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风光柔媚的地方难道曾经有湖匪出没？
我闭着眼听了片刻风的声音，然后回到房间，开始写日记。
我十分迷恋战争的故事，尤其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那一系列的战争，因为每每读着这些故事和想着那些事，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因为他参与了其中很多场战斗，也因为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我讲这些事情，直到我十三岁时他去世。
现在我能够想像，父亲讲那些故事的目的和心情，因为我现在几乎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在我面对死亡的邀请时，有两个人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是我前面写到的那位可敬的百岁老人，而另一个就是我的父亲了。
在父亲34岁那一年，他动了一次心脏手术，主刀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心外科专家，他说，手术成功的概率不高，但如果成功，病人最多能活20年。
54岁，父亲准时走了，像去赴一个约会。
那“魔鬼”医生的预言竟是如此之精确，连一点想像的余地都没有。
在跟癌症拚搏的岁月里，这个事实时时刺激着我，不知有多少次，我几乎愤懑得要喊出声：到底是什么附在我们父子两代身上，让我们在人生最精彩的乐章停顿，去开始死亡的倒计时！在我们的事业刚刚开始展开，在家庭经历了动荡驶向静静的港湾的时刻，要抛开这一切，抛开这种种美好，去为黑色的丑陋的死亡准备祭礼。
在我与父各自的年代里，我们都得到了社会和朋友们的高度评价，我们都真诚做人，极刻苦地学习，为什么上帝选中的是我们，这是一个实验吗？如果是，我发誓，哪天我上了天堂，我会把那实验室给砸了。
在父亲手术后数年，我方才来到这世界，度过了童年之后，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医生的预言。现在我是多么感激父亲给我的那个快乐的童年，没有一点死亡的阴影，甚至没有一点仓促，父亲对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对于这个他得之于中年，寄于厚望的幼子，始终威严而平静却并不缺乏慈爱。要做到这一点，付出的真不知是什么样的代价，我相信这世界经过这等考验的人并不多。
父亲的经历是我化了不少时间才陆续收集起来的，因为有很多事在当时是不能讲的，讲了我也不见得能懂。
父亲生于上海郊区南汇县的一个小镇，据说曾是大姓望族，但那一带几乎家家有这个说法，也不见得能当真，我相信小康是有的，因为那儿是真正的鱼米之乡。不过父亲并没有在那个富足的地方享受他的童年，家庭的变故，日本人的轰炸使得父亡母改嫁，他背着小包袱皮，只身一人去投奔上海的亲戚。
那一年，他6岁。
我的家乡离上海市区约40公里，前两年回乡扫墓，我开车用了半个小时就到家了。我开着车，望着公路两边金黄色的油菜叶田，心中无限感慨：一个6岁的孩子，还要背着他的行李和作为给亲戚的见面礼的十斤大米，他是怎样走完这段路的，他走了多久？
亲戚也是穷亲戚，寄人蓠下的故事都是一样的，6、7岁的父亲竟然凭了他机灵找到了一份工，而且还是做咖啡馆的侍应，真不知道他是否有什么特殊才能。
十年时间，父亲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他在上海这样一个居不易的城市里养活了自己，二是他居然学会了看书报，记账，还能写一般的文案书信。
16岁那年，他决定不再呆在上海，他又一次“走”回家乡，在一个下着雨的冬夜，悄悄登上停在海边的一条小木船，当兵去了。
到了那里知道，那支部队叫新四军。
部队里的是我听父亲讲了很多，但留下最深影响是关于冬笋的事。父亲说，有一年，他们遭人围困，在浙江的一座山上转了两个月，几乎没有吃过别的，只有冬笋加盐。从此以后，父亲一辈子没吃过任何笋，也不怎么喜欢竹制品。而冬笋是当年的我心目中的美味，我记得当时好生羡慕那冬笋加盐。
解放时，父亲放弃了提职当团长的机遇，选择了回上海。而父亲那个团不久又整装出兵朝鲜，全团尽墨，无一人生还。
他带枪回到了曾经苦苦挣扎过十年的上海老城厢，一边等待组织安排工作，一边谋划娶妻安家。父亲选择了他当年的房东的大女儿，成份不好，但心地极善良的妈妈。
后来父亲进了一家造纸厂当领导，有一份颇优厚的工资，于是开始有了我们，先是两个姐姐，再是我。
尽管死亡的危胁早已高悬，父亲却仍然向我展示他是如何热爱生活的。我们父子俩几乎每星期天去一场电影，这在当时是奢侈的。父亲从不吝于饮食的开销，也许父母的工资在当时算很高，我印象当中总是吃得很好。有什么新的家用电器，父亲总是很热情的尝试者，50年代，我家就有配上10英寸喇叭的收音机，70年代，父亲买了一架9英寸的电视机，然后对我说：过十年，看19寸的，彩色的。
夏天，那是故事的季节，父亲一般不愿在大街上纳凉，于是我便在房间陪他，听收音机，听父亲讲故事。有一次我问父亲亲手杀死的敌人是否有一个连，父亲脸上那种痛苦和责备的表情令我终生难忘，他沉默了很久才说：“都是中国人，都是老百姓啊！”同时，他又对我讲了很多，想让我明白真正的“勇武”是什么。
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天，我从哭泣的大街回到家中，已是点灯时分，但父亲依然在幽暗中坐着，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看见我回家，父亲很严肃地把我叫了过去，问我大街上的情形，然后叮嘱我在这样的时刻，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话题和神情都像面对一个大人在讲话。从那以后父亲就经常给我们讲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我的两个姐姐大我很多岁，所以她们对此的感受要更深一点因为身体的缘故，父亲放弃了多次升职的机会，但我没看见他对命运抱怨过什么。对于病痛，他时时在用一个军人的毅力和坚强在抵抗，谁能想像，一个彻夜难以入睡的重病人，在每天早晨起床时，他的被子竟然是整齐得如无人睡过的一样……
而对于那个把6岁的他赶出家门让他自生自灭的母亲，他依然月月寄钱赡养，从未有一个月的停顿。
有其父必有其子乎？
我们的悲剧似的命运何其相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一脉相承，对家庭的责任感一样使我们备感沉重而又勇气倍增，对于病痛，我们一样耻于退让。
我真想问女儿，老爸是否留给你足够的精神财富？但想到这样的问题不会有答案，也只能作罢。
因为，我也是在此刻才有了全部的答案，关于父亲留给我的财富。
母与子
2000年8月11日 天气：阴
母亲跟我同属相，大我三匝，36岁那年生的我。
以常人和小说家选择的标准，母亲的一生应算是风云变幻，历经坎坷的，但我作为她的儿子，却几乎从没感受到母亲对此有所表示，家庭生活受到什么影响，她只是极平和地与我二姐生活在一起，以她自己的方式。
过去我一直以为我身上绝大多数的气质来自父亲的遗传，像那种对环境的适应、对知识的领悟、和军人般对痛苦的承受力，但病痛折磨之下，我却越发明显地感受母亲给我的种种，像隐性的基因，在关键时候显现。
母亲一生的前二十多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小姐，她的父亲既是上海帮会里有一定辈份的黑道人物，也是上海众多白手起家的商人之一，虽然他同时有几房妻子，但母亲大小姐的地位倒是无可憾动。
我的外公四兄弟在本世纪初就跑到上海了，那时上海的消防车是用马拉的。外公是老二，老大就是我前文提及的那个活了105岁的可敬的老人。那个年代的上海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而发生了什么连母亲都一无所知。反正外公在上海买地置业，有不少的买卖，与黄金荣等黑道大亨过从甚密，还能说流利的英文、日文，而来上海之前，他是个文盲。
母亲很平和地做她的大小姐，读了一点书，能看会写，但除此之外，并未留下什么痕迹，唯有一点就是母亲从没有像其他上海妇女那样成为理家高手，很多家务活她是在退休以后学会的。
解放了，肃反了，外公跑去了台湾，昔日的大小姐一下子变成了衣食无着的社会青年。她平和面对，不像我的舅舅们要承受放弃德国狼狗和兰羚自行车的痛苦。母亲去街上扭了一阵子秧歌，便投入寻找工作的人流中。
挎着枪回到家乡的父亲与母亲结了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庇护了这个家庭，母亲也找到了正式工作。
但平静的生活没维持多久，母亲又开始为父亲的健康担忧和奔忙了。看着妻为我天天忙碌，我不难想象那时母亲的艰辛，拖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做饭用煤炉，出门无车，买菜跟抢似的，还要承受纺织厂三班制的工作。
我几乎没有听到过母亲关于这段生活的回忆，倒是听说了她打了无数个入党报告，但没有如愿，即使她光荣地当上了上海市劳模，原因简单：成份不好。
台湾的外公不停地寄信来，每到这样的时刻，我就听到父母亲在半夜里争执：“这是家信”
父亲：“现在是家信，运动来了，谁知道是什么？我不缺钱，查无此人，退回去。”
外公每次寄的信里都有照片或几百港币，但他一定失望了很多次，因为我在箱子里看见一大堆退信退款的凭证。
几十年前，做一个中国的母亲真是不易啊，要用短缺的供应维持家庭的美满；要在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送他去当一个农民；要在读书人抱头鼠窜的世道里让孩子们好好念书；要在紧绷绷的日子里留出一小段松驰的时光，叫做过年……
好不容易这一切眼看着过去了，父亲又在预言中走了，母亲要独自负担念大学的儿子，好在那时柴米不如现在的贵，泡女朋友也不用去酒吧，母亲堪堪可能负担念师范的我。
很多事情是我现在才想起和体会到的，因为母亲平和的处世态度，使我们很少在当时就感受到那份艰辛和痛楚。
现在母亲不再承受生活的压力，除了我的病，她还是很安祥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极认真地参加老年大学、读报小组，对各种健身方法都很迷恋及精通，尤其是脚底按摩，母亲为我做过几次，我感觉十分专业。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子必如其母。
我真的感谢母亲给了我平和的处世哲学，让我能够从容面对如此凶险的风浪。
姐与弟
2000年8月12日 天气：多云
昨天花时间整理了一下已经写完的东西和发表了的文章，因为有几个地方同时在连载，怕搞乱了对读者无礼。同时还整理了网友们的帖子。网友的文字我是不敢每天看的，每看一次，我都需要化很多时间平静自己，只有妻在一天的辛劳之后还每天看至深夜。
意外地，在网上，我看见了两个姐姐挂的帖，一个从上海，大姐在深圳。我们保持着经常的电话联络，但她们并没有说起会像其他网友一样跟帖的，尤其是深圳的大姐，在我写日记之前，她是连怎么开机都不知道的，真不知她费了多大的周折才上网的。
姐弟情深。
照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