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抬起眼说了声“没”，但是声音里明显带着揶揄的口气。“我才不‘担心’周六呢。”
“但是你也不期待。”
他犹豫了一下。“不期待，”然后小声说道。
“想谈谈吗？”
“不是很想。”他口气更软了。
“你不想和爸爸过周末吧？你不必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你知道的。”
“我知道。我不知道。没事。就是……”他越说越没声了，“他为什么老那样呢？”
“因为这就是你爸爸。”这句话没什么意义，也无济于事——他们俩都清楚。“我们都有自己的盲点，你爸爸——”
“嗯，我知道。这就是他。”他重新把脸对着书，说了一句：“但是我厌恶他这样。”
第三章反恐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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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反恐问题上，最大的难题就是怎么确定究竟该追查什么该忽略什么。每天都有堆成山的情报放在面前，但是其中大多数都是碍眼的杂音而已：插科打诨、支离破碎的电报和耸人听闻的谣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无用功。
然而，一旦错放一小段信息，那么后果就可能是无法估算的。对于任何一个职业情报人员来说，如果遗漏任何一点导致恐怖主义行动的信息，先还别说来自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压力，他（她）从此就会为一条人命——甚至成百上千条生命——因为失职背负沉重的歉疚和道德包袱。
泰勒现在的事业和他自己的一些才干是分不开的：从和任何人都能相处、到敏锐（但常常深藏不露）的洞察力、再到不赖的高尔夫球技。然而，在这些才干中最重要的却是他的某种直觉：一种将情报官僚和职业情报家分开的东西。他的直觉告诉他说诺阿威克是对的，CIA是错的：一起严重的恐怖主义行动计划正在酝酿中。
和诺阿聊完没多久，泰勒就招集了手下两位最得力的副官，罗素厄门和克莉斯丁；维嘉尼。这两个人都是反恐分析师。然后他给他们大致讲了一下NSA的电话片断。厄门肩膀圆实，三十出头就从明尼苏达调了过来，现在是个操作分析师。维嘉尼年纪要大几岁，现任情报分析专家：身形小巧，打扮简洁，黑头发，性格内向。两个人大量地记着笔记。
“鉴于我个人不能介入的原因，这件事情只能限于在这间房子里面讨论。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支开部门和局里的头儿单独会见你们的原因。现在我要搞清楚的是米德堡德人有没有在他们的单子上添名字——现在有汉里奇福斯特，还有爱尔金。罗素，你能把可能的音译词列一个单子吗？”
“好的，”厄门说，“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插手这件事，怎么问NSA呢？”
“这个我来处理。这就是我的任务了，交涉部分。你们负责的是重头。克理，你去查一下福斯特。让肯达或者温迪在电脑上做一个全面搜索。最好叫温迪做。她很擅长德语、各种拼写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和你们在德国奥地利那边的关系联络一下，看看能找到什么。”
她点点头，在纸上画了几笔。“我试试，”她说得不是很肯定，“不过我肯定这不是他的真名。”
“嗯，看看能找到什么吧。别忘了我们自己的人。也许有人知道什么，只要知道爱尔金和曼哈顿银行的就去聊聊。分局探员、转录师、甚至在阿布克克分局的洗车工都不要放过。”
“那怎么做？”维嘉尼有点为难了。
“温迪，计算机小妹，可以帮你。只要我同意，她可以打开一个秘密搜索参数。”泰勒见她还是不明白，加了一句：“她会告诉你的。基本是这样的，只要有人不管在什么时候进入局里的数据库，中心档案上就会留下记录，包括要求搜索的内容一类的。现在，你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明天早上把文件放在我桌上——所有恐怖分子嫌疑人的名单。”
“你在开玩笑吧，”厄门说。
“尽量，好吧？我要所有的嫌疑人，雷达上的也要。任何一个留下记录的都要。从国外的开始找。
“哇，”厄门问，“你的意思是说，所有活着的。”
“所有符合的，”泰勒不容讨论地说，“放在我桌子上，明天早上。”
第四章婚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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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嫁给彼德科洛林随着时间越来越像一个迷。当初她嫁给他的原因很简单：他把自己的肚子搞大了。可即使那样还是有几个问题没弄清楚：为什么自己要把孩子留下来；为什么就因为他把自己肚子搞大了就非得嫁给他；还有最大的问题是，自己是怎么第一眼就看上他了呢？
确实，他有一张明星般英俊的面容，拥有健美的身材，还有那散发着男人味儿的金发和微笑。所有这些在五分钟之内就能让她完全沦陷。然而，一旦深入了解之后，就会知道彼德有多粗鄙、专制和猥琐。当然了，只要他愿意，他还是可以装出拥有无限魅力。
他们两人的结识是因为FBI一桩不是很大的案子。当彼德第一次叫莎拉出去的时候，她立刻就答应了。她对自己说，这个人跟我不一样，可这是件好事。她一直都太过分约束自己了，甚至可能都沾染了一些老女人味道了。他们的性生活刺激得让人兴奋不已。莎拉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消魂的感觉。可惜与此同时，他们也常常吵架。彼德的脾气就像火山爆发来得快也去得快，然后两个人又重新在一起。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过着，直到有一天莎拉发现自己的例假时间推迟了，她到药店买来测试纸证明了自己的疑虑。过山车停住了。
她甚至来不及考虑堕胎的事情；她不敢相信事实。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考验过自己的道德底线。
彼德想要结婚。尽管自己心里有个很大的声音不住地在反对，莎拉还是在几天之后跟着彼德到波士顿市政厅领了结婚证。他们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搬到了一起，只是依旧吵吵闹闹。而且，他也知道怎么让她越来越哭不出来。
可是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本性难移的彼德就开始有了外遇。先是一个朋友的妹妹，然后是在酒吧遇到的一个叫丽察的秘书，后来竟然同时跟两个人鬼混。
刚开始的时候，莎拉总是从自己身上找错，觉得是因为自己太专注于工作所以还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好妻子。彼德工作的时间当然也很长，只不过莎拉的时间更长。她从来没想过：如果一个男人工作努力是因为有野心，那么如果一个女人工作努力就可以说是太粗心。一天在两人又拳脚相向之后，彼德发誓会结束外面的风流韵事。面对他哭求着说一定会悔改的样子，莎拉终于还是心软了。为了还未出世的孩子，她决定再一次重新挽救自己的婚姻。
一天早上五点钟，莎拉怀着七个月大的杰理德在没有提前通知地情况下回到家里——整个人蓬头垢面、精疲力竭。为了一桩稀有金属店的案子，她忙了一整晚，这家店位于罗德岛克拉斯顿街，专门为梅德林毒品中心洗钱。她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生怕打扰了“熟睡”的彼德，结果她却发现这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正躺在自己的床上。
彼德搬出去几天以后，她就亲眼见到这个男人揽着一个女人从珀特广场的小吃店走出来。生完杰理德几个月后，莎拉接到一个任务——去德国帮助调查1988年苏格兰泛美103航班洛克比空难事件。这时和彼德分开已有好几个月的莎拉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她抱着儿子离开了波士顿。调查局需要会说德语的女调查员；正好她也想学一些有关反恐的知识。而且，莎拉在新探员学校里学习的时候有过一课反恐教程，所以了解基本的常识。被派往德国之前，莎拉还专门在匡提科接受了几个星期有关反恐知识的集训。虽然要带着一个三个月大的宝宝到国外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总比和彼德待在一个城市容易多了。
莎拉和杰理德搬到德国时，离婚终于成了定局。只不过根据监护协议，莎拉还是得和彼德住在一个城市。没办法，1991年她带着儿子回到了波士顿。
奇怪的是，彼德后来竟然开始对这个小男孩突然产生了兴趣。从此，她和彼德竟然变得相安无事起来，甚至偶尔还能互相帮一点小忙。当然，事实上和其他离婚的夫妻一样，他们对彼此都没有什么好感。
其实彼德介意的并不是和莎拉离了婚，他只是抱有一种病态的嫉妒心理。只要发现莎拉开始和某个男性走得近了，他就开始以保护杰理德做借口想方设法地搞破坏。
莎拉有过几个交往的对象，可是每次他们都会遭到彼德和他执勤的伙计跟踪、骚扰或者恐吓。这个人不是在家里突然遭到警察询问，就是因为交通小违章被无休止地阻拦，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交通和停车麻烦。试想在这种情况下，能哪段关系可以维持下来呢？
莎拉的大多数约会最后都是无疾而终。没有哪个男人想和一个带着一个孩子的女人出去约会。加上她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每天都会疯狂工作超长的时间，所以即使这个男人不介意她有个孩子，基本上莎拉还是没什么机会。每次要出去约会的时候，她可以为了工作把约会取消。不止一次了，和她已经走的很近的男人已经准备好了特别的约会等着她，可是却在最后一分钟接到她取消约会的电话。再有就是莎拉在离婚后越来越强硬的性格。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生活里不需要男人的女人，因为她结过一次婚知道婚姻是什么样子的。谁想看到历史重演呢？
第四章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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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KLM航班起飞后不多会儿，鲍曼就发现坐在前三排的一个男人直勾勾地盯着自己，那表情就像在说：我认识你。
鲍曼见过这张脸。
这个男人长得膀大腰圆，分头，眼睛深陷。鲍曼记得一定在哪里见过这张掉着双下巴的胖脸……可那是在哪里呢？肯定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是因为一件不太令人愉快的事情。马德里吗？
不是。
不是；他没见过这人。现在他终于可以肯定了。这个男人没盯着自己了；他在看后面几排，显然是在找别人。
鲍曼这才暗暗吐出一口气放松了下来，把身体靠进了椅子。机舱内空气闷且燥热。他一边的太阳穴上竟滚下一滴汗来。
就差一点点。他怎么样都得撑住。这个大个子男人让他想到另外一个人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出奇地像。鲍曼把眼睛闭了一会儿。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他仿佛觉得自己回到了马德里那个刺眼灼热的下午，而当时的自己却是在一件冰冷的酒店房间里。
他还记得，马德里里兹酒店那间套房安的是防弹玻璃。每天服务员都会送来新鲜的水果和鲜花。睡房是椭圆型的；所有东西都被或刷、或包、或盖成了乳白色。
四个年轻的巴斯克人穿着别扭的西服和领带进了房间：那时候要进酒店必须打领带。他们之中领头的就是一个留着短发的大块头蠢货。虽然之前有所耳闻，但是他们好像还是被鲍曼本人吓到了。当然，鲍曼当时也化妆了而且没有说话。他们根本看不见他的脸。他唯一泄露的一点特色还是为了掩人耳目：他本来不抽烟——后来在监狱才学会抽的——他�