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中，它的股票却几乎没有上涨。华尔街分析家开始把惠普看成一个糟老头，认为其60年历史正是它发展的障碍。太阳微系统公司傲慢无理的首席执行官斯考特·麦克尼利对他们的说法大加鼓励。普拉特回忆说：“太阳微系统公司公然与你针锋相对。如果你远远落后于它，你就会挨揍。”
惠普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普拉特竭尽全力变得强硬起来。1998年初，在加利福尼亚召开的周末经理人会议上，他一开始就愤怒地指出，公司利润已经连续五个季度低于华尔街的预期。普拉特要求所有200名与会者在下周一之前写出自己打算做的两项改善。那个晚上普拉特浏览了交上来的计划书，却变得更加恼火。他愤怒地说：“你们根本没听明白，是不是？我希望从你们那里得到更加连贯的改革方案。”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勇敢的爆发，但却已经无力回天了。6年来他一直在培养惠普的温情一面，到这时除非员工和经理们经过讨论并集体同意采取新的战略，否则大家都不愿贸然行动。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普拉特也许还试图用嘘声吓走落下的海鸥，但只是徒劳地引起一阵骚动而已。他已经没法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急于重振惠普的普拉特想到了把公司一分为二。从个人角度来说，同太阳微系统公司和戴尔公司竞争已经令他疲惫不堪了。但是与此同时，他还必须盯住十几个小型市场——从芯片设计到生命科学，这些市场关系到公司的仪器业务。那么何不把负责仪器部门的4万员工分出去，让他们作为一家独立的新公司的成员，在自己老板的带领下另寻出路呢？剩下的8。5万名惠普员工将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公司，把主要精力放在计算机和打印机上。惠普可以从一家庞大公司变为两家轻装上阵的公司，每一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捷径。普拉特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后来说：“很多方面都可以证明它切实可行。”他让麦肯锡公司的经营顾问研究细节，他们的答复也很乐观。公司分开不仅前景光明，而且会立即令惠普的股价提升。投资者一定会将惠普与AT＆T公司作比较，后者1996年把它最陈旧的部分剥离出去另行组建为朗讯技术公司，从而成为股市新宠。
综合各个方面，普拉特看到的只有好处。1998年年中，他向惠普董事会提出了这个想法。有些董事，例如比尔·休利特的儿子沃尔特，一直在考虑资产分派的可能性。有的董事，例如迪克·哈克博恩、杰伊·基沃斯和萨姆·吉恩（一位精明的电信经理），很快就看到了这个想法背后的可行性。最激烈的反对者是戴夫·帕卡德之子戴维·伍德利·帕卡德，他认为如果公司主体与具有60年历史的仪器业务脱离，整个企业都会受到打击。当他听说“惠普”这个名字将留给电脑和打印机部门（因为它在这两个市场的品牌价值最大）时，他再也无法按捺自己的愤慨。在董事会上，戴维·伍德利·帕卡德一直指着仪器部门说：“这才是真正的惠普！这才是这个名字应该留下的地方！”但他无法说服任何人，因此戴维·伍德利·帕卡德决定退出呆了12年的董事会。没有人试图挽留他。？
尽管普拉特没有明确表示，但在他最初提出的资产分派计划中，似乎是由自己继续在瘦身后的惠普担任首席执行官，由仪器部门负责人内德·巴恩霍尔特出任分离出去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然而，1999年1月在帕洛阿尔托召开的董事会上，董事们提出了另一种方案。一年前令他们担忧的公司的发展停滞如今更加恶化。公司现在已经连续9个季度低于华尔街的利润预测了。1999财政年度第一个季度的收入只增加了1％。公司的股市表现已经从不妙变为凄惨。董事杰伊·基沃斯递交了一份20家高科技公司最近股价趋势的表格。惠普被远远落在最后。董事们公然发问：“惠普的最高领导者是否合格？”
就在不知不觉中，普拉特为董事们提供了反对他所需的全部弹药。里克·贝卢佐离开后不久，普拉特请一位著名行业心理学家理查德·海格博格对惠普领导层进行深入的个性评测。普拉特回忆说：“我们让他帮助领导成员——包括我本人在内——更好地了解自己，看我们是否能形成一个更和谐的团体。”海格博格全力进行这次评测，与公司高层领导人探讨他们对彼此的看法，并进行复杂的性格测试。领导者们手握铅笔，用两个小时对各种问题答“是”或“否”，这些问题包括“我永远不会把钱花在洗蒸气浴上”或“如果有人不小心用烟头烫着了我，我一定会对他说”。
普拉特接受了海格博格的全套访谈和测验，然后让董事会成员看了结果。结论令惠普董事会中残余的普拉特支持者们感到失望和不快。一位董事说，它把普拉特描述为“优秀的经理人，但不适于做领袖”。董事们深入讨论这个结论，把长期以来存于内心的担忧摆到了桌面上。他们坦率地对普拉特的个性描述发表意见，不再是半遮半掩地表达疑虑，而是直接提出批评，要求立即引起重视。一位董事回忆说，随着这些言论在不同场合的出现，“这些董事开始令普拉特怀疑自己的能力了。”
最后，这种状况在一次董事会议上发展到了顶峰。根据当时的惠普董事会总顾问兼秘书杰克·布莱曼的回忆，资深董事约翰·费里把普拉特拉到一边对他说，仪器部门分离出去之后，惠普最好另找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曼说：“每个人都说得很委婉，但很明显，其他董事们都不再看好普拉特了。”随着讨论的继续，布莱曼发现迪克·哈克博恩对卢·普拉特的表现的评价最不留情面。
普拉特先是感到震惊。他提出如果其他董事不希望自己继续担任首席执行官，也许他可以放弃这个职务，只保留董事长的头衔。他建议说，惠普服务部门的负责人，40岁的安·利弗莫尔，也许可以成为称职的新任首席执行官。然而其他董事并不买账。他们已经不再信赖普拉特制定战略决策的能力，而且他们认为让他继续当董事长不能解决问题。此外，尽管人们认为利弗莫尔是一个极具潜力的管理者，但很少有董事认为她足以担当起领导整个公司的重任。
最后，普拉特终于明白了董事会的意思。他回忆说：“到那时，我清楚地看出事情会如何进展。还有什么好争的？反正再过一年我本来也要退休了。因此我想这正是移交权力的好时候。”1999年3月初，惠普宣布拆分为两家公司。内德·巴恩霍尔特真的被任命为分离出去的仪器公司（后来命名为安杰伦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惠普公司则寻找新的首席执行官，这是惠普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其他公司寻找候选人。普拉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尽量让事情听起来顺理成章：“我就快58岁了，因此应该找一位继任者了。”正如他所希望的，惠普股票因公司拆分的消息而大幅上涨。当天的股价达到了68。63美元每股，上涨2。75美元。
现在董事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整个90年代里最激动人心的问题上：为惠普选择一位完全不同的领导者。几天之后，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搜寻活动即将郑重开始。这需要一个领导者搜寻公司来彻底筛选并进行面试，需要选出三、四名董事参加搜寻委员会——因为委员会将做出关键性的决定。这还需要写出一份机密的工作要求，让参与搜寻工作的人知道他们需要寻找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惠普董事迅速行动，任命杰夫·克里斯琴（克里夫兰的克里斯琴－蒂姆伯公司的老板）负责搜寻行动。他们组建了搜寻委员会，由常设的提名委员会的主席萨姆·基恩率领。约翰·费里是委员之一，因为他管理大公司的多年经验会有所帮助。搜寻委员会剩下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席位留给了两位90年代初竞争首席执行官位子的老对手——卢·普拉特和迪克·哈克博恩。普拉特要求加入搜寻委员会，其他董事同意了：因为他对自己的离任处理得非常好，而且似乎也是对候选人进行首轮面试的最佳人选，可以检查他们如何理解惠普在世界的地位。哈克博恩没有申请加入委员会，是在其他董事的请求下加入的。因为在14名董事会成员中，哈克博恩对惠普所面临的战略挑战和机遇的理解最为深刻。7年前，哈克博恩拒绝担任惠普首席执行官，这个决定改变了惠普的命运。如今他将参与选择由谁（很可能是公司以外的人）执掌公司大权，再一次决定公司的未来道路。
搜寻工作几乎已经准备就绪了。然而，杰夫·克里斯琴及四名委员会成员需要制定出他们理想中的候选人的标准。他们需要的是来自计算机行业，而且具有惠普传统所要求的所有能力的人才。有一段时间，这似乎是合适的搜寻方向。然后，几乎不约而同地，搜寻小组的成员开始讨论更加大胆的方法。“一名出色的运动员怎么样？”克里斯琴问道。四名董事都接受了其中所暗含的意味。
过了不久，克里斯琴拿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要求。丰富的计算机专业知识不再是必需条件。相反，他的任务是找到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者”。他的选择范围宽泛了许多，只要他发现有人了解复杂的大型企业，有人对新技术有不俗的想法，有人能在市场撑起惠普的品牌就行。他需要找到能够继承公司的主体文化同时具有紧迫感的人，找到能够把公司发扬壮大，充分利用因特网时代的新机遇的人。这些都是很高的要求，而且卢·普拉特还有一个额外条件：他希望这个人有明星魅力：能够令整个世界为之倾倒，令惠普的对手们艳羡不已。
普拉特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你更倾向于选择公众形象好的人。这是当今时代的游戏规则。”
第三章 给我一个机会！美国人正在为一种观点感到震惊
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正当惠普开始走向衰落时，美国人正在为一种观点感到震惊，即高科技繁荣的结果将远远不止于制造更快更先进的设备。专家认为，所谓的“新经济”正在剧烈改变着大多数基本的商业规则。当一个人购买电脑，使用手机，或者登陆因特网的时候，就意味着他进入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未来——在这里，高科技行业的战略转变将有力影响到各个商业领域。电脑和通信服务的价格迅速下降将引领消费者进入一个资源无比丰富的世界。物价上涨和物资紧缺将永远消失。网景浏览器Netscape的大量采用和Hotmail免费电子邮件服务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在这个时代，大多数杰出商业大亨是通过免费提供其产品而取得商业成功的。电子邮件和传真的交流方式大受欢迎，这将很快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汽车、农业、钢铁和石油公司的地位。《怪异》杂志主编凯文·凯里1997年声称，网络行为将成为“经济活动的全部”。
对惠普领导层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观点非常刺耳。惠普是由缺乏想像力的工程师构成的，这里不是兴高采烈的改革狂想者的温床。然而随着“新经济”的传教士把自己的观点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