大。不幸的是，大部分的中国肿瘤患者在两手空空后死去，让家人体味人财两空的失落，甚至家徒四壁却负债累累的绝望。前文提及的那些住在医院边上小旅店里的癌症病人，大都喜欢带着现钞来治病，一般是5到10万元的预算，他们的家属每天吃大锅饭元一盒的盒饭，却不吝于购买上千元的一支针剂，等到钱箱空了那一天，治疗就结束了。
应该说，我们的治疗保险制度已经是尽量地向癌症患者倾斜，但它所承诺的药物仅仅是维持流水线式的治疗所需要的，而不是治疗本身所必备的。
写到这里，我的内心真是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我能够带癌生存至今，虽然近况不佳，应该感谢医院和医生对我的精心治疗，但同时，我又是中国式流水线治疗的反叛者，我自作主张停止了医生要求我做的化疗和放疗，我没有听医生的话，在很多方面。
尽管带着恶性程度较高的肿瘤创造近6年的生存期似乎是个不错的“业绩”，我还是忍不住经常问自己：
我是聪明人还是个笨蛋？
中国的医院是想更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的，但专业医院的稀少和病人众多的反差，使得他们压力重重，难以改变现状；科研的滞后，使得治疗水平难以长进；丰厚的利润，低成功率却几乎不受指责的现状使得他们几乎没有危机感和进取心；而从业人员的不规行为，更是影响了他们的声誉和加重了病人的痛苦。
真不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能改变？
肿瘤病人（三）
2000年8月9日 天气：雨
下了流水线，中国肿瘤病人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痛苦历程。
几乎所有的病人在这时都开始寻求中医的帮助，上海有一家群力草药店，邀请和培养了一批对肿瘤的中医治疗有所研究的医生坐堂，结果成了癌症病人的集中地，它曾经一天之内配掉了4吨多的草药。
中医在中国有着很奇特的地位，有点类似于那种原始的宗教，人们对它有着实际和精神的双重期盼。
治疗癌症中医可能分成两种，老派的和新派的。前者拒绝和排斥西医的努力，甚至拒绝接受从医院流水线上下来的病人，他们认为经过西医的一通胡闹，病人元气大伤，人体本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现在给他一个缺了若干重要零件的身体，神仙也束手。他们坚持望闻问切，即使用钢笔书写病历，姿式却像握着一管毛笔。他们等待完全笃信中医的病人，对自己收藏的偏方验方深信不疑，而事实上敢冒这样的风险的病人已经很少了。而后者却已习惯先看CT报告和各类化验单，熟悉西医的所作所为，乐意为西医补台救场，像一群现实主义者承认和接受事实，同时尽可能从他们的专业角度给病人以帮助。
我跟中医的接触远远多过西医，对他们的个人操守的评价也很高。有几次，我听到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者郑重地对我说：
“如果你没有动过刀，你的病我有把握治好”，心里真是说不出什么滋味。对一个病人来说，这种事实是残酷的，这种学术之争对病人也是不公平的。我吃了几年的中药，觉得它在保持我良好的工作状态方面实在是功不可没，但它不能对癌症本身形成更有效的抑制。
在跟一些我信赖的老中医谈话时，我听到他们自己也在感叹中医的式微。一是中医的发展几乎是停滞了，而人类生存的环境在变，食物在变，体质也在变，以唐朝的古方来救治现代人，会是怎样的结局呢？要知道唐朝没有烟囱，没有臭氧的空洞，没有像饲料一样生产出来的鸡啊！还有就是药材，中国人祖先尝过的百草很多早已是本性大变，现在国内中药店里的药材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人参已在论吨批发了。
中医惟一没有落后的是观念，老祖宗们的一些哲学思辩到现在还代表了先进的医疗观念。中医同样不是中国肿瘤患者的救世主，因为几乎每一个死于癌症的病人都经历过化疗或放疗，也咽下了大量的汤药。与中医带给肿瘤病人的相比，各种源自于中医理念的传统对病人的伤害却是不容忽视的。
饮食是最明显的例子，你知道癌症病人有多少东西是不得人口的吗？牛肉、羊肉、所有的海产、葱、蒜、胡椒、烟、酒、茶……如果我要全部罗列，可能需要整整一页的篇幅，天知道这些说法有几分道理，我只知道，对于病人来说，这是一种折磨，对病人的身体是一种摧残。我执行过那种癌症食谱，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只是稍加克制而已。
气功是另一个副产品，我既接受过别人为我发功，自己也亲历而为之。发功之类的故事别人已描绘得很多了，现在声誉也很差，我觉得它有一种心理暗示的功能，其它的就说不上了。而自己练功还多少有点感觉，但我在一个公园练了3个月后，却突然找不到师傅了，后来终于知道，练了几十年功的师傅自己患上了癌症，被送进了医院。我是苦笑着离开公园的，心里很明白：真正的气功是存在的，但有多少人会有这份奇缘呢？各种桎梏，各种限制，从吃到性爱，中国的肿瘤病人始终活在中医的理念之中，可能家人和亲友会觉得那是表达关爱的一张方式，但癌症病人的感觉却是一团糟。
癌症病人是孤独的，他们头顶上有一张无形的网，在限制着身心的自由，尽管它是用爱意等一些东西织就的。
新闻媒体在报道一些英雄人物而那人恰巧也身患癌症的时候，那种视癌症为绝症，悲天悯人的用词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读过了事，而对于同样身患此病的人来说，真是字字惊心啊！还有就是常常会用很肯定的语气报道一些肿瘤研究领域的新进展，比如： “台湾某大学证实某植物确有杀灭癌细胞的功能”、“法国某研究所找到某某特殊疗法”，几乎每过十天半月的就能见到一篇，我真不知道这种稿子所为何来，摘抄转发者当然合法合理，但要知道，这样的讯息对于日夜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癌症患者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啊，很多人会付诸行动，投入对某种植物狂热的追寻中，或费时耗财地得到，却不知道怎样应用，更多的是空手而归。我曾为一篇这样的报道在网上苦苦寻找，最后找到了那所原本默默无名的研究所的主页，你猜怎么着，人家竟然用半通不通的中文发了一篇公告，意思是说，近来不知为何接到大量来自中国的电话和信件，以及登门求医者，他们的确在从事某项研究，但据最乐观的估计，首批药品在欧洲上市需要5至7年的时间，谨向中国人民致歉。
癌症患者为此投入的时间金钱可能尚可计数，但这种屡屡失望造成的心理打击却是致命的，没有生存的信心，纵有良药又如何呢？
再没有哪一种疾病能比癌症更深刻地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了：事业没了，为官的实职变成了虚位，经商者会发觉伙伴们变得谨慎了，虽然他们可能比过去待你更好；岗位没有了，老单位的领导会安慰你，再休息休息，有困难提出来；家庭生活变了，子女们倒是比以前听话，但你再看不到他们当着你的面使小性子。我的一个同病相怜的好友有一次对我抱怨，过去他们的夫妻生活堪称完美，而现在呢，只要他不明说，这事就永远不会发生，好不容易有那么一次，妻子每过一分钟就会轻声地说： “当心，别累着。”
中国的癌症病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也许，他们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关心，但这种环境对病后的康复显然没有什么好处，我吃不准除了低水准的医疗以外这种环境对癌症病人高得惊人的复发率有多大的影响。我是很幸运的，在我两次手术的康复阶段。虽然我也经历了上述种种，但我这人还算比较勇敢，妻子也理解我，支持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得到了朋友的援手，使我很快获得新的职业，以事业的成功弥补了其他方面的缺憾。
直至今天我都在为此而感动，要知道，中国向来有70莫留饭，80莫留宿的古训，怕的就是万一噎着了，一不小心睡过了头难脱干系，而癌症的凶险和声名狼籍又何逊于此？在我第一次手术后，我去拜访当时的三鸣公司上海公司经理谢荣祥先生，他在知道了我的情况后，还是盛情邀请我加盟；第二次手术后，又有旧友洪志伟先生、盛军小姐向我伸出欢迎的手……也许，真诚的友情和尊重才是真正的良药。
作为一个癌症患者我是不幸的，同时也觉得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对家人、对朋友、对社会，内心寻求到了真正的平静，无愧无怨。
我尽量用客观和冷静写下的这些文字，写下癌症病人的种种境遇，不在于指责什么，而是希望有人会正视这些问题，让我们身边数百万的肿瘤患者做点什么。
父与子
2000年8月10日 天气：阴 大雨
昨天下午，突发奇想，抱着手提电脑，全家人一起住进离上海约100公里的沙浜渡假村。
沙家浜可是大大的有名，当年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的《沙家浜》，讲的就是发生在这里芦苇荡里的故事。
那个年头，我们别无选择地把自己所有的审美情趣投入那八个现在看来颇精致的现代京剧。我最喜欢《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以一个十岁男孩的品味，那两部戏里都土匪和欺诈，具有现在叫座的惊险片的主要票房要素。
沙家浜另一个名字叫阳澄湖，湖水清澈，湖底铁沙如镜，中国人知道这里主要是那湖水里出产一种人间美味，大闸蟹。那蟹外形和品性的确凶悍，没想到在人类的好奇心面前根本不算什么。
故土重游，我在湖边呆了一会儿，江南的湖都是很相似的，我站在湖边，一阵迷惑，当年的杀伐之气今安在？
这种风光柔媚的地方难道曾经有湖匪出没？
我闭着眼听了片刻风的声音，然后回到房间，开始写日记。
我十分迷恋战争的故事，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