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惠普领导层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观点非常刺耳。惠普是由缺乏想像力的工程师构成的，这里不是兴高采烈的改革狂想者的温床。然而随着“新经济”的传教士把自己的观点散布到整个美国和世界各地，有两项深刻变革是惠普所不能忽视的。在股票市场，投资者甚至把最偏激的新经济理论也看作必将实现的预言。利润率和资产负债表稳定性的老标准被摒弃。“进入”新经济的公司被视作最好的投资对象，无论它的股价攀升到多高。那些在言谈中不能将业务同新经济有力地联系起来的公司被看作是老掉牙的化石。由于在股市上受到的待遇如此不同，公司纷纷重新调整自己的领导层。它们提升那些宣传能力和编故事能力更出色的人，把他们视作这个华而不实的新时代的天生领袖。
兴高采烈的乐观态度与技术专业知识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全国的典范是美国在线的首席执行官斯蒂夫·凯斯和思科公司的约翰·钱伯斯：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推销员，知道如何令公司的产品看上去难以抗拒。
如果不存在卡莉·费奥瑞纳这个人，新经济也会创造一个她。她是电信行业中最闪亮的人物：聪明，漂亮，而且非常善于说服别人。90年代末，她是朗讯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但她真正推销的并不是电话交换机。她推销的是关于希望和梦想的全景式故事。她是名副其实的奋斗者，一年一年地改善自己的生活，并以自己的热情感染她的顾客、同事和上司。她甚至让贝多芬为自己服务。正如她在一次采访中所解释的：“他的音乐热情奔放，震人心弦。你可以从中听出他努力奋斗并最终实现自己追求的过程。”
卡拉·卡尔顿·斯尼德1954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卡莉”这个绰号是大学时起的，费奥瑞纳则是她1985年第二次结婚后所得的姓氏）。她成长在一个从所有事物中发现戏剧性的家庭。她的母亲马德隆·于尔根斯·斯尼德是一名肖像画家，她从女儿4岁起就开始为她画像。她的父亲乔瑟夫·斯尼德是宪法专家，他在60年代末匆匆赶到加纳，成了世界上最权威的加纳宪法专家之一。他的三个孩子跟随这一系列旋风式的旅行，因此曾在三个大洲的五所不同学校学习。费奥瑞纳说：“这会让你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我一直是受排斥的外来者，但我学会了不再害怕当外来者。”
费奥瑞纳很晚才对商业感兴趣。在斯坦福大学，卡莉·费奥瑞纳的专业是中世纪历史。她最喜欢上的是一位研究生毕业才两年的性格粗犷的年轻男教授的课，这门课需要每周读上百页的中世纪宗教著作，然后把这些内容用两页纸的篇幅提炼出来。费奥瑞纳后来说：“这需要剔除内容中所有的水分，浓缩到只剩下精华。”关于阿奎那、培根和阿拉伯尔的知识在她其后的生命中只是偶尔用到，但提炼浓缩的本领却非常有用。后来，费奥瑞纳成了美国企业最著名的标语口号设计者，能够在一小时之内想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句子。
费奥瑞纳的父亲希望她成为一名律师，因此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学习了一学期。她说：“我对这些课程毫无兴趣。我每天都感到非常头疼。”不久她就放弃了这里的学业，游荡了一两年。她在一家很小的房地产公司当过接待员，在意大利教过英语，还有了一次失败的婚姻。1978年，她进入马里兰大学商学院学习，但此时的她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发展方向。
两年后，她开始进入AT＆T公司当实习经理。她的第一个任务是把长途业务和电话设备推销给美洲人部落。这是一项困难又乏味的工作，而且接下来的几项任务也毫不比这轻松。但她下定决心要成功，因此有时候干到凌晨3点才睡觉，在餐桌上还不忘制定每周计划。90年代初，美国科技公司总裁鲍勃·诺林负责芝加哥的市区电话业务。他对AT＆T越来越感到恼火，因为出现了一系列持续好几个小时的电话交换中断。他得知费奥瑞纳是AT＆T公司这个地区的上层管理者，因此决定“给她点颜色看看”。她承诺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并告诉他“这是我从您这么重要的客户那里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因此我们之间一定缺乏联系”。诺林感到很受恭维，敌意顿时冰释。第二天，费奥瑞纳坐飞机来到芝加哥，听诺林介绍详细情况，并迅速改变了AT＆T处理美国科技公司用户的方式。就这样，AT＆T解决了他的问题。正如诺林后来所说的，“卡莉变了一场奇妙的魔术。”
第三章 给我一个机会！费奥瑞纳让朗讯科技上市
1995年9月，费奥瑞纳进行了最后令她享有盛名的活动：让朗讯科技上市。这家12万员工的电话设备公司即将从AT＆T中分离出来。公司高层人员需要准备好财务文件，把它们发往美国和世界各地，引起投资者对这只新股票的兴趣。高层中其他人打算把这家剥离出来的公司定位为长达119年的AT＆T传统的坚定继承者。但费奥瑞纳认为这是错误的，惟一的希望是把它重新定位为某种新事物。她把公司命名为朗讯（英语中意味“光亮的”），希望让人联想到日出、胜利和高瞻远瞩的领导者所带来的光辉。她连续几周与律师们讨论在官方文件中如何定义公司的基本业务，直至他们屈服了，采取了她的表述方式。朗讯不再是保守的电话设备制造商，而是一个新行业（通信网络）的开创者。各种区别似乎很难解释，但却至关重要。这样她和两个老同事，朗讯董事长亨利·沙赫特和总裁里奇·麦克吉恩，就有一个“我们与新经济”的故事可以向全世界讲述了。
1996年3月，费奥瑞纳、沙赫特和麦克吉恩开始在很多城市进行巡回宣传，力争从投资者那里募集27亿美元。当他们开始行动时，失败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但随着这3位公司首脑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在伦敦，高贵的17世纪建造的市政厅里挤满了赶来听取朗讯故事的证券经理人。当巡回宣传进行到苏黎世时，这里没有一个场所可以容纳全部听众。人群越聚越大，吸引了苏黎世金融区的所有游荡者和路过者。几天后他们三个人匆匆来到波士顿。起初他们只打算招待一场小型、非正式的早餐，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来自众多金融公司数以百计的财务管理者蜂拥来到波士顿海港饭店。他们都要求挤进这里的早餐室。
投资朗讯的银行家杰夫·威廉姆斯后来回忆说：“我们有了一个好故事，而且我们讲得非常精彩。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卡莉。”卡莉最明智的行为是力主采用一个大胆的公司徽标：一个匆匆用红油漆画出来的圆圈，但因为油漆用光了而出现了白色断痕。后来这成了具有号召力的朗讯标志，它传达的意思是企业原动力是如此的崭新和大胆，以至于人们没有时间把缺口补上。AT＆T决不会选择这样的标志——而这正是关键所在，说明朗讯按照明日企业的标准重新改造了自己。
讲台上的费奥瑞纳迷住了所有听众。多年之后，严肃的投资专家仍然记得朗讯上市那天她身穿鲜红色套装的样子。他们记得她的微笑、她的手势，尤其是她邀请人们进入她所设想的迷人未来的方式。她在演讲中有效地运用数字，说在通信设备市场上有1000亿美元的增长潜力在等待朗讯。这个数字如此庞大，她相信这令通信设备网络比因特网更富吸引力。但她的演讲魅力在结尾处达到了高潮——这时她抛开了所有一切，只用她的自信来感染人。在纽约的演讲中，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看我们的吧！”这句话令一部分投资者下定了决心。
费奥瑞纳不仅富有魅力，还会创造一种很有感染力的淘气的幽默气氛。有一次，在一位同事对投资者演讲时，她大胆地哼起了一首60年代的流行小调——“向上，向上，远远高飞（《我的漂亮气球》）”。演讲的同事皱起了眉头。因为费奥瑞纳刚刚结束了自己的简短发言，正坐在台上距离他四英尺以外的地方，因此她令他无法集中精神。但几个月后，这名同事——朗讯的审计员吉姆·卢斯科——却开始引用费奥瑞纳常说的口号了，例如“为自己梦想一个大胆的未来”。他很有理由开心。朗讯的巡回宣传大获成功。投资银行家投入了超出预期的30亿美元巨款，朗讯的股价首次公开上市交易就不断上涨。1996年结束时它的股票涨了92％。
朗讯的形势越好，费奥瑞纳就越大胆。朗讯上市几个月后，她对《明星录》记者说，从AT＆T分离出来就像“原子的裂变。它释放了巨大的能量。”电信行业的老前辈们看着她的所作所为，抱怨说她“冲得太快了”。她令他们联想到在能见度只允许车速达到60英里的晚上，一个人在曲折的高速公路上把摩托车开到了90英里。但她的支持者认为，能够在勇敢和莽撞的分界线上正确行动正是她的魅力之一。投资银行家杰夫·威廉姆斯说：“有人嫉恨她的成功。但她的魅力却化解了这些嫉恨。”
费奥瑞纳是如何成功的？通常，具有公众魅力的人拥有非凡的戏剧细胞，他们把自己看作一场永不落幕的善恶斗争中的中心角色。费奥瑞纳通常在必要的时候能把这种心态控制得很好。但198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课上，几名同学却看到了她内心的另外一面，深感难忘。在一次选修课上，学生们正在读《安提歌尼》，准备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场题为“生活中最艰难的抉择”的课堂辩论。大多数学生认为这部索福克勒斯的名著是一场难以忍受的悲剧，女主人公因为不肯在专横的国王面前放弃自己的信仰而被迫选择死亡。他们讨论的焦点在于她放弃了妥协的机会。但费奥瑞纳不这样看。她表示安提歌尼的勇气令她很受鼓舞。同学丹·海斯回忆说：“卡莉从非凡的高度讨论这出戏剧。她认为这个讲述一个人把世界的责任担负在自己肩上的故事几乎是她的自传。我曾经为此嘲笑过她。我把她戏称为安提歌尼。”
作为朗讯的管理者，费奥瑞纳把这种激情带到了日常的工作中，而且也令她看起来富有英雄色彩。随着她的事业蒸蒸日上，她成了朗讯公司出镜率最高的发言人，常常对公众进行以“通信革命”等为主体的演讲。讲稿大多是由内部的演讲撰稿人准备的。尽管她对他们的大部分工作表示满意，她还是会加以修改，抹去哪怕最轻微的怯懦痕迹。她到一个城市之后不会说：“我认为，获取新信息的渠道将无所不在。”她会修改讲稿，让它具有礼拜布道的权威和简约风格：“一个世纪之前，电话改变了世界。它改变了我们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如果早生20年，作为一个女性，费奥瑞纳可能在巨大压力下被迫隐藏所有令她如此杰出的性格特点。但她事业起步的时候正是女性进入大公司的渠道开始畅通的时候。在AT＆T和朗讯公司，有些守旧的男人仍然在办公室里贴满《洛奇》（由史泰龙主演的一部以男性为主角的动作影片——译注）的电影海报。他们都长着“钟形脑瓜”——这是费奥瑞纳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